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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之路 作者: 伯烈特·史宾斯 第一章：刘易斯（W．Arthur Lewis） 获奖年度：1979年 演讲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学历： 1937年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士 1940年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8年～1948年 伦敦大学讲师 1948年～1958年曼彻斯特大学（Unversity of 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教授（Stanley Jevon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年～1963年 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副校长 1963年～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麦迪逊客座教授（James Madison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重要著作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 《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成长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Order）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有波动，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创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主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因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 Survey 1919年～1939年），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1939年间世界经济的认知。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展的模型，已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匾乏。我曾希望透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ctural unemployment），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即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 cycle 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产能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为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 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是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业生产每成长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成长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我从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and Fluctuations 1890-1913）这本书。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 景气循环的历史轨迹 针对大恐慌究竟是否为单一事件的问题，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说法者认为，美国大概每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大衰退。持肯定说法者则认为，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其严重程度是先前历次衰退所不能比拟的。 几次重大经济衰退的年度分别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这一系列的衰退继续于1956年与1973年发生）。这一连串的衰退是由顾志耐（SimonKuznets）首先研究并加以界定，所以又称为“顾志耐衰退”。其后由于阿布拉摩维兹（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对此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个循环系源自营建业的长期循环周期，从景气的谷底开始，铁路建设积极展开，接下来是移民涌入，然后是兴建住宅。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繁荣后，接下来会有十年的衰退，涵盖所谓的顾志耐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系列的景气循环会相继1956年与1973年出现，实在出人意料，因为铁路的建造已告终止，同时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住宅建筑部门的规模都已大到一个程度，足以在整体经济中形成一个以二十年为周期的景气循环。 二十年的循环就谈到这里。又有一派主张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即在二十五年的相对创见，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着手撰写《成长与波动》一书的过程中，对此下过相当的功夫，但却没能在世界工业生产史中发现任何以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农业生产在1899年倒是面临了一个转折点。1873年～1899年间的农业产出的成长，远高于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后，一路滑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扬。由于物价上升，使得1899年之后的实际工资（Real wage）开始下跌。1899年之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农工产品之间相对贸易条件的改变。1899年之后的农业产出与价格呈现了此一改变的趋势，这一点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899年之后，全球的工业生产是否有较快的成长，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从1973年来，我们又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使康卓铁夫的学说再现生机，他的论述在欧洲正快速成长。这方面的论争，仍在持续地加温中。 再回到我个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研究产业结构；其次，我探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经济史；第三个部分则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研。我已经谈过前两个部分，现在则要谈谈经济发展的部分。 反对帝国主义 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个人反帝国主义的信念。我还记得七岁那年，家父曾带我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Marcus Garvey association）的聚会。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Labourin the west Indies）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我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我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我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ice）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我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我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我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我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十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我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部长。 经济发展理论 我之所以要述说这段故事，是要用来阐释我著作中的一个重点。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我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我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我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我前往曼彻斯特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我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The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我个人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two－sector model），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我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拉·汉蒙德（Johnand Barbara Hammond）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我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锡兰（Ceylon，称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一百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落？这是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锡兰，又是怎么回事？ 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am models）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了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访 1950年后，我曾访问第三世界许多地方，这和我在1947年与葛莱蒡斯（GladysJacobs）结婚有关。她来自邻近的格林纳达（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顾两个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访问就无后顾之忧。至今我们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国访问，有时是担任咨询顾问，有时是参加会议，有时则是前往任教。咨询顾问的角色，已逐渐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为例，如果一位学者在某一学问上专攻十数年之久，同时对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在造访一个国家并应邀提供各种意见时，他大概一定会说：“甲国正在实施这项计划，而乙国则正在尝试另一种作法。”不过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经雇用了为数不少的专业经济学者，而他们在经济分析技术及政策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可能仍乐于与你一见，但是关于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你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四处拜访中的所见所闻，让我获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争取高等教育经费不设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埃及与印度的经验，让我对所谓的吸纳容量（absorptive 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责任感。在我担任西印度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副校长期间，我就从不向财政部长多要一分我认为不该要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或论文，都是从人力资源预算（manpower budgeting）的方法来切入，而不用当时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已没落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纳（Ghana），我首次目睹过多移民涌入城市产生的后果，于是开始动笔撰写这方面的问题。 在牙买加，我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的现象，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 在印度，我碰到了贫瘠地带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根本无法生产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准的产出。至于我有关发展规划的著作，系以我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诸国研拟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为基础。 我在许多国家中学到了政治问题在许多层面的困难之处。其中最简单的层面要算管理的问题，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规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将贪污舞弊情事减到最少，如果这个问题和任人为亲相结合，情况就更严重，可能会导致指派不称职的管理人员。最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些国家大都不是由同质的人民所组成，在宗教、语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我所写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 inWestAfrica）一书，既点出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对策。本书出版之际，曾经遭受严厉的抨击，不过，现在该书的分析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心力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悲观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籍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我个人一直是属于乐观派，因为一开始我就认为欧洲人能做的，我们也做得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后看到开发中国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速度，更让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点，有关经济成长的研究充其量只处在婴儿期。各个国家起落浮沉不定，我们实在很难预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哪些国家在经济上会有最好的或是最坏的表现。不只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亦然。经济学在解释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是谈到预测未来，则常是沦为意识形态上的论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间，我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体系，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Nkrumah）博士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ck）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练（相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现察访问），让我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目前我已经出版了十本书以及将近八十篇的研究论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应该还可以再多写一本书以及十多篇的论文。不过当时我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次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我问他为何没有看到我们的征才广告而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因为你会忙坏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回顾我这一生，可以说像一种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经历过所谓转型期，因此了解转型前后两端的状况（尽管整个转型可能还没有完成）。我曾经遭遇各种常见的歧视——投宿遭拒、受到推荐却工作不成、种种失礼的对待等等。然而，有时预期会吃闭门羹，却发现大门敞开。我早就习于作打破惯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随着过渡期种种新机会的出现，这种情形是愈来愈少了。身为种族的一个表率，多少会有压力，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后面一路追随我的脚步，他们是否会吃闭门羹，有一小部分应该和我个人的表现有关。诚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我从没有想到我要成为经济学家。家母曾教导我要全力以赴，而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实践的。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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