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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 六十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是中国的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据报载，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胜过历史王朝，成了新的宗教仪式。 有段时间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互相呼应。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售货员要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否则买卖不能成交。 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但《毛主席语录》的防卫性远不及进攻性强。巴金在劫后的日子里，对此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又更多地作为个人与个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被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好像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请看下面发生在1966、1967年间的事件记录：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1967年，当宋之光回到祖国时，却为此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坐了“喷气式飞机”。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咿呀学语的娃娃也都要背会它几条。在中国，人们念的是语录辞，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小学生课本是《毛主席语录》本。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生活，交往如此密不可分的现象，也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了。 但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蒙古温都尔汗一架中国飞机的坠毁，使红色海洋狂热的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纷纷落下，最后在人民生活中逐渐地消失。而今，时光才逝去二十年，发行50亿之巨的《毛主席语录》竟成了为数寥寥的收藏家搜寻的“文物”。在文物市场，由于稀少，一本《语录》竟能以高出原价百倍以上的价格出售。 时过境迁，当年热衷于红色海洋的人们又开始以异样的热情，汇成了奔小康的潮流，再也没有人探究《毛主席语录》的来源、出版过程和其间的一些是非、隐秘。 不过在芸芸众生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对《毛主席语录》仍怀有极特殊的感情。在《毛主席语录》最流行的年代，她默默地享受其中的荣耀与甘甜；在《毛主席语录》遭冷落的时候，又默默地承受她不能理解的痛苦。是她最早提议并亲手编辑出版后来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记载着她的辉煌，她的艰辛与苦涩。她就是解放军报社已经离休了的一位编辑——田晓光。 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参与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全过程。谈起往事，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有时谈到得意之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忘情地闪动着骄傲的目光。她永远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她用她生命的精华编辑出来的这本至今受人爱戴的伟人的语录，竟被人利用来当作一个作恶的工具，而且运用这个工具导演出了那么多的人间悲喜剧。我尊重她的这种感情，理解她与我谈话所站的角度，因此，我决定将她对我谈话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仅作简单的整理，坦陈于此，给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个佐证材料。 “你们怎么想起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呢？” “我们之所以萌发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这首先还要从《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说起。 “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以后，首先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我当时在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在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中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说来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带领人马到几家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语录》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我们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指示我们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我负责重新整理，按我们设的专题重新排列，并把我们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难。而我们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军报资料室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 “鉴于当时这种情况，我向报社领导提出了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领导上十分赞成，但说要请示一下。”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我们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我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我一放下电话，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送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领导上又调了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帮助我一块儿干。我那时虽也才30多岁，但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我的家不在报社,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报社，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我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我们索兴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这年除夕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我的四个孩子，两个在学校住校，两个在幼儿园住托，平时很少能在一起。快过年了，都盼望着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个好年。也就是在这年的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我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6开本，其中共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 “《语录》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我们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花了5天的时间，对《语录》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 “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分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语录》能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我是没想到的。当时我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按出版惯例有个前言。由我起草后，经过唐平铸副总编审定，在64年版的《语录》上，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插不上手。” “至于《语录》具体怎样走出军营的，我知道这样些情况：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处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当时总政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首先审查。仍限军队发行。 “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我们编的这本‘小红书’向全国发行已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没曾想后来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语录》出口本，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一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当时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当时，‘内部读物’已不是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此外，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亚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家，用英、法、日、僧伽罗、泰米尔、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文、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二十四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国，早在1966年1月，《前言》还署名‘总政治部’时候，就在巴黎翻译、出版、发行了法文版。日本从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四种日文版《语录》近三十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毛主席语录》印行了六版。 “最近杂志上披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一位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董事经理邓家祥先生，现在经营着英国乃至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书店。据他本人讲,他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他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他说：我在海德公园出售最多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我在那售出。’邓先生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并且从此名扬海外。” 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时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著，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 “1967年，林彪一伙要为‘大树特树’立新功捞资本，提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修增本，代替原《语录》本。原来关心支持《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的老帅们和罗瑞卿、刘志坚及唐平铸都以各种罪名被打倒了。当年11月，就由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张秀川、刘锦平组织总政、海军、空军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语录》组。由海军张秀川负责抓总，下分总政、海军、空军三个小组，总政组由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调报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担任组长。我是原《语录》的主要编者，所以也被吸收为修增《语录》小组成员。 “当时，完成这样一项神圣的任务，是要开个会，首长接见一下，表示重视的。 “开会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了会。在会上，让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作个自我介绍，当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时，张秀川与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个愣，看来是认出我是谁了。 “你知道，文革时是很讲究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问题是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扣上‘苏振华的狐群狗党’的帽子在批斗。过去我和张秀川曾相识，想必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心思听会，只是想着株连的事。 “散会了，张秀川将廖初江留了下来，我马上预感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当时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果不其然，回到报社后，肖力就找我谈话，传送张秀川叫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让我马上离开修增小组。他谈了这样三点：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个人表现，不应该受到家庭影响；三、认为我对选编毛主席语录有经验，工作需要，应该留下。由她请示军委办事组再重新考虑让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 “我在那样的精神压力下，听了她的一席话，心里自然很温暖，很感激。感到她虽然是造反夺权上来的，但在这种事上，却处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张秀川他们还是不能饶过我，肖力说话也没用。 “这时肖力决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组工作，只是在上报的名单上除名，说白了，就是瞒上不瞒下。使我成了个‘地下工作者’。这种事也就是肖力能干，因为没有人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黑状’。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编完了，三个小组即将合亲，我参加这项工作就无法再瞒下去了，只好到此为止，我退出了修增组。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资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造反派课以“专政”，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了。 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进哪里去了！”当事人这时发现也晚了，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毛主席语录时，将“毛主席”误写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 此类“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就连《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晓光向我沉重而沉静地从头谈了这宗‘语录案’的发案经过： “说来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停止后，报社领导决定让我编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最新指示汇编成册，作为原《毛主席语录》本的一种补充。领导上特意从印刷厂调来一位具有十几年校对经验的张凯夫同志协助我搞校对工作。 “6月份，所有选编任务均已完成，小样也已校完，这时肖力已不在军报，有位领导要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后面。 “当时我手头上没有这份文件，张凯夫说他可以找到。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将要发排的稿子全部交给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后，附在后面，替我发了就行了。 “事后的一天，张凯夫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到了下午，我才听人说，他往毛主席头像上打×，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什么事！你别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巫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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