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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大案 作者: 佚名 01 枫叶飘红，谷浪摇金。古都沈阳的人民群众在欢度建国50周年国庆盛典的喜庆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丰收的金秋。 有人说，今年秋天也是沈阳警方以及政法战线“丰收”的日子。近期，以“3·8”持枪杀人抢劫案为代表的一系列特大刑事犯罪案件被成功地侦破，为祖国50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英雄的人民卫士不负众望，将穷凶极恶、肆虐多年的“3·8”系列案件犯罪团伙一举粉碎在铁拳之下，为沈城的长治久安除掉了一大祸患，广大人民群众怎能不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呢！ 回首“3·8”系列案件发生与侦破的这段历史不能不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但却是必要的。这一小撮犯罪分子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阴暗角落里是怎样活动的？公安民警又是怎么与他们周旋较量，最终战而胜之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是侦破这起大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庆功大会的掌声与鼓乐声在耳畔渐远的时候，让我们再听一听那撼人心魄的枪声、尖厉鸣叫的警笛吧…… 溯根寻源，“3·8”系列案件中，首起命案发生的12年前。 1987年盛夏的一天傍晚，身材一高一中的两个中年男子走进沈阳站站前一家小酒馆，要了酒、菜，边吃喝边低语密谈起来。 “妈的！这钱太难挣了，还累人，咱们得干点来钱快的。”高个子目含凶光，显得忿忿不平。 “大哥，有话你就说！”中等个子把耳朵又凑近了些，显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昵态。 “咱们瞅准了就干他一把！”高个子说着，用手隐隐做了个“抢”的动作。 这个话题，中等个子以前听对方提过几次，今天他听了显得格外用心：“怎么个干法呢？” “东陵那边有个派出所所长，他身上带着枪……”“枪”字一出口，两个人向左右扫了一眼，后面的话声更低了…… 7月27日中午，这两个人带着一个扁形菜筐，踏上通往抚顺的公共汽车。筐里，在旧报纸下藏着高个子从市场肉案上偷来的一把剔骨尖刀，还有他在厂里截短的两根一尺长的铁棒子。傍晚，他们像幽灵似地在站前广场徘徊寻觅，最后坐上一辆黑色“上海”出租车，沿着沈—抚公路向沈阳方向驶来。 出租车司机名叫朱纪奎，长发，28岁小朱怎么也不会想到，坐他车的并非善类，而是两只索命的豺狼。 那个高个子名叫孙德林，时年34岁，沈阳铁路局铁路大修段工人，一年前办了停薪留职，在沈阳站站前拉脚。此人身高一米八，大鼻阔嘴三角眼，体格健壮。怎奈他好体格不用到正地方，年轻时就以打架斗殴闻名，被公安机关强劳2年（脱逃半年），后来又因扒窃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他并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兼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狼的凶残。他在站前运货中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同行汪家礼，就是经常与他进出小酒馆的那个人，两个打得火热。汪家礼原是酒厂工人，后来在站前蹬“倒骑驴”，学会了开汽车。他曾因偷厂里的酒被教养2年。如果说孙德林是只“狼”的话，汪家礼就是只“狈”。汪家礼钦佩孙德林有“胆”有“识”，比自己高一筹；孙德林也说汪家礼“有刚”，车开得好。两个人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他们放着劳动致富的正道不走，几经谋划，这一天终于铤而走险，踏上了抢车———撞民警———抢枪———劫财的连环式犯罪道路。 太阳西沉，天色渐暗，“上海”从马官桥下道，驶向一条通往东陵营盘的公路。开出约200来米，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孙德林见路上无人就对司机说：“停一下，我撒泡尿。” 这是事先定好的行凶杀人暗号，汪家礼伸手握住了一根沉重的铁棒子……孙德林走到司机一侧的车门边，防止司机逃跑。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汪家礼动手，原来，汪家礼心里十分紧张，举不起那件凶器。孙德林无奈，只好暗中与汪家礼对换了“角色”，撒完尿后坐在后排座上。当汪家礼让司机再次停车，他要下去“撒尿”后，孙德林猛地挥起铁棒子，劈头盖脸地向毫无戒备的小朱头上砸下去，小朱挣扎几下，不动了。孙德林惟恐他不死，又用尖刀向他胸部、腹部连连刺下……可怜年纪轻轻的小朱鲜血喷溅，死于非命！ 目睹面前的凶杀惨景，汪家礼胆战心惊。一紧张，他把尿撒到裤兜里了。 干掉司机，两个匪徒将被害人尸体拖进路边的沟里，然后实施计划中的第二步。汪家礼发动车，可是怎么也发动不着。他们分析，可能是司机在挣扎中碰到了他设计的机关，打不着火了。汪家礼让孙德林下去推车，也没推着。一整套的劫车抢枪计划夭折了，两个匪徒不得不弃车逃走…… 这，就是12年前在东陵地区轰动一时的抚顺出租车司机被害案件，揭开了“3·8”系列杀人抢劫案血腥的序幕。 “1987·7·27”杀害抚顺出租车司机案件发生后，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副局长吴宗声、魏浩明等人亲临现场，指挥勘查，认定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组织警力侦破。 公安民警不是算命先生，现场条件有限，他们当时不可能知道犯罪分子在这起案件中隐含着一整套犯罪计划以及更加凶险的杀机。 “7·27”劫车杀人案表明，孙德林是后来以“3·8”命名的杀人抢劫系列案件犯罪团伙里的中坚分子，是最凶残的一个。在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抢劫犯罪活动中，总是他凭借身高力大和胆肥手黑第一个冲进去。也总是他眼睛眨也不眨地向被害人———不拘女人或老人———开枪射击。“我恨警察！”他毫不隐讳地这样说，这个从年轻时起就多次被处理、打击的歹徒对专政机关、对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所以，他“出山”伊始就以民警为加害目标，以极其凶残的手段猖狂于世也就不足为怪了。 “7·27”劫车杀人案还表明，汪家礼最终成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他最初跟着孙德林杀人劫车时，还心怀几分恐惧，下不了手；但是当他后来频频作案，特别是有了一支军用手枪之后，就变得凶残十倍，甚至连孙德林也不放在眼里了。 连环式的抢枪计划失败了，但是孙德林和汪家礼仍然念念不忘，一心要弄到用以杀人抢劫的得力工具———枪。他们把刀子、棍棒称作“冷兵器”，把枪支称作“热兵器”。 他们拉货时四处奔走。总是用一双贼眼窥视一些单位的财会室、仓库等要害场所，到有钱的地方转悠。一天，孙德林对汪家礼说：“于洪区一个乡政府的二楼有个财会科，咱们去干干？”汪家礼点头答应。两天后，他们假装“办事”，来到那个乡政府的办公楼“踩点”。上了二楼，发现有个封闭式的铁栅栏。孙德林在走廊上边走边打量着，忽然喜不自胜地在汪家礼耳边低语：“我改主意了。你看，财会科和武装部走一个门。我去武装部看看，兴许有枪！”说完就走过去了。这时，走来一位女工作人员，问汪家礼干什么，汪家礼用“找人”等谎言敷衍过去了。过一会儿，孙德林回来了，喜形于色地对汪家礼说：“武装部的门开着，柜子上放着一颗手榴弹。我怕被人看见，没拿。那柜子里能不能有枪呢？” 后来，孙德林独自一人又去那个乡政府“踩点”几次，对汪家礼说：“那楼的墙我看了，表面刮大白，里面是土坯。如果把间壁墙掏开，就能进武装部。” 汪家礼问：“那墙怎么掏开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 汪家礼知道，孙德林是车工，可以回厂里做家伙式。 果然，几天后，孙德林带着他特制的一个掏墙工具———能撬砖能挖土的铁钎子，在一个夜间，和汪家礼潜入那个乡政府的办公楼，乡政府大门没锁，也没有人看大门，他们很容易地进去了。孙德林让汪家礼在楼下望风，他上了二楼。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一脸沮丧：“妈的，没想到武装部的间壁墙是水泥的。” “那咱们回去吧。” “不行，再到别的地方看看。” 贼不走空，孙德林如入无人之境，用那个铁钎子一连撬开好几个办公室的门，几乎翻遍了办公桌的抽屉，直至偷光了里面的钱后才作罢。 事过多年，今天人们不知道那个夜不设防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次日上班后，面对一个个被撬开的房间和办公桌抽屉作何感想。但是可以设想，倘若不是一道坚硬的水泥墙意外地挡住了孙德林，被他偷去了武装部的枪支弹药，那么，骇人听闻的“3·8”系列大案就会“提前”七八年打响，人们看到的将是一具具无辜者血迹斑斑的尸体！ 抢枪、偷枪都未能得逞，并没有影响孙德林和汪家礼继续沿着犯罪的道路走下去。1988年，孙德林伙同他人到艳粉街一个环卫所偷了两辆垃圾车上的汽油发动机每人分一台，孙德林到饼干厂偷了一辆进口的“维士博”三轮汽车卸下发动机和轮胎，换到他自己的车上，其余的都当废铁卖掉了。孙德林还帮助汪家礼，对与他有仇怨的人进行报复，在一天深夜，两人用自行车驮了25升汽油，潜入一所小学校，砸开一辆“维士博”三轮汽车的油箱，往车上浇了汽油，导出一条引火线，点燃汽油，将一辆好端端的汽车烧毁了…… 不过，偷窃勾当填不满孙、汪二人贪婪的胃口，偷来的东西只能自己用，或者在廉价销赃后才能变成钞票，不仅数目少，而且有风险。他们挥之不去的念头还是抢劫，抢劫可以快速、直接地得到大把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汪家礼有句“格言”：抢劫是“不劳而获富得快”。 抢劫一个个大活人的钱财，人少了不行，于是，汪家礼的二哥汪家仁入伙了。 汪家仁，身高1．75米，长瘦脸，高直鼻，小眼睛，一字嘴，略显谢顶，别看这副尊容不能令人恭维，忽然有一日却登在报纸上，引来全市百姓的瞩目，这是后话。 汪家仁当时已过了“不惑”之年，理应安分守己，可好逸恶劳、花天酒地的生活使他总是感到囊中羞涩，恨不能在路上跌个跟头捡个大元宝。当孙德林和汪家礼邀他入伙时，他当即同意。并很快就成为这个犯罪团伙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在“文革”中就是个以打砸抢闻名的造反派，曾因此被治罪，在凌源监狱服刑9年。原本是老行当，现在干起抢劫来是轻车熟路。 随着汪家仁的加盟，又引进来另一个人，名叫王文绪。此人与汪家仁原来同在冶金机械修造厂干活儿，是师兄弟。王文绪在“文革”中同样有一段打砸抢的历史，曾与汪家仁在一个屋子里被“办班”，堪称难兄难弟，关系很“铁”。后来，他因盗窃被法院判处12年徒刑；1983年又因触犯刑律，被判刑5年。这个尝足了铁窗滋味的人获释后却不知悔改，当孙德林、汪家礼感到“干大事，人手不够”时，经汪家仁手拍胸脯作介绍，他也参加进来了。 这伙匪徒实施抢劫的主要对象，大多是在五爱市场、鞋城、家具市场、九路市场、南二烟市等处经商的业主。他们认为，这些人最有钱。他们根据平时了解、听到的情况，或者采取跟踪的方法，选好目标，然后付诸行动。他们用帽子、口罩等遮掩面部，手持尖刀、棍棒、绳子，或骗开房门，或前后脚跟着被害人闯入室内，以凶器相威胁，用绳子捆绑被害人的手、脚，大肆劫掠财物。 汪家礼在沈阳站运货时，给南塔鞋城一位40来岁的女业主拉过脚，知道她家的地址，就去“踩点”，然后纠集同伙在一天早晨等候在门口，趁女业主开门时冲了进去，用尖刀逼住她和丈夫、孩子，将他们用绳子捆绑，抢走现金6万多元。临走时，孙德林还拽下了女业主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 他们于一天早晨在鞋城附近某居民楼守候，当被害人开门时闯入室内，抢劫现金3万多元。 他们用同样方法跟踪一个业户，在一天早晨闯入室内，抢劫现金8000多元…… 这伙匪徒人数较多，设计周密，加上被害人受制后不作反抗，所以他们几乎每次抢劫都获得成功。不过，也有抢劫“流产”的时候。 一次，他们盯住居住在泉园小区的一位老中医的家，事前“踩”了“点”。那天，他们装扮成水暖工人，带着不少维修暖气设备的零件，守候在老中医居住的楼房附近。当那位老中医从外面回家时，汪家仁紧跟着也进去了，其余人在外面守候。汪家仁以检查暖气设备漏不漏水为名，对室内摆设进行观察。事前他们约定，如果那家有钱，汪家仁就敲敲暖气管子，喊一声“漏水”；如果没钱不值得抢劫，汪家仁就敲敲暖气管子喊一声“不漏水”。过了一会儿，汪家仁走出来了，说了声：“挺好。”孙德林听了一怔，想了想，指挥其余的人走了。下楼后，汪家仁纳闷儿地问孙德林：“这家看样子挺有钱的，你们怎么不进去呢？”孙德林反问道：“你不是说‘挺好’吗？‘挺好’不就是‘不漏水’吗？”这时大家才明白是误会了，没抢成。 由于这伙匪徒入室抢劫前化了装，用帽子、口罩等物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们担心让被害人记住或认出自己的相貌来，因而在抢劫中没有行凶杀人。用汪家礼的话说，“我们进屋干的活儿百分之百没杀人。”不过，假面具难掩凶残本性，一旦抢劫中出现某种意外情况，他们是毫不手软的。 他们听说某公司经理家里很阔，有钱，就把他列为目标，由孙德林、汪家礼到那家公司辨认经理，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他家的地址。情况搞准后，一天夜间，由汪家礼开着“130”货车，载着同伙去抢劫。入室后，他们用绳子将女主人和保姆捆绑起来。正在搜翻劫掠时，经理的弟弟和弟媳带着孩子来串门，进屋后也被他们用刀逼住。经理的弟弟挣扎不从，孙德林把他的一只胳膊背过来，挥起刀柄向他的头部狠狠一击，将他打倒在地，鲜血直流。汪家礼跑过去，用一根电线将他的手、脚捆绑了。忽然，电话铃声响了，孙德林一把拽掉电话线。他觉着这次行动“不顺”，担心是经理打来的电话，会心生怀疑报警，就指挥众匪徒在抢劫了3万多元现金、一些贵重首饰和一架摄像机后匆匆逃去。事后，经理的弟弟头部缝了8针；匪徒们用东西堵他的嘴，挤掉了两颗牙齿，可见其手段之凶狠。 绝大多数人在受到这伙匪徒抢劫、伤害后没有报警。他们自认晦气，暗暗加强了防护措施，抱着“舍财消灾”的心理。这样，尽管匪徒们气焰嚣张，频频作案，警方却无从知晓，失去了打击犯罪的有利时机。上述绝大部分抢劫案件都是隐案，是在这伙匪徒落网后，警方通过审讯深挖才为人所知的。 汪家礼说他们入室抢劫没杀人，这可能是事实。但这岂不是也在说，他们在室外的抢劫作案中杀了人吗？ 事实的确如此。尽管还没有枪支，这伙匪徒在用所谓“冷兵器”作案时同样凶残至极，杀人如麻。仅在1994年1月至5月这短短的5个月里，他们就连杀5名出租车司机，平均每个月杀死一人！ 1994年1月，匪徒们预谋“干大的”，抢劫铁西某厂的工资款，或者抢劫某银行。他们的打算是，抢劫一辆跑得快的轿车，杀死司机，作为实施抢劫的交通工具；还要在头一天从外地骗租一辆小型货车，杀死司机，作为抢劫后逃跑、中途“接应”换乘的交通工具。这个方法，他们在后来作案中一直袭用着，汪家礼称为“老套子”。 1月9日上午，他们派王文绪到辽阳雇了由司机李争驾驶的一辆蓝色微型帆布篷货车，说是到沈阳“拉货”。李争当即答应，为揽到一个长途活儿而暗暗高兴。汽车开到铁西区亚洲宾馆前，汪家仁已经等候在那里。王文绪说，他是“货主”，让他上了车。汽车开到南郊大堡，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了，孙德林和汪家礼在那里等候。他们让李争下了车，孙德林狞笑着对他说：“朋友，今天委屈你了，用一下你的车。”说着拿出绳子，把李争捆绑起来。李争知道遇上了劫匪，但他们人多，四周不见人影，不敢反抗。几个人把李争扔进车篷里，然后汪家礼、孙德林进了驾驶室。匪徒们的意图是，在汽车行驶中，由汪家仁和王文绪在车篷里扼死李争。可是当汪、王二人动手后，身体健壮的李争再也不肯任人宰杀了，拚力挣扎，边挣扎边痛苦地哀求：“你们要车……我给你们……何必……对我……这样呢……”王文绪似乎生了恻隐之心，双手放松了。这时，车停了，孙德林皱着眉毛走了过来。原来，汪家礼见后面好长时间也没把“事”办完，让孙德林下车看看。孙德林见王文绪松了手，捆绑李争的绳子也开了，不满地瞪了王文绪一眼，恶狠狠地说：“干这个还能讲仁义道德吗？”他把王文绪挤下车，重新捆绑李争，然后不顾李争苦苦哀求，和汪家仁一起轮番下手，将李争活活地扼死了。天黑后，他们开车选择抛尸地点，最后在于洪区张士乡道边发现一眼枯井，将李争的尸体头朝下地扔了进去。 李争，一位年仅26岁的辽阳青年，就这样惨死在这伙匪徒之手。当夜，他的亲人们四处寻觅打听也不见踪影，一遍又一遍地传呼也不见回音，真是撕肝裂肺，焦虑万分。他们怎会知道，他们的亲人遇上一群枉披人皮的恶魔，已被他们残忍地杀害，化成了屈死的冤魂…… 汪家仁说：“干这种事，必须把司机整死。”的确，他们在抢劫出租车时，从来不留“活口”。 当地警方接到李争家属报案后，十分关切。可是，茫茫大地，浩浩人海，李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一点线索和头绪，侦查破案从何谈起？于是，成为一起悬案。 次日，是铁西区某厂职工发薪的日子，那伙匪徒开着微型货车去观察情况，看见铁西区公安分局好像有什么行动，街上有很多警察。他们没敢久留，赶紧把车开走扔掉了。 抢劫行动流产，匪徒们没有死心，筹划着下一次行动。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汪家礼却一直觊觎着他原来所在的酒厂的职工工资款，向同伙提出，在该厂发工资的那天进行抢劫。这个建议得到了那几个人的赞同。这一次，他们仍然按“老套子”办，要抢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 同时抢劫两辆车，不言自明，意味着又要杀害两名司机。 3月21日，孙德林按照分工，独自一人去搞轿车。晨6时，他来到艳粉街永善小区，站在马路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着往来穿梭般奔跑的出租车。的确，他看中了哪辆车，哪辆车的司机就注定魂归西天。他如同阎罗，掌握着生杀大权。每想到这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就自负地现出狞笑，感到满足。正思忖间，从远处驶来一辆白色“伏尔加”。妈的，就是这小子了！他向那车招了招手，一位年近4旬的司机马上减低车速，将车开了过来。他叫刘志国，家住于洪区杨士乡，对这一带很熟。孙德林上车后，很容易地就将刘志国骗到了预定的地点———于洪区大坝下南塘鸡场附近的土道上，与同伙们会合。 按照分工，汪家仁在南塔骗雇了一辆“132”型长箱货车。年过4旬的司机是东陵区汪家乡的吕庆安，这辆车买来才4天。车开到鸡场附近，汪家礼等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们用尖刀逼住吕庆安，捆绑他的手、脚并将嘴堵住。吕庆安挣扎，汪家礼照他腿上就是两刀，然后用绳子将他勒死了。孙德林乘坐的“伏尔加”开来后，他们又勒死了司机刘志国。 匪徒们将两辆车的司机“搞定”后，该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了，可是汪家礼望着那辆“伏尔加”面现怒容，瞪起眼珠子对孙德林说：“谁让你整这样的车？几个档我都不知道，怎么跑？” 在每次抢劫活动中，凡是需要动车的，一般都由汪家礼驾驶，因为其他人的开车技术都不如他。过去，许多事都是汪家礼听孙德林的；后来，随着汪家礼在犯罪团伙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上升，他在心情不顺的时候也可以顶撞孙德林几句了。此刻，孙德林阴沉着脸，什么话也没说。 由于抢来的轿车不遂意，加上当天酒厂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给职工发薪，这次抢劫行动又流了产。那两个司机就这样衔冤含恨，命丧九泉。 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伙匪徒为了抢劫南塘鸡场职工的工资款，又用同样的手段于同年5月19日、20日两天，接连杀害了抚顺市开“132”型货车的司机唐洪伟（39岁）和本市开“拉达”的司机居永志。由于鸡场职工的工资不是在同一天开，他们的抢劫计划再一次落空…… 一具具被勒杀致死的尸体，一辆辆被劫后丢弃的无主车辆，震动了社会，惊动了警方。由于犯罪分子作案抛尸现场分布在铁西、皇姑、于洪等区，比较分散，有的被害人及车辆还是辽阳、抚顺等外地的，现场上没有提供比较有价值的侦查线索（有的被害人尸体过了很久才发现），这些案件都成了难解之谜。 在这期间，孙德林和王文绪的关系比较紧张，产生了矛盾。在孙德林眼中，王文绪这个后入伙者脾性固执，刚愎自用，有时不听他的，另搞一套；在王文绪眼中，孙德林自恃身高体壮，抢劫中冲在前面，凡事总爱说上句，硬充老大。于是，当策划抢劫行动时，他们两人的意见每每发生冲撞，而且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汪家仁在中间两面说合，也无济于事。在汪氏兄弟看来，这个团伙里没有王文绪可以，没有孙德林可不行。于是，王文绪与这个团伙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随着王文绪的“淡出”，另一个人渐渐取代了他的位置，就是孙德林的三弟孙德松，人称“老三”。 孙德松比大哥孙德林小10岁，曾入伍，身高1．73米，国字脸，大眼睛，寸发。他转业后先在汽车配件公司当营业员，后来经商，开了一个汽车配件商店，他性格孤僻，平时连朋友也没有，见到熟人唯有点点头而已，和弟弟都不说话。但他自我感觉却不错，说自己对长辈很孝顺，从不给老爸惹事，老爸对他也放心。 然而，这个“老三”给那位老人“惹”的事还小吗？经大哥那么一拉，他就从容入伙，干起杀人越货的“营生”来了！ 其实，早在孙德松正式“出山”之前，他就已经和孙德林有过多次犯罪的纪录了，两人经常合演诈骗“双簧”，叫一个个上当者领教了他们骗术的“高明”，叫苦不迭。 有个骗案是孙德林设计的，孙德松配合实施。孙德林以开商店为名，从劳务市场招来雇员，假作检查身体，骗去其身份证，并伪造残联文件，到有关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些手续需要盖印，孙德林就白天去看，夜里去盗，居然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把所需的大印都盖全了。执照办妥之后。到某银行建立了帐户，骗得一本转帐支票，又买了现金支票，然后由孙德松出面，用空头支票到某轮胎厂“购买”了价值6万多元的轮胎，满满装了一汽车。在孙氏兄弟指挥下，这车轮胎三易地址，卸了装，装了卸，摆下“迷魂阵”，最后卖到了大石桥。 孙德松开店是幌子，行骗才是真。他和孙德林倒卖汽油票，并用空头支票诈骗轮胎、机油、防冻液、汽油票等达13万元。他还和孙德林借到某厂买汽车部件之际“踩点”，预谋抢劫这个厂的财会室，后来没有机会才作罢。 就是这么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惹事”但实际上干着另一套的人，一旦加入了那个杀人抢劫犯罪团伙，其“表现”可想而知，他在里面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已被疏远了的王文绪。 孙德松的入伙，使这个抢劫杀人犯罪团伙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两对同胞兄弟结成一个团伙共同作案。这种结构在团伙性刑事犯罪中比较罕见，不仅加强了犯罪团伙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坚固性，变得更加疯狂，而且为警方的侦破工作增加了难度。 随着犯罪升级，无论是孙德林还是汪家礼，都不再满足于继续使用刀子和绳子等“冷兵器”，而是热衷于获得“热兵器”———枪。他们在继续做着当年（“1987．7．27”）劫车杀人案时未圆的那个梦。有了枪，不仅作案方便快捷，更要紧的是利于脱身和逃跑，枪偷不到抢不到那就只好去买，买枪则需要钱，他们杀人抢劫是为了买枪，买枪是为了杀人抢劫，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有了买枪的念头后，他们强抑灯红酒绿的诱惑，有时把抢来的钱不分劈，留下来作为买枪用。听说南方有枪可买，他们就携带赃款，一次又一次去南方寻觅。 为了买枪，汪家仁和王文绪去过广东、海南，孙德林和汪氏兄弟去过汕头，结果都空手而返。后来，匪徒们分作两路，通过农村的关系，或以“收山货”为名，窜到开原、吉林等地，买到4支猎枪。他们将猎枪进行改造，锯短枪柄，用于作案。这些枪平时藏在汪家礼家的隐蔽之处，用时取出。 尽管是猎枪，毕竟是“热兵器”，这伙匪徒更加疯狂了。 他们用“热兵器”武装后干的第一起案子，是1993年9月24日，入室抢劫一个在南塔鞋城经商的业主，汪家礼给他拉过货。经过“踩点”、跟踪，他们在那天早晨4点多钟来到业主的家。孙德林、汪家礼各端一支猎枪，汪家仁、王文绪各带一把尖刀，4个人都用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清晨，一个打工的刚开门，孙德林就手持猎枪冲了进去，其余人接踵而入。屋里住宿的人不少，睡梦中突然被几个持枪握刀、凶神恶煞般的匪徒惊醒，一个个都呆住了，动弹不得。当孙德林手端猎枪冲进业主的卧室时，那个业主躺在床上，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短刀，孙德林用枪指着他的脑袋警告：“你的可没我的快！”业主害怕了，缩回了手。匪徒们将几个成年男子用刀、枪逼住，把他们捆绑起来。孙德林向业主要钱，从他的枕头下面抢去一万多元，又在被窝里发现了一条金手链。屋里有个金柜，孙德林向业主索要开金柜的钥匙，业主说，忙乱中记不得将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了。孙德林认为他是故意拖延时间，找到一把铁钳子，用钳子狠夹业主的一只耳朵，痛得他直咧嘴，却不敢喊叫。孙德林还觉着不够劲，用猎枪狠砸业主的脑袋，“砰”枪走火了。子弹射向天棚，满屋烟尘。头一次在室内打枪，孙德林心里不大托底，忙问外面望风的汪家礼：“听的声音大不大？”汪家礼说：“大。”孙德林有点胆虚。天快亮了，外面上早市的人多，再说这次抢的财物也“够口”了，就想撤。为了给被害人造成错觉，他对业主说：“你得罪人了，是别人雇我来的。要想没事，再准备6万。我给你打电话，咱们定到哪取……”说完，和其余匪徒离开现场，匆匆逃走了。 有了枪，这伙匪徒频频出动，连连作案。 他们对在五爱市场经商的一个业主跟踪、“踩点”，然后持枪入室，将被害人捆绑，抢劫现金1万2千多元。 他们持枪闯入南塔鞋城的一个业主的家，从床铺下面翻出1万元现金，并抢去金项链1条、金戒指2枚。 他们从五爱市场跟踪、一个卖鞋的老妪，记住她的居室所在，在一天清晨持枪闯入抢走现金3万多元…… 一次又一次抢劫得手，这伙匪徒沾沾自喜，他们以为，有了枪，就有了制服被害人的更大的威慑力量，可以比过去用刀、棍之类更容易地将财物劫掠到手。 然而，他们想错了，在他们持枪抢劫中，就有不惧强暴、奋起反抗的强者。 那天清晨，他们如往常一样，手持猎枪、尖刀闯入一个在南塔鞋城经商的业主的家，当时屋里有两男一女，3个人。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那个业主进行了反抗，女主人高声呼喊起来。另一个男子也跑来扑向孙德林。措手不及，匪徒们仓促应战，汪家礼向那个男子身上扎了一刀。业主挣脱孙德林的控制，返身奔向厨房取刀，孙德林慌忙中向他开了一枪……枪声和喊声使匪徒们感到情况不妙，无心恋战，有谁喊了声“撤”，几个人马上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汪家礼不甘心，临走时朝女主人的腹部扣动扳机，不料是颗臭子，没响…… 抢劫失败，匪徒们逃回匪巢，惊魂甫定，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有的抱怨那一家人舍命不舍财，有的自责互相配合不好，汪家礼则懊恼那颗臭弹有损他的“威风”。孙德林边听众人议论边擦拭着他的那支猎枪，恶狠狠地说：“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没关系，咱们再来！” 有了4支猎枪，这伙匪徒凶焰大增，变得更加猖狂了。 1994年5月间，他们盯上在铁西区家具城经商的一个业主，由汪家仁、汪家礼多次跟踪，到他居住的滑翔小区“踩点”，记下了他一家人每天朝出暮归的规律。孙德林和孙德松还到家具城观察业主几次。5月13日晚上7时许，匪徒们暗携猎枪、尖刀和绳子等作案工具，守候在业主所住楼房附近。他们知道那对夫妇带着孩子们很快就会回来。他家有辆“跃进132”双排座货车，是一家人的代步工具。事前，匪徒们作了分工：如果女主人带着孩子们下车后先进屋（经常是这种情况），就由汪家仁、汪家礼哥俩马上跟进去，用凶器将她们逼住；那个业主则由孙德林、孙德松在外面对付，然后实施抢劫。果然，没过半个小时，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跃进”货车开到楼前停下了。不过，今天却是那个业主先打开驾驶室门，脚步匆匆地进了家门。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不容汪家礼多想，他也跟着闯入室内；更没料到的是，汪家礼进屋后，无意中把房门关上，锁住了暗锁，使汪家仁等其余匪徒不能进去。这样，屋里形成了汪家礼与业主一对一的局面，这个意外使孙德林等人非常着急，担心汪家礼一个人控制不了业主。汪家仁急得直敲门，喊：“开门！快开门……”可是汪家礼哪能腾出手来给他们开门呢！孙德林、孙德松顾不得那个女业主和孩子们，也跑了过去……猛听屋里“砰”的一声，猎枪打响了。正在众人惊悚之际，房门开了，汪家礼神情紧张而沮丧地出来了。刚才一声枪响，是他的猎枪走了火。但是屋里已经见不到那个业主，原来他在与汪家礼对峙、周旋一番之后，从另一个门跑了出去，来到楼口，握着一块砖头对孙德林等人喊：“你们走吧！不关你们的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经过一番折腾，枪声和喊声引来了邻居和行人，看“打架”的热闹。孙德林见抢劫已经不可能了，怕有闪失，对同伙低声说了句“快撤！”4个匪徒跨上自行车，仓皇逃离现场。 回去后，汪家礼为这次失误而感到遗憾，还不无担忧地对同伙说：“那个男的看见我的脸了，怎么办？”那几个人听了，精神上也有些紧张。他们杀人抢劫，坏事干尽，是一群见不得阳光的丑类，因而作案时化装、蒙面；一旦在无意中露出了真面目，就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焉能不怕！这几个匪徒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倘若汪家礼出了麻烦，其他人谁也跑不掉。反复商量之后，汪家礼咬了咬牙说：“那个家伙不能留，得把他干掉！”孙德林表示赞同，于是两人密谋除掉那个业主之计。 这天深夜，汪家礼开了一辆“130”货车，载着孙德林来到那个业主的住处附近。业主那辆“跃进132”停在楼下。汪家礼借夜幕掩护，溜到车旁，用凿子将油箱砸了个眼，放出汽油，然后点火烧着了。他和孙德林各握一支猎枪，隐藏在附近暗处，望着燃烧起来的大火在等待着。他们的损招是，用这个方法把业主骗出来，两人一齐开枪把他击毙。火光熊熊，把那辆货车吞噬了。可是，直到这时，那个业主也没出来。是他和家里人都没在家，还是心存预感有所戒备呢？不得而知。不过，熊熊大火引来了许多人围观，还有人去报了火警……汪家礼、孙德林怕暴露自己，赶紧跳上“130”开跑了。 杀害那个业主未成，但汪、孙二人觉得至少已经达到了另一个目的：让业主等人以为烧车是出于报复，让他们瞎猜去吧。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伙匪徒抢劫未成还要杀人，在预谋杀人时又来纵火，真是坏事干绝，猖狂至极！ 1994年，是在沈阳市公安史上浓墨重彩，用大篇幅书写的一年。 这一年，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沈城的公安民警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伴随着多年罕见的酷暑热浪，另一股源于大洋彼岸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浪也在使成千上万的球迷入夜后难以成眠。然而，全市公安民警们既无心理会暑气蒸人的酷热，也无暇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绿茵场上激动人心的球赛，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被入夏以来发生在市内的3起特大刑事案件牵进去了——— 1994年6月26日凌晨，阴雨连绵之夜，辽宁省博物馆发生了特大文物盗窃案，包括13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42件珍品被盗； 同年6月28日8时许，一小撮持枪暴徒在皇姑区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前，乘运钞取款车（“桑塔纳”轿车）刚刚驶抵之机，抢劫29．8万元巨款，驾车逃窜； 从1993年1月到1994年9月9日，在市内各区连续发生8起歹徒入室杀人、抢劫、奸尸的恶性案件，经公安机关技术串连，认定这些案件为同一犯罪分子所为…… 上述3起案件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引起省、市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公安机关全力侦破。 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等领导研究决定，将辽博文物盗窃案、运钞取款车抢劫案、系列性入室抢劫杀人案这三大案件分别列为特号公案、2号公案、3号公案，由局长和主管刑警的副局长挂帅，发动全市公安民警和治安保卫干部摸访排查，并成立破案指挥部和专案组，调遣精兵强将倾尽全力侦破。 一个六七百万人口———还不算几十万流动人口———的大城市，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而法制建设尚不能完全尽如人意的时候，刑事犯罪案子是少不了的；不过，如果接连发生多起引起社会震动的重大恶性案件而又不能及时侦破的话，那一面面扛在公安民警肩头上的盾牌就变得格外沉重了。 沈阳市的公安民警不愧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经过工作，对“三大案件”的侦破取得了进展，捷报频传： 11月26日，在杀人恶魔潘晓峰残杀了第九个无辜女性之后不久便被公安机关抓获，第三号公案告破； 12月7日，被一些人传说得神乎其神的偷盗辽博珍贵文物的“文物大盗”仵德成落入法网，被盗文物全部完璧归赵，特号公案告破…… 人们在赞颂公安民警的神威，欢庆两起公案相继侦破的同时，也在翘首企盼第二号公案———“6·28”运钞取款车抢劫案告破的喜讯。可是，惟独这起特大案件没能在当年侦破。“好事难全”哪！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起案件的侦破冷却了热情，收敛了期望，淡化了记忆。 “6·28”运钞取款车巨款抢劫案发生后，平心而论，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一起案件未能及时侦破，有着很复杂的多方面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此案的侦破难度相当大，犯罪分子实施抢劫时目标明确，设计周密，配合默契，行动快速，在现场上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侦查线索。有经验的民警分析，案犯是一些胆大手黑而又善于反侦查的老手。时间愈久侦破愈难，一晃5年过去了。有人长叹：“6·28”这起案子将成为历史谜案了。 今天，随着“3·8”系列案件的侦破，从刑警支队案审处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通过深挖，犯罪嫌疑人汪家礼首先供称，“6·28”运钞取款车抢劫案是他们一伙干的。也就是说，这起案件是“3·8”系列案的组成部分。 经查证，情况属实。 案发5年之后，当年沈阳的“三大案件”已全部告破。公安民警果然不负众望，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为那页翻过去的历史补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虽然迟了些。 那么，当年“6·28”抢劫案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让我们拂去时间的浮尘，把那一小撮丑类放到阳光下现现原形吧。 1994年6月28日9时30分，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业务值班室接到皇姑区公安分局电话报告：本区今早发生一起歹徒驾车持枪抢劫银行运钞取款车的案件，抢走现金近30万元，请支队派员勘查。 接到报案后，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杜希有率领侦查技术人员奔赴现场。皇姑区公安分局局长曲月福等人已先期到达。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等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勘查。 抢劫案发生在闽江街66号，即辽宁省金融职工大学华山城市信用社第一门市部门前。 押款员等目击者向公安民警介绍说，今早8时10分，当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由南向北行驶到信用社门市部门前停下，他们刚从后备箱取出一大一小两个装钱的提兜时，突然从北面开来一辆白色“天津大发”微型面包车，在离“桑塔纳”大约5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从车上跳下3个用女人丝袜蒙面的歹徒，每人手端一支猎枪，逼住押款员和司机，将两个装着29．8万元和一枚“沈阳市华山城市信用社现金收讫”章的黑色提包抢去，然后迅速跳上白色面包车向南逃去…… 这就是说，犯罪分子有4人，3人行抢，一人开车。当时，押款员没有佩带武器，只有一根尺把长的电警棍，面对匪徒们的3支猎枪，显然不是对手。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匪徒们来去迅速，押款员们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眼睁睁地看着巨款被抢走，直到那辆面包车绝尘而去才慌忙打电话报警。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的反应不可谓不快，立即组织全市民警（特别是交警）堵截白色“天津大发”，但是没有结果。 技术人员对抢劫现场进行勘查，询问目击者，了解歹徒们的衣貌特征，由于匪徒们都是蒙面，他们无法看清面孔，只是说，跳下车的3个人中有一个身材比较高，是他头一个冲到手拎巨款提兜的押款员前面，用枪迫使其就范的。 光天化日之下，运钞取款车在市区内被武装匪徒抢去巨款，是沈阳市建国40多年来的首例，性质严重，影响极坏。省、市领导以及公安机关十分重视，调动大批警力投入侦破。 案发当天，那辆被匪徒用于抢劫的“天津大发”面包车被民警发现，它被遗弃在皇姑区昆山中路89号东侧的一条胡同里，离华山信用社门市部并不远。民警们凭直觉意识到，这伙匪徒是一些很有经验的作案老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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