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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 阎纯德 陈衡哲 阎纯德 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 《小雨点》，是苦旱时候的及时雨！ 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确乎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衡哲只有一部出版较早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两卷《衡哲散文集》及一些未辑集散篇。但她的心血铸造的“小雨点”却曾滋润过新文学的幼苗……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那时正值封建社会日趋崩溃的清朝末年。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 陈衡哲原名陈(雁鸟)，字乙睇，生在名门。她的祖父陈梅生有十二个子女；父亲是幼子，当了清朝的官吏，有五个儿女，陈衡哲排行第二。 1897年，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到广西、广东做官，这时她家便从湖南搬到江苏外祖父那里。她从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但她的思想和才华是在家庭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大约五六岁时，每当舅舅回家省亲时，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她向祖母匆匆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还没起床的舅舅那里，要他讲新奇的故事。她虽然是个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却特别认真，舅舅在广东省城城经常耳闻目睹欧美文化，尤其是医学方面的进步。他的思想很新，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当时的陈衡哲最易受感动，舅舅最后那句话，往往使她热泪盈眶。她问舅舅：“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舅舅说：“进学校呀！……”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国外旅行，那么多东西都使她惊奇不已，那颗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关于现代世界、科学救人、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舅舅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梦想。 陈衡哲十三岁那年，父亲到西南僻远的一个省去做官，她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这位贤明的母亲深知女儿的志愿，于是同意了。秋天，当舅舅再次回乡省亲要回广东的时候，她讲了一定要到广东去的诺言。这诺言竟使她热血沸腾，痛哭一场。她回忆说：“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当她决心离开母亲，踏上那条陌生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心里曾有过很多痛苦和矛盾，但那颗正富于幻想的心，却有着高远的美好追求。 在广东，她得到了舅父舅母父母般的温情和抚爱。她是梦想着上学而来的，所以一到那里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为她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舅舅认为她的年纪太小，想让她等两年再说，但她非要上学不可。舅母带她去报名，但学校不收不到十八岁的学生。她带着一颗失望与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只好仍旧做舅舅的学生。 她的舅舅是一位喜欢教诲青年的人。那一年，他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三个月后，舅舅将文作武，到廉州统领新军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军统领的眼饰，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章杂志，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像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儿，虽然羽毛未丰，却不畏人世的风险，只是想奋翅高飞，并不留恋生活的顺适和安乐，一心想着求学。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带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上海三年，陈衡哲颇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关键筹码。 一个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会珍惜和永记亲友或尊长的指点。陈衡哲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她回忆说：“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姑母的这些影响力，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启迪她磨砺意志，开辟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期，因父亲命令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便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在布满荆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对她的偏爱，给了她一线光明。 她的姑母酷爱杜诗，有一次吟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了一口长气，对陈衡哲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陈衡哲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在她眼里，姑母是召唤黎明的一缕霞光，“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纪念一位老姑母》） 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陈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曾决心不结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国，才由于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教授。这一年，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于夏天回国，秋天与任叔永结婚。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学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学校长，她也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广州湾，后又辗转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于1886年，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离开四川后，于193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国，留居上海，解放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陈衡哲的三妹陈衡粹与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结婚。陈衡哲有子女三人：长子以都，获美国哈佛大学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授。 有人说，陈衡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这种气质与性格，主要表现在她走上生活之后。幼年，她爱哭，但有争强好胜，一定要像男子一样去读书的苦斗精神。关于她的性格，她曾在《自传》和其他文章中说过同样的话：“我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譬如说：喜欢写文章，而怕毛笔字；颇喜饮酒，而最不想干杯；勇于改过，而对原则却不愿牺牲；喜欢朋友，却厌恶应酬。” 自1949年解放后，人们不知道陈衡哲蛰居何处。但中国大陆文艺界的许多人都以为她在台湾，而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以讹传讹地都以为她在1962年或1963年在大陆逝世、为了解她解放后的情况，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其三妹陈衡粹（其丈夫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一余上沅教授）和其女儿任以书，她们的来信，才使得陈衡哲如断了线的风筝的历史，被找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衡哲留居上海，再也没有离开。1981年4月7日，陈衡粹来信说： 解放前后，她和我均在上海，直到她逝世，我们是常见面的。 但她患有严重的目疾，故她从未出去开过会，或看朋友，更谈不 上写文章了。她过着等于隐居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接着双目 鼓出，红肿流泪，并发症是严重甲状腺，视力衰退，咫尺不能看 见。因此不便出门，连楼都多年不下。在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儿 一女在国外，两次大抄家，精神受到刺激，至此，她便衰老到难以 形容的地步。她有不少诗稿，但浩劫中都不知去向了。一九七六 年一月七日，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享年八 十六岁。死时，仅我与其次女以书在旁。 1981年4月17日，她的二女儿任以书来信说： ……我姨母陈衡粹同志对母亲很了解。我深知父母之为人， 他们对身后的虚名或纪念并不放在心上。 解放后，我母亲由于年老体衰（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及白内障），没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在家料理家务，读大字线装古书，借以消遣。她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多病，未曾去开过会。生活上多蒙国家照顾，她始终铭记在心。 我抄录了陈衡粹和任以书二位女士来信的部分内容，陈衡哲解放后的生活也都一目了然。 几十年来，《小雨点》不见再版；绝大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也未选其作品，读者看不到至今仍然晶莹透明的《小雨点》。1995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女性的地平线》（阎纯德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才选了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小雨点》的价值是存在的，陈衡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可以论定的。 陈衡哲作为作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只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西风》（1933年，商务印书馆），及上下两卷《衡哲散文集》（1938年，开明书店出版；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英文著作几册，如《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及其他小册子，共约一百五十余万言，写成而未发表的诗文小说，也约有一百万字，后者大抵都是抗战期间在流亡中写成的。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西洋史》（上下册；1925—1926年）、《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欧洲文艺复兴史》（1930年）等。 陈衡哲以白话从事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实际上，她发表白话小说，比鲁迅还早一年。胡适在《小雨点·胡序》里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1917年刊于《留美学生季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朋寸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作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当然，她的作品的影响力，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陈衡哲发表作品甚早，她到美国后即开始写作诗和散文，后又写小说，主要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刊物上。1916年，《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叔永收到她的两首五绝：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他觉得自己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他把诗抄寄胡适，令猜出自何人手笔。胡适答道： 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 《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 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 手！（胡适《留学日记》） 由此可见她不同凡俗的才气和情致。接着，陈衡哲便闯入了胡适、任叔永、杨杏佛、梅光迪、胡先驌等一群文人之中，她的创作才华，也便在这新的天地里展现出奇异的姿容。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第五卷第三期）和短篇小说《老夫妻》（第五卷第四期）。以后又相继发表了其他文字。 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是从她1917年至1926年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共收《小雨点》、《一日》、《波儿》、《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西风》、《洛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十篇，初版时前有《胡序》、《任序》和《自序》。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又说：“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作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写作的动机、经过、内容和风格，也道出了一般作家的创作规律。 《任序》说，有文学天赋的人，做文学家的根本就算有了，“其余的便是他的训练与修养。作者是专修历史的人，她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正业外的小玩意。但她的文学作品却也未尝没有她的训练与修养，我们看了这十来篇小说，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学技术的改变与进步。”又说她的创作有三点特色，一是技巧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二是作品中表现了锐敏的感觉，三是作者对人生问题有很好的见解。 陈衡哲的《一日》，叙述学校一天的生活，生动、幽默，虽有一些小说的特点，严格讲，不算小说，充其量它是散文化的小说，但其意义在于它是这本小说集的起点。 《小雨点》是一篇足能表现作者想象力的较为完整的象征小说，它和《西风》、《运河与扬子江》等篇一样，“是融合寓言、童话及天候气象知识于一炉的作品”，借助于对自然界的描写，寓意颇深，又极富诗情画意。这些篇章，其中有许多饶有风趣、清新的动人描写，令人难忘。 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有一天，他正同着他 的哥哥姊姊，在屋子里游玩，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把他卷到了 屋外去。 小雨点着了急，伸直了喉咙叫道：“风伯伯：快点放了我呀！” 风伯伯一点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卷下去。小雨点吓 得闭了眼睛，连气也不敢出。后来他觉得风伯伯去了，才慢慢地 把眼睛睁开，向四围看了一看，只见自己正挂在一个红胸鸟的翅 膀上呢！那个红胸鸟此时正扑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飞上天去的光 景。小雨点不禁拍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带回我的家里了。” 谁知道那个红胸鸟把他的翅膀扑得太厉害了，竟把小雨点 掀了下来。 小雨点看见自己跌在一个草叶上面，他便爬了起来，两只手 掩了眼睛，呜呜的哭起来了。 在《小雨点》中，作者以极其流利、清新的文笔，把那些自然界的事物，都在不失其真的前提下，通通人格化，赋其生命和性格，小雨点，风伯伯，泥沼，河伯伯，涧水哥哥，海公公，青莲花，死池哥哥，太阳公公……都像活生生的人。当然，小雨点是主人公，通篇都在描述他的游历和冒险：从天上落到地下，如何由江河携带入大海，又怎样由太阳公公送回老家，后来为了拯救那株就要枯萎的青莲花而又落下，被青莲花吸进液管里。当青莲花由于自然规律而要死去的时候，天真、温柔、善良而又勇于自我牺牲的小雨点说：“青莲花，青莲花！快快的不要死，我愿意再让你把我吸到液管里去。”小雨点的形象是多么可爱啊！ 《西风》是一篇赞美秋色的作品，通过对秋景的描写，寄托了一层颇深的思想：厌恶龌龊的下界，热爱美丽的自然。那西风，“不是要到世间去败花打叶，摧残一切，却是不忍下界人们的思慕，要去安慰他们的。”西风和明月是希望永远相聚的好友。但明月为了要用她的光辉洗涤尘世的黑暗与不平，安慰失恋人的痛苦和寂寞，于是舍弃西风而到尘世做事，梦想尘世能是一座幸福的乐园。寂寞的西风也到了人间做事，吹红叶飞舞，让死水奔腾，陪伴失恋的少女……啊，西风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使者，一个幸福的贡献者。 下面的世界太恶浊了，住在那里的人们，只有下降的机会， 没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宁愿牺牲了红枫谷里的快乐，常常下去 看看他们，想利用我这点爱力，去洗涤他们的心胸，并且去陪伴 陪伴那比较高尚一点的人们的孤寂。 这是《西风》里画龙点睛式的一段话。明月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实际上是作者对“缺乏自由和美丽”的现实不满。 《运河与扬子江》，酷似一篇气势磅饶的散文诗，作者像在写自己，也是在写中华民族。它昭示人们要有志气，要奋斗，要战取光明。运河和扬子江的对话，富有精意，发人深思，简短有力。运河是人工的，生命是人们给的，所以“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扬子江则不同，它把千山万岭“凿穿了，打平了”，生命是奋斗来的，因此，它的生命是“无人能毁的”。运河奴性十足，成毁由人，全不在乎，所以扬子江说：“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远胜于怨尤的奴隶呵！再会了，运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扬子江告别运河后，十分自豪地唱着歌流向东海。那结尾，很鼓舞人，使人想到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 奋斗的辛苦啊！筋断骨折； 奋斗的悲痛啊！心摧肺裂； 奋斗的快乐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讥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从火山的烈焰中，采取生命的真谛！ 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 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 一反她文笔之细腻，这《运河与扬子江》却是一座爆发的火山，一腔炽烈的爱国之情。 阿英说：“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显然是代表了五四运动初期的青年的思想。对于人生的态度，虽然是向上的，虽然是奋斗的，究竟是不免于朦胧的。只晓得不满意于现实，只晓得为生活而奋斗，战术与战略，以及不幸的生命的起源，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背景，是不曾加以精细的考察的。就是这一时期运动的主要意义，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黎明运动，很多的青年也不曾理解。五四初期的一般青年的心理现象就是如此。她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代青年的潜在的生命的活跃的力的爆发，抗斗的生命的基本力量。”（《现代中国女作家》）在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五四时期比较进步的表现。 陈衡哲的创作中，基本上不以热烈的感情做墨水，而能理智地支配自己，她的作品不是自叙传，没有旧时代多愁善感的女性的形象，而是取材于广泛的人间，客观地描写一切事物。 阿英说：“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贺玉波评论说：“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为自由快乐而奋斗的精神，能使读者不满于现存的丑恶的世界，而有急进向上之勇气。若以整个技巧来说，那些作品也有相当的成功：就是能够利用自然界的景物，而作成象征的作品，并且能够利用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作成问题小说。从这两点看来，我们可以得知作者对于西洋文学是极有心得的。”（《中国现代女作家》；1936年，现代书局出版）对于她的小说，陈敬之也说：“由于她是一个能够把题材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而在技巧上则又能舍弃第一人称改用第三人称来描写的女作家，故尽管在创作上正和其他一般女作家一样，仍然有赖于她的那一股炽烈的感情，以为其永不涸竭的源泉；但她之所以显然与一般女作家有所不同者，就是她却能进一步的把这一股炽烈的感情，透过严肃的理智，冷静而客观的描写社会和反映人生。所以她不仅能够从各方面找寻写作题材，而不必以身边人物和身边琐事为限；而且还能够以卓越的意境，华丽的词藻，运用她的类似象征派的手法与乎接近理想主义的作风，借以表现她在文艺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198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上引了三家评论，目的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说明陈衡哲的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 作为“五四”启蒙思潮高峰到来前后的陈衡哲，有别于冰心，她的创作方式作品风格，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生、妇女、家庭和社会等诸多问题，流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小雨点》里，除以上几篇外，《波儿》和《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也有着“一种对于世间不幸人们的同情”；《洛绮思的问题》一篇充满了诗意，写爱情痛苦与事业，歌颂那种为了伟大的目标而牺牲爱情的高尚情操。瓦德白朗教授爱上了女研究生洛绮思，并订了婚约。她是一心想在哲学上有所成就，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还是要求解除婚约，这位教授为了成全她就同意了。瓦德白朗当然没有苦等“天上的天鹅”飞到人间来，他与一位体育教员结婚了。婚后，他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我不愿对我妻子有不满意的话，但我怎能欺骗自己，说 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己当尽我作丈夫的责 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 穷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将他打开， 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 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 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 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世俗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乱言，我真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 个世界。我怎能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 者，没有你便没有他，所以他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埃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结了婚，但不曾因此关 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 远是你的。 瓦德写的这封深怕创伤洛绮思的心灵而扣压的信，是用痛苦写成的，充满了哀怨，心理上的矛盾折磨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他们是高尚的，这种爱情在当时也是新型的。 《一支扣针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是通过“爱情与义务的交战”的描写，表现了人生和社会问题，这是有着很深的时代意义的。 陈衡哲一生写了很多散文，但辑集出版的只有《衡哲散文集》上下两卷。此集共收短文五十二篇，是从一百数十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她在《前言》中说：“近年来常有识与不识的青年们，写信或当面问我，对于某某问题的意见。这些问题有时是属于社会，有时是关于青年的教育或修养的，有时是属于妇女的。”这不过只是她的散文的部分内容。《衡哲散文集》分五编：第一编“通论”，所论甚广，不少篇章里都有一颗跳动的爱国之心，如《清华大学与国耻》等；第二编“妇女问题”，论及的全属妇女解放及社会责任一类问题，如在《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卜一文中说，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第四编“传记”，所写多属世界文化名人的小传，《纪念一位老姑母》和《我幼时求学的经过》是写自己的；第五编“记游”，是她到美国、加拿大、北戴河的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游记散文。 陈衡哲的散文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锺书互相竞耀。” 当中国新文学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陈衡哲作为女作家之林的第一个战士，先于冰心和庐隐，踏过时代的风暴，用那支才华横生之笔，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写了不少新诗、小说和散文。她的创作不多，但那珍贵的《小雨点》，却似及时雨一般，预示了新文学丰收季节的到来。 中国新文学已经跋涉了七十多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座光辉的里程碑，那么这纪念碑上，一定要写下这个曾被人们遗忘的名字——陈衡哲！ 1981年3月8日初稿 1994年11月25日修订 ------------------ 排版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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