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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记忆50年 作者: 宋强、乔边 1959年：雪山春雷 我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不离开自己的祖国。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49年 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与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相辉映，喇嘛们吹响了低沉的号角，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墙之内，农奴们在皮鞭的驱赶下，像牲口一样负重物，沿着石阶艰难地攀援。这就是60年代初李俊导演的黑白故事片《农奴》开始的场面。很少有人不为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人间地狱景象感到压抑和恐惧。这是新中国十七年间罕见的影片，无论在写实上还是风格上，都是非常杰出的。人们推举电影《农奴》与另一部《小兵张嘎》是代表着“十七年”间中国电影美学最高成就的作品，有着其充分的理由。“十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专用名词，“十七年”间大量的影片出现在电影频道里，供人们怀旧，咂摸流逝的滋味。人们用特殊的感情去重新触摩“十七年”间雪点跳荡、色彩黯淡的电影胶片，并不会以今天的鉴赏尺度去苛求它们，然而，“十七年”电影中的优秀作品仍然可以给90年代的观众真实的欢悦或痛苦，《农奴》和《小兵张嘎》便是如此，它们并不因题材的古旧而丧失穿透力，相反，以《农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作品在美学上的成功，可以使人相信：如果不是后来的那场“革命”，中国电影水平完全可以早早地超越《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代。 毫无疑问，《农奴》标志着电影业从“全盘苏化”走向民族风格探索的转变，主人公强巴咬碎了自己的舌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哑巴，从此以后，电影空间变得开阔，而镜头变得沉郁而令人窒息，电影工作者天才地利用中国传统美学的“留白”、“镂空”等原理，向汉族同胞展示了他们以往并不熟悉的藏域世界：雪山，寺庙，服饰，沾染着鲜血的哈达，阶级压迫的颤栗，民族解放的曙光。 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内地的同胞们除了不时领略到西藏歌舞和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两位年轻的副委员长的风采外，大多数人对西藏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解放前的文艺作品中，除了周文的某些小说涉及到川康边的风情，李劼人的《大波》中，出现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西康境内“剿番”的片断，除了浮光掠影式的笔猎外，人们很少知晓藏域社会的内情。建国后的电影《金沙江畔》，直面描写了四川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深的隔膜，这种隔膜是有史以来长期的民族压迫的产物，只有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打倒了三座大山后，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才有可能获得实现。1951年的和平解放实现了西藏人民自由的第一步，然而，直到1959年的叛乱发生之前，对反人权的西藏农奴制度触动很少，秘密的酷刑和杀戮很难为广大的内地民众所知悉。而《农奴》是开山第一篇，它不仅描绘了一个痛苦的西藏，而且展示了一个人性觉醒了的充满希望的西藏。 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主力，和平进入世界屋脊名城拉萨，当年的纪录片上可以反映忠勇的解放军战士开进拉萨城的情景，八角街上摇曳着彩绸和哈达，人们载歌载舞欢迎金珠玛米的到来，看不到任何不和谐的地方。然而，许多年以后，一本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连环画《不许出生的人》袒露了某种敌意：画面上，穿着英式服装的藏军懒洋洋地敲打着军鼓，而僧侣贵族和农奴主一脸沮丧地垂着头。70年代末上演的话剧《不许出生的人》不可避免地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舞台上，那个女牧主逃亡印度未遂，摇身一变，兴高采烈地向群众宣布和平解放的消息，并热情洋溢地说：“我现在已经是政协委员了……”而在她口头上拥护解放的同时，却把一名叛乱头目、帝国主义特务藏匿于密室中，直到1959年，阴谋才开始败露，至今我们仍记得密室被打开的情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奴无意间闯开了密室，一下子同他的旧主人撞了个满怀。他的旧主人——也就是叛乱头子——仓皇地退回了密室，老农奴战战兢兢地说：“我什么都没看见……”。这一情节有着独特的意义，西藏——神秘的香格里拉——在1959年前，它的社会本质好比隐藏在密室里的罪恶，直至50年代末的一声春雷，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剥皮抽筋，人骨法号，由《农奴》和女藏胞巴桑揭露的一切，使人们懂得了什么叫最残暴的人类压迫。 本年度达赖集团公开叛国，西藏的战斗和炮轰金门一样，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内战斗。然而，1959年的平叛战斗和金门之战仍然算得上50年代的胜利，它不仅考验了国防能力，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西藏广大农奴来说，它意味着这个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结束了惨无人道的奴隶主统治，这也是人类革命的胜利。众所周知，中世纪式的奴役在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比如直至80年代，非洲的毛里塔尼亚才宣布废除奴隶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追求幸福和自由，一直是20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主题。没有理由将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农奴解放排斥于这一进程之外。西藏今天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有少数人纠缠不休的一个“问题”，但中国人会说：1959年雪山的春雷给地球上最黑暗、最压灭人权的制度划上了休止符，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 ※ ※ ※ ※ 从史料记载上看，1959年的叛乱起因似乎源起于“看戏事件”，然而，这仅仅是表相而已，以达赖为首的上层势力的离心倾向实际上由来已久。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指释迦牟尼涅架2500年——编者），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我们共产党是被别人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实际上，确实有人在给达赖施加影响，达赖本人也曾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迟迟不肯回国，后经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才回到拉萨。 西藏上层集团公开反对“民主改革”，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进行“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党和政府对这种错误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警告，同时考虑到进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故决定在六年之内暂不进行改革，六年之后改革与否再现情况而定。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对此正式作了宣布。可西藏上层集团一些人反而以为中央软弱可欺，人民解放军“害怕”他们，竟然召开“庆功会”，组织“曲细岗珠”和“卫教军”等反动组织，不断发动零星的武装叛乱，并于1959年3月在拉萨公开打出“西藏独立” 的旗帜，在西藏地区全面发动了武装叛乱。 武装叛乱的导火索是所谓的达赖“看戏事件”。 达赖对一些新事物比较感兴趣，早在1958年11月，当他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学习了许多新节目回拉萨后，就向军区表示想看文工团的演出，由于灯光、道具携带、布置不方便，演出只能放在军区军人俱乐部大礼堂。1959年2月7日（藏历12月29日），是西藏宗教中传统的驱鬼节，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跳神”活动，回到罗布林卡后，达赖即派人用电话跟工委统战部联系，商定3月10日下午2时半到军区去看戏。3月9日，双方又就看戏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了安排，这一切情况，西藏地方政府的几个噶伦都是知道的。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借此策划了一个阴谋。 9日深夜， 拉萨朗子辖（市政府）的墨本（市长）洛卡娃向一些市民造谣，称军区要毒死达赖，鼓动市民第二天去劝阻达赖看戏，第二天上午，一些不明真象的藏族同胞被胁迫，被骗至罗布林卡大门口，西藏地方政府的警察、“卫教军”荷枪实弹地在大街小巷巡逻，整个拉萨谣言四起，局势十分紧张。中午时分，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爱国人土帕巴拉·索朗降措去见达赖，在罗布林卡门口被叛匪砸死。西藏地区政府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汽车去罗布林卡，结果车被砸坏，人也受伤， 幸亏保卫人员及时抢救，才幸免于难。下午3时左右，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的遗体系于马尾，用马拖着在拉萨游街示众。一千多叛乱分子举起“雪山狮子国”旗帜，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的口号，恣意捣毁机关、商店、学校。当天晚上，西藏地方政府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西藏独立”，“与中央决裂”，命令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拉萨三大寺的喇嘛向市区集结。当夜1400多名喇嘛和2000多藏军、“卫教军”开进市区，并派一部分武装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控制之下。 接下来的几天，拉萨城里枪声不断，火光冲天。叛军推举了“人民会议”的领导，调整了“西藏独立国”的武装总司令部，并向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通报了情况。叛乱分子在布达拉宫右侧的药王山上安放了大炮，将炮口对准了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并在军区门口架设了机枪。 到3月19日， 拉萨城里已聚集了武装叛乱分子7000多人，西藏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武装叛乱。 3月20日凌晨，叛军向拉萨的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霎时间，拉萨城内枪声、炮声隆隆不断，不少地方火光冲天，一场恶战开始了。 面对这次大规模的叛乱，西藏工委和军区临危不乱，沉着应付。当时西藏的工作由中央驻藏代理代表、 军区政委、工委副书记谭冠三主持。3月10日，谭冠三即与西藏地方政府严正交涉，指出这是有预谋的分裂祖国的事件，性质极为严重，要求他们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彻底追查主谋，并保护好达赖的安全。许多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爱国同胞坚决反对这次叛乱，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和家属到军区大院，在这危难时刻坚决同祖国站在了一起。 据报道：当时人民解放军驻拉萨的部队并不多，除了各机关警卫部队外，能机动作战的只有1000多人。在叛匪的进攻面前，守军和民兵沉着应战，英勇抗击，青藏公路运输站是叛军进攻的重点，80多人的一个民兵连，打退了敌人3次集团冲锋，牺牲了6人， 却使叛军没能前进一步。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人民医院、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在叛军的进攻面前巍然屹立，使叛军留下大片的尸体。 3月20日上午10时，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解放军驻藏部队打响了反击叛乱的信号弹。西藏军区发布了“奉命讨伐，平息叛乱”的布告。乌合之众的叛军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很快就溃不成军。 在炮火的支援下，以159团的一部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拔掉了威胁我军区指挥机关的叛匪制高点，切断了拉萨市区与罗布林卡的联系。傍晚，又有约一个团的兵力攻占了罗布林卡，歼灭了叛军的主力和指挥中心。21日，解放军回兵市区，对叛军形成合围，逐个歼灭了据守在大昭寺、小昭寺内的叛军。22日上午，盘踞在布达拉宫的叛军见大势已去，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至此，嚣张一时的拉萨的叛乱已经平息。此战共歼灭叛军5360名，缴获各种枪枝10212枝，轻重机枪183挺，各种火炮39门，炮弹二万余发，子弹一千万余发。。 达赖一行600多人乘夜出逃， 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在叛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的武装叛乱活动还得到了外国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叛军训练“游击队员” ，1957年8月，将两名藏族特务空投至西藏，并带电台潜入拉萨，在达赖身旁活动。达赖出逃前，这两名特务带电台随行，并与美中央情报局保持无线电联络。从1959年9月至1961年3月，美国还向西藏腾格尔海等地区空投了特务50名，并出动飞机19架次给叛军空投武器。印度政府也极力支持达赖，印度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迎接达赖到印度，并为达赖集团的活动提供各种方便。 拉萨的武装叛乱平息之后，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撤销索康等18名叛乱分子的自治区筹委会委员职务，任命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兼秘书长。 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驻藏部队和增援部队迅速在日喀则、亚东等地解除了藏军的武装，并对山南等地的叛军进行围剿。 到1962年上半年，经过3年的战斗，解放军平叛战斗胜利结束，基本肃清了西藏境内的叛军。 共和国1959年不平凡的春天，雪域的农奴解放写下了困难时期的令人振奋的一章。 同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北京万人大会上，就联合国讨论所谓“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反驳道：联合国讨论所谓西藏问题，是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行为，是完全非法的。这一所谓提案硬说什么西藏人民没有“基本人权”、“没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诬蔑中国政府在“镇压”西藏人民，要“消灭”藏族，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捏造，班禅说：“过去，西藏人民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统治下，确实没有根本人权，没有公民自由。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这些先生们为西藏人民讲过一句话。……我要正告这些先生们，西藏人民和全中国各族人民对你们的这种卑劣行为是坚决反对的。……西藏人民基本不会因帝国主义分子的叫嚣而改变自己前进的方向。” 尽管后来西藏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一样，经历了命运的动荡和起伏，然而，十世班禅在人民大会堂里充满爱国热忱和正义精神的演说回荡在岁月时空里，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希望的高涨，班禅大师的遗训会越发显得珍贵，垂范千古。 年度记事 ★ 庐山会议 7月2日至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其间风云突变，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成为“反党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人被打成“猖狂向党进攻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受到批判，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议》、《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会议结束后，全党掀起“反右倾”斗争的高潮。 ★ 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竣工 在国庆10周年前夕，10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在北京落成，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官、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其中最为雄伟的是人民大会堂， 它座落在新扩建的***广场西侧， 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 体积达159.69万立方米，整座建筑由万人大礼堂，5000个座席的宴会厅和全国人大的办公楼组成。人民大会堂全部工程，只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集现代风格和民族传统为一体。十大建筑犹如10颗明珠，给古老的华夏之都增添了绚丽的风彩。 ★ 实行特赦 9月14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议：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特赦确实已经弃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中共中央的建议说，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在押各种罪犯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根据这种情况，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7日，全国人大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了特赦令。 ★ 我国发现大庆油田 50年代中期，“铁人”王进喜在北京街头看到公共汽车上的煤气包，心情十分忧愤， 而今年9月25日，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盆地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10周年，油田由此而命名为“大庆”。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是“贫油国”的论调，解放前，中国只有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 石油沟两个气田，大庆油田的开发，便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4年后，周总理自豪地宣布：中国已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 党的好女儿向秀丽 25岁的向秀丽是广州何济公药厂的女工。本年12月13日，工厂因酒精泄漏发生火灾，向秀丽也被火焰烧着衣衫，这时候，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逃离火区，在离火区不远的地方，有几桶金属钠，如果着火就会发生剧烈爆炸，给工厂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紧急关头，向秀丽纵身扑在地上，用身体拼命拦截燃烧着的酒精。火烧灼着她的身体，她的左手被烧焦了。但向秀丽强忍着焚身之痛，直至昏迷。 当向秀丽苏醒过来的时候，劈头第一句话就是：“金属钠没有爆炸吧？厂损失怎么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向秀丽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了。中共广州市市中区委员会举行追悼大会，正式追认向秀丽为中共正式党员。 ★ 统一计量制度 7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 ，确定国际公制为我国基本计量制度，并统一公制计量单位的中文名称；在保留市制计量的基础上，改市斤为十进制（中医处方用药除外）；除了特殊情况必须使用（如海里）外，取消英制和其他一切旧式计量单位的使用。 ★ 紧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指出：1958年以来，社会集团购买力急剧膨胀， 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为缓和这一状况，中共中央决定：一、从6月份起，节约公用开支8亿元，除特殊情况外，暂停拨放给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办公杂支、器具购置方面的经费；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本年要把县以上企业职工人员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 从而减少工资方面的支出15亿至18亿元；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四、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储蓄。 ★ 广东举行粮食大辩论 《南方日报》从10月17起，陆续发表文章，驳斥“粮食紧张论”和一部分人关于“粮食越吃越少”的论点。文章的题目分别是《去年粮食大跃进不容抹煞，农民生活大改善铁证如山》、《农民是少吃了粮食吗？》、《吃多了吃少了有案可查，粮食问题大是大非有分晓》。南海县兔约大队富裕中农黄丽容、麦七才等，攻击人民公社， 说“去年粮食大跃进是假的，农民留粮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口粮是4两庄（即每人每天只吃4两） ”等等，广大贫下中农对此表示愤慨，一致要求和他们算帐辩论，算细帐证明，农民的口粮不是少了，而是增加了。 ★ 粮食问题严峻 10月，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3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3省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农村最严重的问题。 其中广东省已饿肿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对增产幅度估计过高，产量数字水份过大，再加上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以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中央指示，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达不到的目标，应该修改，不要硬性下派。 ★ 容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4月5日，中国选手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这次男子单打比赛集中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多个优秀选手， 容国团苦战26个回合，终于取得了这项荣誉，并打破了日本选手垄断单打冠军的局面。 容国团生于香港，15岁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8年获全国锦标赛冠军。他的打法以快攻著称，技术全面，能攻善守，比赛中头脑冷静，拉、搓、推、挡、左右抽击等技术运用自如，将中国近台攻击技术的“快、准、猛”发展为“快、准、狠、变”。 这样一个为新中国摘取体育荣誉的人后来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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