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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叙沧桑记流年 作者: 叶浅予 第三节 追记大跃进年代 1958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 农村公社化也迅速完成， 党中央号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先是全民炼钢，后是农业大跃进，群众运动处于疯狂状态，一心以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已近在眼前。一切生活、生产常态都被冲垮，谁要是走得慢一点，不是被硬推前进，就是被踩倒在地，让敢想敢干的人从身上踩过去。那两年我不敢落后，从农民那里学会编顺口溜，歌唱社会主义；订创作计划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日计，唯恐订少了，被人笑话，戴落后帽子。现在事过境迁，从画筐里捡出我那本《大跃进诗画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第一页《多面手》，顺口溜写道： 体脑并用，文武双全，多面能手，干劲冲天！工农商学兵，一身兼。 第二页《农业中学》写道： 半日读书，半日出勤，既是学生，又是农民。教育与劳动关系紧密，脑力体力从此结合。 第三页《劈山大渠》写道： 黄羊山下桑干河，古来无人将它堵；如今劈山寻常事，桑干河水上山坡。 第四页《卫星玉米》写道： 庄稼顶上红旗飘，疑是麻雀遭围剿； 走进玉米试验田，十八罗汉一稳摇。 第五页《棉花盖棉被》写道： 深耕厚肥保丰产，覆被张灯却风寒； 日夜滋长无休时，艳称徐水棉花王。 第六页《万猪社》写道： 怀来万猪社，争夸西榆林； 场长善体贴，青春二十另。 第七页《果林拜师》写道： 到农村，事事新，知识分子走马赶先选 果树下，开讲座，农民老师演说大跃进。 第八页《猪圈无蝇》写道： 积极分子少先队，手执蝇拍除四害； 因何指标完不成，苍蝇不到猪圈来。 第九页《诗歌乡》写道： 怀来县委有诗人，下放作家是乡长， 主任原是老歌手，花园乡里诗满墙。 第十页《塞上江南》写道； 点点浮渔舟，处处忙插秧； 分明是塞上，一跃变江南。 第十一页《新村》写道： 为因避低湿，合力迁村庄， 不分你与我，一律向阳房。 第十二页《牛爸爸》，写道： 张北高原海子边，牲畜增产牛领先， 中原送来大红牡，黑白花黄齐配边。 1958年我还有一幅六尺立轴，标题《六臂神农》，题诗云： 多面神手是公民，身兼工农商学兵， 脚踩飞轮争上游，闯进共产主义门。 1959年春节刚过，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来到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实习。全国农村掀起的诗画运动中，南吕村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七言、五言的排句诗歌，歌唱大跃进，歌唱三面红旗。我们学习艺术的人，自以为只要心虔意诚，谁能从农民那儿学到先进思想，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后来证明，那是刮“共产风”，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进村之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集中在小队食堂吃饭。那时，大跃过轰轰烈烈，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队组织男女青年两个突击队，建起两座大席棚，男女分两厢，集中全村最棒的单身强劳力，集中生产，集中生活，种集体试验田，吃集体大锅饭。上工、下工，吃喝、睡眠，都按吹哨打钟行事，俨然是个共产主义小社会。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近在眼前的共产主义，心里感到飘飘然。 这次下去实习，规定第一阶段向农民学习，着重改造思想；后一阶段画农民，搞创作，从艺术实践检验学生思想改造的成果。这种安排，足以证明我们带队的老师们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多么简单，把思想改造看得多么快速。实习将近结束时，我们开了一次创作小稿观摩会，小稿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不用问，当然全是南吕村的疯男疯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击队啦，吃饭不要钱啦，诗歌满村墙啦，婆婆扭秧歌啦，结果当然是构思雷同，题材撞车。独有一幅小稿，画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车题材，而是画了一个女学生，躺在炕上，房东老大娘坐在炕沿给她喂汤，同院的妇女都来慰问，题目是《我病了》。这个不同凡响的构思，促使我那浑浑然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认为这是一张鹤立鸡群的好小稿。我问这个学生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她说，“我病了，吃不下饭，不能去食堂，房东老大娘发现之后，给我煮面做汤，邻居们也都来看我，有送鸡蛋的，有送糕点的。您知道，老乡在食堂吃的是白薯面窝窝，留下一点白面、鸡蛋是给孩子们吃的，都给了我，把我当亲人看待，我要画她们。” 那几年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先有主题，后找题材，下到生活都带着框框，什么能画，什么不能画，都得服从这个框框。这个学生脑子里当然也有框框，不料她得了病，病中深深为大姐大嫂们对她的关怀所动，一股感情热流冲破了她的框框。我这个当老师的，脑子里的框框当然更多，叫我如何评价这个学生的创作构思呢？若是凭当时的框框来评价，这个构思当然应被否定，然而在那么多的公式化、概念化、神话化的创作小稿中，《我病了》这幅小稿犹如一颗明珠，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冲破了我头脑里的框框。我毅然决然肯定了她的构思，并且向同学们说：“《我病了》这幅小稿，表现农民对我们的关怀，反映了我们和农民之间建立了感情，这是从实际生活的感受发掘题材从而凝成主题的好例子。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构思。” 这番话是这幅小画的真情实感引出来的。我敢于冲着那么多大跃进的豪情壮语而赞赏这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小品，岂不太过份了吗？我意识到这番话是在和大跃进大潮流唱反调，心里有点嘀咕，可当时并没有受到反驳，相反，事后和老师们的交谈中，都认为我对创作《我病了》那个学生的评语是对的。这么一说，我们带着特定的主题框框下生活是错了。 在“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一节里，我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两次下乡的情景。从那时开始，我向农民学写顺口溜；学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和农民同台朗诵诗歌；也在绘画创作上发挥共产主义的大胆构思。那一年我画了《大跃进诗画》册页十二开，《六臂神农》一大幅，着实疯了一阵。但是，我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在许多事实面前，心里并不真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超科学、超现实的幻想。比如，肯定那个女学生富有人情味的创作构思，说明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又比如1958年带学生在永定河畔清白口傅家台实习期间，村干部用算盘子一打，说全村几百口人的口粮，只要在两亩地里撒上足够的麦种，就解决了，可以把全村的地匀出来种经济作物，那样，傅家台便进入共产主义了。他们说到做到，硬是在沿河的地里选上两亩，把全村口粮所需的麦种都撒到经过深耕的地里，盖上一层厚土，浇上大量的水，等候出苗。有老农在旁看着直瞪眼，说，你们这么作贱麦种，不怕老天爷发火，天打雷劈！村干部听了直笑，笑老农们只懂老黄历，不懂新事物。过了十来天，麦苗出不来，村干部有点急了，直叫“灌水！灌水！”过了几天，苗果真出来了，密密麻麻，挤满两亩地，于是敲锣打鼓，叫人来看，老农们也傻了眼。岂知再过几天，所有的苗全黄了，蔫了，村干部可真急了。我们美院的师生们原先也为村干部的大胆设想所迷惑，对老农民的意见不以为然，现在看到如此结局，心里开始明白过来。几百人的口粮种子，少说也得好几百斤，把这几百斤麦种撒在两亩地里，别说挤，怕还得重叠一两层；麦苗出来了，没地方扎根，不扎根，可不就得蔫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例，我亲眼见到了。 另一个违反生产规律的例子，真叫人可笑。那年在束鹿县南吕村实习，看到村干部的试验田，排列在村口一片地里，方方正正，同样大也一块连一块，每块地头插上标牌，从公社特派员排起，以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妇女主任、会计、饲养员……总共十来块，每块标牌写明亩产数量。使人奇怪的是，最高产量是特派员，每亩一万斤，大队支书九千斤，大队长八千斤，职务愈小，产量愈少，依次序递减，也就是说，以职务大小而不是以干劲大小定产量。“人定胜天”这句古训，到了大跃进年代，变成了等级制观念。 我问特派员：“为什么全南吕村就你一个人干劲最足，产量最高？” 特派员板着脸回答：“你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请问南吕村谁的胆最大，干劲最足？除了我特派员还有谁？” 我心里想，倒也是，他是由公社党委派来领导大跃进的特派员，要不是胆大干劲足，能领导得了全村的革命大跃进吗？ 我问：“为什么你以下的试验田产量必须一级比一级少呢？这是你规定的吗？” 特派员这才收起严肃的脸变为爆笑的脸，说：“这叫相互客气，尊重领导，怎能由我规定。” 我问：“到秋后，产量准能达到吗？” 他回答：“产量嘛，多多少少总有点出入，还要靠老天爷帮忙吧！” 我又问：“什么叫‘人定胜天’？” 他说：“牌子上的产量，主要目的在鼓鼓群众的劲，这就叫‘政治’。你连这点都不懂吗？” 我连连说：“懂了，懂了。” 干部试验田的等级制，我们一群书呆子议论了好几天，都说特派员作风不民主，至少他那一万斤产量是说大话。为了这事，争论不休，我怕和村里关系闹得不好，便也学特派员的口气说：“这叫政治！你们连这都不懂，我们下乡来实习是干什么的？是来向农民学习的呀。特派员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我们首先要向他学习，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这一说，果然灵，以后再不议论这一类事了。 第二阶段要画农民，第一个任务是为南吕村画一幅大壁画，画南吕村的远景规划图。如何规划，当然要请示特派员，特派员要我们去找大队长，大队长说，你们见多识广，也熟悉本村情况，由你们去闹吧，该咋闹就咋闹，反正愈红火愈气派愈好。得此信任，就由学生去设计，不几天食堂临街的大墙画满了。乡亲们每天来看热闹，有的说，这也好那也好，缺少一座大礼堂；有的说，只画青年突击队，不画领导，还差点劲；有的说拖拉机只一辆，似乎少了点；有的说“芝麻大如瓜”也该画。这些议论，证明知识分子的头脑不如农民想得周全，想得大胆。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带来了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一跃而为初级社，再跃而为高级社，不到半年，全国农村普遍公社化了。接下去便是大炼钢铁，人们把铁门、铁床、铁锅都交出来炼钢了。 中央美术学院在大炼钢铁之前，来了一次共产主义大学习，思想大跃进。中国画系教师学习会，感染了农民的冲天干劲，认为共产主义即将来临，重要的标志应该是全体教师共产党员化，几年之内，所有党外人士一概发展为共产党员，要百分之百，不要百分之几。进一步讨论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思想准备怎么样？有人说，到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呗！马上就有位老先生搭话：“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套《鲁迅全集》！” “啦！晦！别忘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也没有了，到那时，看你还有时间读《鲁迅全集》”年轻的助教自以为最了解共产主义社会。 “不！体力还是体力，脑力还是脑力，劳动还是劳动，地要种，《鲁迅全集》也要读。”另一位中年讲师也自以为懂得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我已七八十岁，家务劳动都做不成，当然不能种地了。我爱读鲁迅著作，这点‘所需’总得给吧。”老先生对自己要一套《鲁迅全集》加以辩解。 “X 先生，你错了。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已不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多快好省，不是少慢差费，您别想太远了。”一个学生闯进来，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插进一段话。 这时，窗外一阵锣鼓喧闹声，加上鞭炮噼啪声。高音喇叭宣布党委书记把一炉钢炼成了，要组织队伍向区委报喜去。于是，这一场讨论暂告结束。 大家正要走，系秘书手里拿着一块砖来到办公室，大声喊：“王府井大街人行道砌的砖是耐火砖，可以炼钢，赶快去挖！去迟了就没了！”一阵乱，大家便都向王府井冲去。 美院U 字楼大花园已经挖得坑坑洼洼，东一堆西一堆废铁，这里在砌土高炉，那儿在点炼钢火，党委书记那炉钢，围着大堆人在看。我钻进去瞧瞧，问书记，你保证这是合格的钢吗？书记一夜没合眼，脸上黑一块红一块，两手乌黑，浑身煤灰，正要开口，被一个报社记者截住，要他介绍炼成这一炉钢的经验，我只得让开。瞧着那一砣砣刚出炉的红铁块，我心里发问：这是钢吗？ 不久，《人民日报》美术组邀我去徐水画速写，报道那儿的共产主义新农民。据说这儿的农民有炼钢经验，我还没进县，便见到路边到处是土高炉。我心想，美院U 字楼花园里那个土钢炉，连个烟囱也没有，把废铁掺着碎煤和在一起烧，那也炼得成钢吗？但又想起老一辈人说的“百炼成钢”，兴许一堆废铁多烧几次就能炼成钢吧！1958年冬又去徐水看“棉花王”时，这一带的土高炉都熄火了，据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已经完成任务，现在要抓农业生产“放卫星’了，“棉花王”就是徐水放上天的一颗“卫星”。 棉花过冬是稀罕事，而单株棉花长得像株桃树，棉桃累累，花开花落，更为稀罕。《人民日报》美术组的人二次访徐水，除了了解其他奇迹，这株“棉花王”确是重要的被访者。原来它是在秋季丰产棉花地里精心培养起来的一株特大棉树。这株棉花被移植在专为它建造的暖房里，四面玻璃，房顶玻璃，地下是沼气暖池，室内二十多度，上的是特殊肥料。我问看守这株“棉王”的饲养员：“一冬天能结多少棉桃？能摘多少棉花？——他说：“反正它活着就能开花结果，我们培养这棵棉王，是为你们参观的，不在乎它能搞多少棉花。” 我说：“暖房里种黄瓜，成本高，卖价也高；暖房里种棉花，若为摘棉花就不合算了。是不是？” 他说：“你见过我们玉米丰产地里一株玉米长十八只玉米棒吗？那也不合算。” 我问：“为什么？” 他说：“化肥、粪肥，加上人工，成本超过十八只玉米棒的价。” 我问：“棉王能活多久？” 他说：“这我说不好，请你去问我们书记。” 谈到这儿，另外一伙人来参观，我们退了出来，去参观养老院。养老院也是徐水的创举，一溜新北房，阳光直照到房内北墙脚，屋里暖烘烘，五六位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闲话。同样数目的老汉围坐在邻室炕桌边下棋。西墙门旁挂着扩音喇叭盒，正唱着河北梆子曲调，声音低沉悦耳，不像村头树上那张嘴大喇叭，叫得烦人。我们在这儿和管理员谈了一阵，认为这样实实在在为丧失劳动力的农民谋幸福，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我打开速写本，画了几幅速写，准备回去在报上发表。 出了养老院，向导员带我们去看农民俱乐部，那儿陈列着一束束高杆麦穗，都标明亩产数量。前面提到的那株多穗玉米连根拔起靠墙站着，我上次来徐水时见到过，也画过，老朋友相见，特别亲切。屋中间一张乒乓球台，旁边一把老式座椅，贴着一张红纸条， 写着： “主席坐位，请勿乱动！”这时向导员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前不久来过，坐在这把椅子上听村干部汇报。”靠着座椅，墙上挂着一把三弦，由它可以嗅出俱乐部的气味来。走出俱乐部，问起上次我们住过一晚的大王庙大队现在怎么样了，没等回答，那晚惊心动魄的行动，立刻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初到徐水，听说太行山下的大王店公社当晚有特别行动，要我们去见识见识，县里马上派车送我们到了大王店。那是个大村庄，一条老式街道，马店、车店、饭店、酒店、山货店、茶店、布店，一店挨一店，相当紧凑。街南头有座桥，直通保定；北面进山，有几条道通向山里的大小村庄，是徐水的交通要道。当晚行动是什么，向导也弄不清。进了街，到公社社部，公社干部亮了底，说今晚要把那条旧街的房屋拆掉，改成大马路，直通保定。这么一件大事，竟说得轻描淡写，家常便饭似地，不由得不佩服农村干部那股子干劲，真叫我们识不透。向导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小旅店，关照我们，半夜有什么动静，不要大惊小怪。你们放心，这家旅店在山头，暂时不撤我们一看时间还早，便到村里看看。不看则已，一看便大吃一惊。为了改建这条大街，已把公社范围内的所有木匠、瓦匠、铁匠悄悄集中在几个大院子里做准备工作，迟到的人扛着铺盖卷刚刚到达，可见这个大行动，时间安排也很紧迫。 我们走到街上，两面店铺早已上门，向里张望，店里黑洞洞，货物早已搬空。向导顺便带我们去看两幢新建大楼，一幢住男青年，一幢住女青年。这些青年都从自己家里搬出来，住到大楼去，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实行共产。青年们的家里怎么样呢？我们也得去看看。一看，凡是墙连墙的，家家都打通了，可以随便串门，当然也做到夜不闭户了。每家的灶都拆了，铁锅也都集中，拿去炼钢。一天三餐，不用问，都进食堂吃大锅饭了。这种大锅饭制度，第一步自然应从革命老根据地算起，大跃进是第二步，已把大锅饭具体化了。 我们早上就从北京出发，近午到徐水，看了丰产田、县办大学等等新事物，下午又到大王店看了这么多，脑子里哪还装得下？这一天自身的“大跃进”也累得够呛，吃了晚饭，早早上床。睡到半夜，听到老远的叫喊声、敲打声、车轮声，心里明白，大王店特别行动开始了。这一切又像在梦中。早晨醒来，梳洗完毕，走出街去，一条原来琳琅满目的大街，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瓦砾！我脑子转不过来，还以为是在梦中呢。八个小时拆完一条街，这是我在大跃进年代中遇到的最大奇迹。 三个月前的这段经历，犹如电影一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那位向导说：“大王庙和保定之间已经通车了，你们想去看看吗？” “马路两旁的房子盖起了吗？” “那还用问，都盖起楼房了。” “童男童女还分住那两幢楼房？” “这我搞不清，去看看就知道了。” 大约就在这第二次到徐水之时，全国来这儿参观的人愈来愈多，我们住的招待所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听说徐水的粮食都被吃光了，现在由河北全省来支援。人们窃窃私议： “这个共产主义样板可不能垮台呀！” 1958年5 月，大跃进的形势已在全国铺开，报刊的报导特别喜人。文艺工作者在此大好形势中受到很大鼓舞，全国文联组成了一个参观团，选中靠近北京的怀来、深鹿、张家口一线几个县社作为参观对象，让大家感受一下农民的冲天干劲，看看我们自己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参观团以文联主席郭沫若为首，调动了作家、画家十来个，其中包括叶圣陶、沈从文、萧三、韦君宜、田间、邹获帆、蒋兆和、邵字、叶浅予。头一站是怀来县的花园乡。这个乡紧靠官厅水库，水库上游承受桑干河河水，下游接济永定河，有几处水力发电站。我们此行主要交通工具是京绥铁路的火车，在官厅下车，坐水库的大渔船先看看水和鱼组成的塞外水乡，然后在花园乡上岸，走不多远便到乡的所在地南水泉社。第一件新鲜事是沿街墙壁写满了诗。乡长是业余歌手，副乡长是诗人邹获帆，书记是诗人田间。这么多诗人，怪不得大家都叫南水泉是诗歌之乡。郭沫若诗兴大发，当场写了一首： 花园乡是花果乡， 花园乡是诗歌乡， 万株果树种满园， 万首诗歌写满墙。 葵花杆子成塔尺， 空酒瓶制水平仪， 仅仅学习个把月， 满满都是技术师。 五个电力扬水站， 一季工夫抵九年， 男女老少齐出力， 花园乡变小江南。 往前赶，努力钻， 赶到“七一”把水献， 技术革命已开端， 超过英国并不难。 大炼钢铁，赶超目标是老大帝国英国，这个目标被认为定得比较实际。南水泉要超的还包括其他项目：一是亩产千斤的五千亩果园；二是西榆林的万猪社；三是二千亩水稻田；四是官厅水库的几万斤鱼。所有这些，都有诗为记。 萧三唱道： 花园乡是大花园，南水泉是珍珠泉。 从前是沙滩和荒山，现在是鱼米乡，米粮川。 南面栽起防风林，北面修起扬水站。 社会主义干劲足，歌声直上九重天。 跃进跃进再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韦君宜唱道： 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 往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 手拉鱼满网，心念毛主席。 田间唱道： 党是一盏指路灯，引导人民过长城； 过长城，山水欢腾，坚决拿它四百斤； 种下社会主义树，扎下共产主义根。 叶圣陶唱道： 来访已过花时节，却见此乡到处花； 干劲远景说不尽，人人心上开红花。 农民唱道： 北京来了参观团，访问来到东花园； 鼓励我们勤劳动，不久就能过江南。 郭老对咱心正热，诗歌写在街头上， 咱们大家努力干，很快变成小江南。 作家留下了诗，画家留下了画。村里为我们刷了一垛墙，我们三人就在墙上画起来。我画了婴儿抱鱼圈，邵字画了妇女抱谷图，蒋兆和画了抱瓜图。 参观团第二站是怀来西邻涿鹿县。涿鹿有座黄羊山，山下是桑干河。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想利用桑干河水灌溉庄稼，可是河床太低，没法提上水来。大跃进东风一下吹醒了县委的头脑，决定在黄羊山腰部劈出一条渠道，把桑干上游的水引上山来，用以解除山坡地的旱情。参观团到达时，正是劈山渠道行将完工之时，参观既是为劈山农民加油打气的慰劳队，又是啦啦队。我们卸下行装，立刻上山擂鼓助威。到了中心工地，抢下农民手里的工具，郭老打头，团员个个奋勇上阵。鼓乐队跟着上山吹打起来，近处的施工人员也都围聚拢来，看拿笔杆的首都脑力劳动者表演体力劳动，参观者倒成了被参观者。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来黄羊山之前，也曾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显过身手，尽管劳动强度不大，劳动态度却特别认真，也真流过汗；今天出现在黄羊山上，虽然是客人，可也是中国大地的主人，怎能不卖劲！这股劲卖了不多一会，手里的工具又被原来的主人抢回去，继续干活。这一场喧闹，比之坐在系办公室里辩论共产主义，要实际有效得多。我那十二开《大跃进诗画册》就是由这股劲带动起来的；《六臂神农》的大胆设想，也是劈山大渠给予的启发。当然，下一站张北县海流图水库工地的千军万马，更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海流图水库工地出现的英雄人物“铁老牛”、“铁老太”，不是平白无故使出那股惊人的干劲，而是过去的灾和难逼出来的。张北县委书记介绍张北这地方，一到冬天，白毛糊糊（风雪）一来，雪同房高，封住门。解放前每年冻死人，无霜期九十天，小满一场冻，处暑一场霜，都是农民的大敌。去年狼窝沟一场冰雹，雹大如牛；山没头，水倒流，十年九旱长不收。海流图水库至少能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 在张家口看到业余“二人台”，采用了新内容、旧形式。我以此为题材，给该市的文艺刊物画了个封面。关于画，记得在怀来南水泉一个游艺晚会上还画了幅比干劲表决心的漫画， 以决心书大小比干劲， 最大的一张决心书比人还高。此画由《人民日报》记者朱树兰交该报发表，原画还仍留着。 由于文联参观团的诱导，我的诗细胞开始发芽。向南水泉农民学唱顺口溜，抄了不少墙头诗。回北京买了本《唐诗三百首》按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规律，居然写起五言七言诗来。先做绝句，后做律句，三四五六四句勉强凑成对，押韵不地道，又买了本新诗韵来翻。如此这般，在顺口溜的基础上提升了一步，10月间带学生到永定河山区实习时，留下《清白口小唱》四首： （一）核桃 浑身翠绿披挂，盘踞高楼大厦， 一副大好头颅，生来供人捶打。 （二）枣 山村十月好风光，南山北坡拾单忙， 人人嘴里尝鲜果，家家房顶披红装。 （三）喜闻吃饭不花钱 国庆前一夜，中秋后三天。河滩搭高台， 主任来发言：咱村明天起，吃饭不花钱。 （四）深翻地 铁木工厂响叮当，七寸步犁正改装， 绳索牵引试深耕，乡社干部齐登场； 基干民兵作骨干，美术兵连也挥汗， 大面翻地深二尺，争取小麦翻几番。 农民的顺口溜，8月间在徐水共产主义样板县抄了不少： （－） 进村抬头望，望见四面墙； 东墙写标语，亩产千斤粮； 西墙有漫画，社员劳动忙； 南墙光荣榜，表扬王大刚； 北墙黑板报，生产捷报闪光芒； 文化大跃进，一片新气象。 （二） 工农技术大改革，文化进军紧配合； 革命干劲冲霄汉，劳动歌声震山河； 放下锄头拿笔杆，敢笑大白诗不多。 （三） 黄金玉米一尺三，今年全面大丰产； 要把玉米造成塔，塔尖就把月亮穿。 （四） 扁担弯，颤三颤；花花衣，红脸蛋； 口唱山歌把粪担，坐家女赛过男子汉。 （五） 东风是福，西风是祸，凉风压倒西风， 人民生活好过； 帝国主义砸锅碎盆，社会主义开花结果。 （六） 向科学技术大进军，做新时代的新农民。 （七） 庄稼户不养猪，等于秀才不念书。 （八） 只要大家干干干，征服自然定胜天， 人人好比铁旗杆。风吹雨打腰不弯。 （九） 脚踏地球手托天，英雄面前无困难； 敢想敢说又敢于，思想生产双跃进。 （十） 瓜儿和叶一条藤，果儿和枝一条根， 红花绿叶一棵树，人民和党一条心。 （十一） 扁担不长七尺三，箩筐一双柳条编， 不要小看这玩意，明天担走两座山。 1959年在束鹿县南吕村，我代表美院实习队上台，以顺口溜的形式向全村父老兄弟表决心，具体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可以想像当时的情绪十分热烈，要和父老兄弟赛一赛干劲。赛什么？当然不是赛种庄稼。难道和诗歌乡的农民赛诗？那怎么赛得过！要赛，只能和农民画的漫画比高低、比多少。我那幅《六臂神农》算得有点新意，却是从敦煌壁画“如意轮观音”那儿抄来的。十二开《大跃进诗画册》那个肩挑锄头、榔头、步枪、算盘、书本的农民，和老玉米塔尖穿破月亮的意象相比，只能甘拜下风。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带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站在高大的农民面前，只得自惭形秽，恨自己的头脑没长出两只想像的翅膀。 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跟着农民疯了一阵，把十六开诗画和《六臂神农》当作艺术的浪漫主义自我欣赏一阵。事隔三十年，再来追写这段史无前例的疯狂年月，值得回味的东西，除了历史教训，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仔细想想，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不笑掉牙才怪呢。不过，话得说回来，在那荒唐岁月里，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唱顺口溜，又从唐诗那里学到写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发现自己除了能画，还有做诗的细胞，岂不是一大收获？现在把南吕村的一首《剪窗花》，作为本篇的结尾： 食堂饭初罢，隔墙笑语哗， 南吕明月夜，八女剪窗花； 一剪蝶恋花，二剪果与瓜， 巧手竞新样，画师频频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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