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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晚节 作者: 沈醉 十二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第一个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后，1960年我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个看望的又是唐生明，因他在去功德林战犯改造所见到我时，便把他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五号的住址告诉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便第一个去看他，他和徐来及几个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欢迎。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有定量，不够吃，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北京后，除了常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我感到意外。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接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院，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济过陈。我听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时，上海特区区长吴nai宪是黄埔一期毕业，与陈赓同一中队，军统得知陈去了上海，吴带领大批特务到处去寻找而无结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见到你，怎么不知道你和陈赓有往来？”他听了大笑：“我和陈有往来，如让你们知道了，我就成了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说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而和共产党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包准会反驳你，毫不留情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产党是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的该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而真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为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贵”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使他吃过一段平生从没有吃过的苦头。首先是被全国政协的红卫兵把左手腕扭成重伤，1966年11月8日与他夫人徐来，一同被“四人帮”逮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因抗战前，徐来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去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把她打成“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还是被折腾死于狱中。唐生明于1974年才被释放出来，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屋内。伙食是东吃一顿西吃一顿，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政府发还了被抄的财物，他又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我和他几十年交往中，只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文革”开始后，全国政协的红卫兵对我们这些人去领一次工资，便打骂一次，大家把领工资视为畏途，我便答应代他们去领，计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领工资，照例是被痛骂一顿，我还主动打扫完厕所才把工资领到，会计室的同志从不刁难，说代谁领就让我代谁领，我正一份份地签字时，一位会计告诉我，从这月起原来扣发你们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以后不再扣发，过去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些没有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送到杜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郑庭笈都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当我大声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时，都猜不出，那个时候谁还记得照顾我们。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时，唐生明从正北房走出来，只见他眼眶通红，噙着满腔热泪走在我们当中，他边揩眼泪边用激动的口吻说：“这是周总理听说政协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准他们再扣，已扣去的还要补发。”我们这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唐生明又补上一句：“周总理对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过去，看到他还在揩眼泪。说实在的，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我们并不在乎，不扣而还补发，也只有那么多，但在那种人人喊打我们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这种感激心情，怎不使人流泪呢！ 1980年后，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经营商业，台湾方面来人告诉我，国民党因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折磨，企图拉他走回头路。我有次和他谈话时，暗示他应当把“文革”吃的苦头归到“四人帮”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听就懂，便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背叛党的，不论他们（指国民党）用什么优越条件，也不问他们拿出多少钱来，我不会半点动摇，而能保持我的晚节”，我当时为他这几句话感动异常。他又补充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我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去投国民党？”面对这位投去投来的特殊传奇人物，口直心快说出这番话来，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年10月24日，82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好友共400多人。1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并发表“唐生明同志生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伐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四·一二’后，在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同志到上海治疗养伤时，曾给予资助。”“对唐生明同志这种患难中的情谊，我们党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时为怀念和称道。”…… 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许多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有忘记，全部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出来，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神秘的传奇色彩。唐公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和自豪了。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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