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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舌战 作者: 王沪宁、俞吾金 青春无悔 一直相信人生的某种机缘。 一直相信有一个又一个既定的驿站，在远方召唤命运的列车。 一直相信青春应该做点什么，好让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有一点激动与喝彩，好让如梭的岁月无声流逝以后，总还有点什么值得回忆和纪念。 因为年轻，便总会在隐约之间期待着辉煌。 而舞台往往就在瞬间展现。 就在满二十三岁的生日那天，午饭后，我同平常一样拎着暖瓶悠悠地去泡开水。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那张题为“重温光荣与梦想”的巨幅海报。 在此之前，我连一场完整的辩论赛都不曾看过，自然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作为唯一的女辩手，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更想不到，我会在热带一个美丽的岛国，接受副总理的颁奖……从报名参加选拔到成为复旦辩论队的队员，从训练到出国，从场上舌战群儒到将冠军的奖杯高高擎起，所有的日子也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而青春，本来就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不仅仅因为那座圆梦的奖杯，不仅仅因为虹桥机场的鲜花、掌声、人潮和闪光灯，还因为今生曾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经历，结识过这样一群出类拔萃的人，还因为确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为它尽到了全部的努力，并最终如愿以偿。 终于，我们可以骄傲地说：青春无怨无悔。 ８月２１日的清晨，我们复旦大学辩论队一行七人，悄悄地离开银河宾馆，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这是新加坡广播局第四次举办大专辩论会了，但却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前来参加角逐的劲旅不仅有前两任冠军复旦队和台大队，经验丰富的马来亚大学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队，还新增加了分别来自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三支队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队、英国剑桥大学队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队。香港则由中文大学换成了更富辩论传统的香港大学。虽然在第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除了台大那位火旺副教授之外，几乎所有的领队都谦虚客套了一番，但是，哪一个参赛的队伍不想问鼎冠军宝座呢？倘若当真只是为了“学习”，那倒大可不必登台亮相，只消静坐观摩就够了。 而我们此行赴狮城参赛，似乎除了冠军别无选择。复旦人在期待我们，同胞们在期待我们，甚至对五年前那场精彩的世纪之辩记忆犹新的新加坡也在期待我们…… 飞机在蓝天白云里漂。我一直不觉得飞机是在天上飞，而觉得飞机分明是在水里漂。 蓝天。白云。 我永不厌倦窗外的风景。 但是，当我走下舷梯时却是涕泪涟涟，因为降落时晕机。为了给人以最佳的第一印象，我不得不在教练们的劝导下努力调整表情，趁人不备时凭空演习了几个微笑。直到现在我还想，如果我一亮相就双眉紧锁，满面愁容，新加坡报界一定不肯慷慨地将“不温不火、非常亲切”这样的溢美之辞送给我。 如果一定让我概括地谈谈新加坡印象，那么我会说，新加坡让我想起晋人陶渊明所作的《桃花源记》，描述那样一个美丽富庶、和平合理的世外桃源，人人快乐平和，安居乐业。 仲夏的星岛，就好像一个鲜艳明亮的迷梦：从现代派的摩天大厦到童话般的小房子，无不色彩明快，造型别致，即使是政府组屋，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幢。街道清爽整洁，秩序井然，各种世界名牌小汽车汇成川流不息的彩色河流，堪称最富点缀的街头即景。整个城市几乎是纤尘不染，热带的花花草草则将都市打扮成一位盛装的新嫁娘。 新加坡的好，就在于她有着现代化都市的先进、便利甚至气派，但同时又不失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与宁静。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度，你随时会看到各色人种从身边擦肩而过。在这里，除了华人，最多的当属马来人和印度人。我们常常去排档吃马来人做的辣面和印度人做的蛋饼。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辣。新加坡人似乎对辣味食品情有独钟。排档上的老板多是些和气温吞而又颇具人情味的老头老太。如果你讲华语，他们很乐于也用华语同你攀谈几句。在新加坡，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是并列的官方语言，所以他们的任何一个政府公告都用四种语言表达，他们的总理的致词也总是用四种语言各讲一遍。 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新加坡人，除了街头排档的老板伙计，就是广播局的工作人员和新加坡国大队的队员们。朱亮亮女士和她所领导的华文时事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工作讲究效率，作风踏实严谨，同时不失亲切随和与善解人意。总有一种感觉：新加坡人似乎比香港人、台湾人更接近大陆人。 新加坡使用的华语是北京语音，华文是简化汉字，而新加坡人的待人接物几乎让我们感觉不到是在同外国人打交道。国大队的妙慧，被我们的男生公认为是很中国化的姑娘，以至于我们每一个男生都同妙慧合了一个影。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喜欢一个人或许只是在初见的时候；认识一个城市很可能一生都不够，但热爱一个城市却可能是瞬间里发生的事。 赛场上的交锋还未正式开始，赛场下的较量却早已拉开帷幕。 台大队的两位漂亮小姐吴淑燕和吴芸真跑来同昌建聊天，我的身边则坐着英俊潇洒的蔡仲达……建立友谊？还是探听虚实？抑或兼而有之？ 台大队深夜突然登门造访，我方只有俞老师一个人坚守阵地，我们在隔壁严嘉和昌建的房间讨论。我脱掉鞋子，蹑手蹑脚地凑到窥视孔前，向走廊里张望……好像小时候看的电影突然搬到生活里来了！ 大决赛的前一天，广播局组织辩论队员们去新加坡最负盛名的圣淘沙观光。我们没去，台大队也没去。第二大两队在化妆室外的走廊里狭道相逢，大家都是脸孔白、眼睛红、眼圈黑。不上场的芸真还提着他们的午餐当后勤。 今天，当辩论赛已经结束的时候，每每回想这一切，便会被一种感动所萦绕。当我们从辩论台上走下来彼此握手的那一刻，忽然感到他们很可爱。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一样的认真，巧的是复旦队和台大队的年龄总和都是９３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我们本该成为真挚的好朋友，但是，我们连一张两队的合影都不曾留下。 辩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 辩论是一件激动人心的艺术品。 为此，我们必须去努力。也正是努力之后，我们才有资格有权利对辩论作如是说。 当我回到上海给朋友们看照片时，他们会惊异地说：“嗬，成本低，全是室内剧，没有外景。”他们哪里会想到在新加坡的十天里，连从从容容地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２５日中午赞助商大宴宾客，我们只喝了一道汤就匆匆离席，去向殷勤的主人道歉，然后饿着肚子回房间准备当晚的半决赛，我们又哪里有时间、有闲情去拍外景照呢？我们带回来的照片，一半是在房间里的训练照，一半是在辩论现场同各方人士的留念照。 比吃饭更要命的是睡觉。我一生不曾觉得睡觉是如此美妙的享受。奇迹在于连日的熬夜并未使我“消得人憔悴”，不过，每天站在房间配备的体重秤上，指针却明确无误地表明我确实已“衣带渐宽”，回到了大学时代的记录——４４公斤，比在长海医院住院每天吃半流质时还要轻。 为了早晨能够多睡半小时，我向俞老师申请不同大家一道出去吃早饭。善解人意的俞老师不仅批准了我的申请，还送来饼干。而我总是边讨论边泡饼干吃，省去了早餐时间。发现了如此窍门，后来连隐形眼镜也在集体讨论时洗好了。 打败了踌躇满志的剑桥大学队，打败了处变不惊的悉尼大学队，终于又跟老对手台湾大学队碰头了。 关于人性本善本恶，真是遭遇到的最头痛最棘手的辩题。作为辩论会的决赛辩题尤其难以驾驭。自己作为一辩陈辞，既要争取观众方面的场上效果，又要考虑评委方面的接受心理，既要在立论上体现出思想深度，又要在表达上深入浅出、直来直去。我必须自然流畅地完成我的三分钟陈辞，让评委听明白我方立论的逻辑层次，同时，我还担负着一辩发言结束后获得的掌声要绝对压倒对方一辩掌声的使命。然而，在大决赛的前夜，我却迟迟拿不出令人满意的一辩陈辞。 为了保证决赛场上的嗓音和精力，队员们十一点就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理智拚命地劝自己必须早睡。理智说：休息好才可能在场上有清醒的头脑和敏捷的反应；理智说：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你必须从心理上真正接受目前既定的辩辞；理智说：训练到了这种程度，没有不能辩的题目，有什么可心虚的？理智又说：快睡吧，实在不行明天还有一个上午嘛……稿子终于在凌晨三点钟改定。我倒头便睡。 这一场星岛仲夏梦做得实在太累了，但醒来很圆满。 ——席慕容《乡愁》 月亮升起来了。 月亮升起在雪尔斯桥上，升起在星岛的热带海风里，升起在水畔、在天涯。 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也是我们到新加坡后第一次以轻松无忧的心情散步。 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广播局举办的告别晚宴上穿梭流连：我们去评委们的桌前，同金庸先生，同杜维明教授，同许廷芳律师合影。这些久仰其名的大家名流，竟是如此谦和平易；我们去赞助商们的桌前，感谢他们的支持，那位热情地宴请过大专辩论会全部成员、还特意送给每位来宾一瓶大华酱油的老人向我们伸出微微颤抖的手…… 三个小时前，正是那个无数夜晚魂牵梦系的时刻：我们终于捧起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奖杯！我从李显龙副总理手中接过奖杯，将它高高擎起。掌声如潮。灯光闪烁如花。我们的目光投向我们的教练、投向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的顾问…… 四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大决赛的辩论场上唇枪舌剑地鏖战…… 六个小时前，我们还坐在化妆室里，任凭化妆师们浓妆淡抹…… 二十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文华酒店的１１１０房间，摩拳擦掌…… 十天前，我们还在上海银河宾馆壮行的晚宴上，为“复旦必胜”干杯…… 而此时此刻，我们终于走完了一百多个白昼黄昏。我们终于能够不违初衷，无憾无悔。 星岛的晚风，习习可人。我们随着“导游”——张洪明老师和他的学生妙慧小姐，随意地走着，热烈地谈着。 其实，整个比赛过程中，张老师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张老师曾在复旦中文系任教，留美获博士学位后，应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们初抵新加坡，张老师就赶到我们下榻的文华酒店来看我们，虽是初识，却没有一点拘束与隔膜。他向我问起复旦中文系的昔日同事们：朱立元、陈允吉、梁永安、王东明等老师。张老师身为留美博士，在国立大学享有高薪并深受尊敬，但他从衣着打扮到言谈举止依然那么随和平实。张老师请我们去新加坡最高的旋转酒楼“麦思奇”吃粤点，张老师从国大图书馆为我们借来了最急需的图书资料，张老师在大决赛前给我们送来西洋参片和润喉丹，同我们共同分析辩题，替我们买午饭，张老师甚至给我们每位队员５０新元，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母长辈给小孩子的压岁红包…… 张老师在用各种方式给我们鼓劲、加油、喝彩。只因为我们同是复旦人，同是中国人。 为我们鼓劲、为我们加油、为我们喝彩的又岂止张洪明老师一个人？那些旅居狮城的同胞们听说复旦队代表中国大陆来参加大专辩论会，便千方百计地弄到票子，自愿地来给我们助威当啦啦队，有的人没搞到票，就不辞劳苦地等在门外。每一场比赛结束，都会有热情的中国同胞涌到台前，激动兴奋地同我们握手、合影留念。的确，能够在异国的土地萍水相逢，是一种缘份。愿那一张张瞬间的凝固能够纪念这人生不易的缘。 我一直不能忘记一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初赛结束时，就有一个梳短发、戴眼镜的小姑娘跑上来，拉住我说：“姜丰姐姐，你讲得真好，我真羡慕你。”原来，她一个人从北京到新加坡来读书，现在还是个中学生，她一见到我就有些哽咽：“我已经三年没回过中国了，姜丰姐姐，我真想家啊……”除了紧紧地握一握她的手，轻轻地拍一拍她的肩，我还能说什么呢？ 没想到，大决赛结束时，我又见到了这个梳短发、戴眼镜的小姑娘。我真想不出这个小小的中学生如何能够入场，要知道，大决赛的票子已被炒到炙手可热的地步呵；我同样想不出小小的她如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到我。大决赛下来，祝贺的人、合影的人已汇成热闹的人潮。 小姑娘扑在我的肩上哭起来。平生还不曾有人扑在我的肩上痛哭。然而，除了紧紧地握一握她的手，轻轻地拍一拍她的肩，我还能说什么呢？ 小姑娘把一个精心包装的漂亮礼品盒塞到我怀里。而她唯一的愿望是想要我胸前所戴的复旦校徽，当我把校徽摘下轻轻放到她手里，小姑娘的眼眶又潮湿了。 当我回到上海，拆开那个精美的礼品盒，才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封信： 姜丰姐姐： 您好！还记得星期三那晚初赛结束后与您握手的那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吗？可惜你们与悉尼大学的半决赛和今天与台湾大学的决赛，我都无法得到入场券，不能到场为你们助阵，但我衷心地预祝你们可以载誉而归。您为这次比赛是不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您陈词的时候，是那样自然流畅，声音亲切，立即就吸引了全场观众的注意。你们的语音是不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您现在就读复旦大学，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远离家人呢？刚开始的两个月滋味真的不好受，不过已经慢慢习惯了。我是取得奖学金在新加坡修读两年中学课程，您问我会不会在这里读大学，可是您知道我的理想大学是哪一所？那就是复旦大学！ “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来自北京，所以这次见到你们，从祖国来的同胞，真是兴奋不已，冒失地给您写了这封信，如果您能收到的话，请不要见笑。随信的这份礼物是我临时挑选的，不很好，愿它能陪伴着您，经过千山万水，回到祖国去，带着美好的祝愿。 希望有机会再次相见！ 祝你们新加坡旅程愉快！ 一个来自祖国的同胞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不知名的小妹妹呵，我也不知道何时我们才能再度相逢，是相逢在杏花春雨的江南，还是在海上月明的星洲？不知名的小妹妹呵，人生是一班正点运行的地铁，我们不得不同一个又一个站台挥手作别，因为远方有一个又一个驿站在恭候。或许今生不再相遇，但这一份平淡的温馨，却会伴我风一程，雪一程，共走人生路。 世界真小。剑桥大学的一辩汤之敏和夫人（剑桥队的领队）谭洪竞都是复旦校友，初赛一下来，汤之敏就握住俞老师的手说：“我没有给复旦丢脸吧？”而剑桥的二辩孙学军，则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闲聊中，我们还发现居然有着共同的熟人。 剑桥到底是堂堂名校，他们不仅在场上身着漂亮的晚礼服，口若悬河，滔滔论道，而且在场下也是风度翩翩，从容稳重。我们初赛与剑桥队对垒，是安排在初赛的最后一场——第四场。一方是志在卫冕的前任冠军，一方是可能一鸣惊人的名牌学府。初赛的帷幕还未拉开，两队就已被炒得如日中天。 剑桥队沉得住气，我们也不乱方寸。在酒店大厅、在巴士上、在电梯里、在席间，两方队员偶遇，也只浅浅一笑。大家心照不宣，不谈辩题。唯独一次例外。那是在拜会广播局高层领导并互换礼物的２３日冷餐会上，坐在我身边的汤之敏帮我也盛了一碗马来风味的“莫莫咂咂”，热心地劝我多吃一点，并打趣说：“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喔。”但仅此而已。毋庸讳言，作为参赛的辩手，谁都希望自己是赢家。但自始至终，我们和剑桥，谁都不曾有过任何小动作，赢得精彩，输得漂亮！ 初赛结束那晚，剑桥请我们复旦队和台大队一道去文华三十九层的酒吧共饮。对了，剑桥的一辩汤之敏和二辩孙学军是大陆去英国的，而三辩吴俊仲和四辩季麟扬则是从台湾去英国的，他们也找到了同乡人。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 今夜，相逢在这个青青小岛。我在海的这一边，你在海的那一边。我们本来都是同乡人。我们本来有着同样的乡愁。 今夜，我们唱歌，我们谈笑，我们共饮。 今夜，我们让青春与青春对话。 从文华酒店的三十九层极目眺望，是万家灯火的新加坡。 在这一片都市繁华中，我却总是情不自禁地想着唐人张若虚。那该是怎样的一个离乡的老人，在水边、在月下、在天涯，浅斟低唱，轻轻吟诵着那一曲千古绝唱《春江花月夜》： …… 白云一片去悠悠， 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 应照离人妆镜台， …… 当告别晚宴接近尾声，我们躲开喧闹的人群，悄悄溜出来。 决赛终于结束了。我们要消受一下这属于自己的最后时光。于是，在张洪明老师的提议下，我们去河滨散步。 本来，新华社驻新加坡的记者蔡锡梅女士一直很热心地要开车带我去玩，但比赛一场接一场，根本无暇接待任何来访或赴约，甚至无暇在电话里聊天，更不必说出去玩了。直到比赛结束了，我依然没有个人的时间。蔡女士理解我要同队友们共享这份艰难鏖战得来的胜利的喜悦，只是用力地将我的手握了又握。她的女儿邢臻与我同龄，几次短短的见面已使我们成了好朋友。决赛后，我们的身边总是热闹喧嚷，邢臻找到我，将备好的礼物送给我。还没谈几句，我就又被拉去拍照。等我回来，人群中已找不到邢臻和她的母亲。直到上飞机，我都没有机会打个电话同她们母女道别。 我们在张老师和妙慧的陪伴下，乘地铁来到河滨。这里是新加坡著名的金融区，新加坡的美丽与情调，富庶与繁华在这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座座现代派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一棵棵热带植物无忧无虑地生长。远处是著名的雪尔斯桥，近处则是象征着狮城新加坡的白狮喷泉。 我们一行人沿着河堤慢慢地走。严嘉说这里很像周末的复旦校园。每走几步就会遇到一对年轻的情侣，情侣真是人间最好的风景。有人相爱着，真让人由衷地感觉到生活真美好。 走着走着，才发现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两个人。原来是两个从大陆过去工作的年轻人，看过我们的辩论赛录像，在地铁上认出了我们，就一直跟着我们而来。异国相逢的同乡人总是那么容易交流、容易亲近。俞老师跟那位男士越谈越投机，俨然是他乡遇知己了。而女孩则同我和季翔聊起来……人生何处不相逢，莫道相逢犹如梦！短短的新加坡十日，与多少生活在别处的同胞相遇、相识，又匆匆相别离，不知何时何地，才会再相逢、相聚。既然是天涯旅人，就让我祝你们一路平安！ 那天中午是如此行色匆匆。 匆匆地从牛车水赶回来，来不及从容地为亲友选购几样小礼品；再匆匆地兑换了钱币，然后匆匆地收拾起行囊，退掉房间；酒店的大厅里站满了辩论会的朋友们，港大的、台大的、剑桥的、马来亚大学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悉尼大学的，然而，我们已来不及一一作别，就匆匆地上了巴士，只轻轻挥一挥手，道声再见，道声珍重！ 车窗外的行道树疾速向后倒去。美丽的组屋、高大的椰子树、如茵的草坪和湛蓝的海岸线都纷纷地向后倒去。 广播局的邓炯才、林文庆和陈术送我们走。 车上安安静静。 到了机场，才发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妙慧早已手持一束“毋忘我”等候在那里了。 妙慧拉住我，将那一捧淡紫色、还配了满天星的小花递到我手中； 妙慧伏在我耳边，悄声说：这花叫“毋忘我”……我是抱着那一捧“毋忘我”花在与送行的新加坡朋友合影的； 我是挥舞着那一捧“毋忘我”花在同美丽的新加坡作别的； 飞机以每分钟５００米的速度升空；那座青青的小岛终于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也许，十天实在是太短暂了，或者说我们在准备辩论之外留给自己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来不及细细打量一下以美丽著称的新加坡，来不及同新结识的异国朋友们多聊几句；来不及去赴那些热情友好的宴请，甚至来不及回那些电话留言…… 遗憾确实太多了。 直到现在，我想起一位名叫爱玲的马来西亚女孩，仍然心存歉疚。 爱玲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秀秀气气的眼镜，这使她看上去比其他女辩手都更文静、更书卷气一些。她是我到新加坡最早结识的一个朋友。我们和马来亚大学前后相差半小时抵新加坡，广播局安排我们同乘一辆巴士去酒店，也许这便是我们最初的缘份吧。在后来的十天里，我们复旦队和马大队一直是亲密的朋友，我同他们唯一的女生爱玲自然也成了好朋友。 还在巴士上的时候，严嘉、季翔他们就已同崇远、志伟他们相当熟稔了。而我同爱玲还没讲话，也许是由于我刚刚经过晕机，一副没精打彩的样子，也许是由于女孩子本来特有的矜持吧。但我们一旦熟悉起来，就几乎无话不谈了，我们谈论各自校园里的事情，谈论各自的旅行见闻，我们还比较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书籍的行情，我答应帮她寄买中文书，我们甚至还谈起了张爱玲，她同我一样是学文学的。我最初喜欢爱玲，也许有一个潜意识的原因：她同我最喜爱的女作家张爱玲同名。爱玲可以流利地讲华语、英语、马来语、甚至粤语，真是羡煞人。我几乎意识不到爱玲是外国人，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一样。 此刻，我的小书架上就摆放着两个精致透明的小瓶子，里面盛满了五颜六色的幸运星。那是爱玲在我们半决赛和决赛上场前悄悄塞给我的。其中的一个小瓶子上还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 幸运星给幸运的你 我确实是幸运的。我不仅幸运地入选复旦集训队，和我的队友们舌战群儒，捧回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奖杯，而且我还得到了我的教头们和队友们那么多的呵护与照拂，得到那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的关注与支持。我相信在这些方面，爱玲同样是一个幸运的女孩，但作为一名辩手，我不得不替爱玲扼腕叹惜。马大队在初赛中即在悉尼大学手下败走麦城，而淘汰赛的形式不再给失败的一方任何机会，正如朱亮亮女士在初赛第一场后所言：我们的杀伤率是５０％。每场比赛下来，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作为好朋友的我，却不能给爱玲一点点安慰，甚至不能陪她一会儿。我至今想来仍然负疚，但纵然时光重现，我也依然只能这样做。因为第二天就是我们复旦队初次登台亮相，况且对垒的是剑桥这样的强手。我是爱玲的朋友，但我首先是复旦队的一辩。 那天晚上结束讨论回到房间，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电话铃响了——是爱玲！十分钟以后，爱玲抱着睡衣出现在我住的１１１８房间。爱玲这么晚还没睡，特意从另外一座楼的十八层跑过来，一定是有许多话要说。我知道爱玲的心情不好，但是，我实在困倦得睁不开眼。 清晨，当我被俞老师的电话叫醒时，爱玲已悄然离去。 复旦赢了。复旦真应该赢，有那么多人为我们鼓劲，为我们祝福。当我走上赛场的时候，身上不仅带幸运星，还有幸运扣。 这枚精巧特别的幸运扣来自香港大学的黄敏。 黄敏是一名极出色的辩手，每一位听过那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听众，都会记得正方这位反应敏捷、谈吐机智的三辩。但是，港大队终以一票之差败在台大队手下，尽管黄敏本人得到了评判团的赞扬。很多人都为港大，为黄敏抱不平，那晚评判团的评决时间也确实格外长，而且评判团代表的分析讲港大好话比台大还要多，然而，黄敏只是一笑置之：“我们已经尽力啦。” 黄敏就是这样的人，真实、自然、大方、随意。 我真喜欢这个比我还小三岁的小姑娘。还没来得及说对她的印象，倒是被她捷足先登。黄敏伏在我耳边，轻轻说：“我挺喜欢你的”，样子像一个有点羞怯的小女孩。 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居然还深藏着一个当女政治家的愿望；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居然还当起“算命先生”来了。 有一次在巴士上，黄敏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花瓶，喜欢插几朵花，我想也没想就信口答道：“喜欢矮墩墩的花瓶，至于花，要么一大捧一样的，要么只有一朵。”黄敏听了哈哈大笑：“看来你以后只能嫁一个矮胖的丈夫了。你要么只有一个男朋友，要么有一大堆男朋友，不过你会对他们平分秋色！” 我们在巴士上聊，在观众席上聊，在茶点招待时聊，但还是聊不够。 黄敏记下了我的房间电话。 但我知道，黄敏不可能在电话里跟我聊天。到了比赛后期，为了不影响准备和休息，我已经在教头们的建议下，不再接任何电话。 马大队的一个男生就曾经对我说：“姜丰，跟你讲话好像有点紧张。”我当时很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彼此讲话太少呗。其实，时间的短暂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十天，已经足够让我们彼此记住。 但是，我们无法更多地闲谈，无法接受那些友善热诚的邀请，甚至不能做出任何约定与承诺。我们没有实现约定与承诺的时间。 命运给了我们相识的机缘，却没给我们相处的时间。 初识陈术，是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沉闷冗长的谦虚与客套连成一气时，作主席的他还一直那么毫不做作地随意地笑着。黄敏回港后写信来，对陈术的领带印象最深，而我的记忆里则是陈术的微笑。大男孩的笑，真让人感觉到他那么开心，那么乐天，好像什么都不太在意，什么都想得开。 后来才知道，广播局的这员公关大将还是一位屡屡获奖的业余歌手，在美国、在新加坡都小有名气。即使不了解这层背景材料，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位相当出色的歌手。他的歌曾在卡拉OK时有所领略。 陈术给我们送行。他送给我们每位队员一盒巧克力，还格外地送了我一只漂亮的小熊。十几个小时后，这只新加坡小熊就漂洋过海，安稳地坐在了我宿舍里的小床上。 车窗外的行道树疾速向后倒去。美丽的组屋、高大的椰子树、如茵的草坪和湛蓝的海岸线都纷纷地向后倒去。 陈术不停地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再来新加坡？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 人生如一班正点运行的地铁，不能流连，不能多作停留。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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