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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作者: 袁世海 二十六 路难行 几度失意 年，我过得很愉快。但总觉得心里悬着一件事——我的戏份钱究竟能定多少？这是关系到我一家人生活的大事。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靠我一个人挑。哥哥受不了洋行的虐待，只待了一个多月，就偷着跑回北平，直到现在没有工作。三姐年龄也不小了，出嫁需要一笔钱；母亲受了这些年的苦，应该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了。哥哥姐姐们也都说：“起码定十元。”“没准儿能定十五元，戏演得好，钱不会少给。”对呀！若论台上的成绩，绝不会给得太少，我们在生活上先勒紧一点，及早将债还清，到时有了节余，把住的那间东房修整一下，不能让它再漏雨。……万一戏份钱少呢？少，又会是多少钱？不会的！妈妈倒比我想得开，她说：“不想不成，想也没用，刚出科哪能跟人家争多论少哇！这就够抬举咱们的啦！定多，多花；定少，少花。咱们也不是没过过穷日子。” 我明白，这不过是妈妈宽慰我的话罢了。 初一，开箱演出，尚先生和王凤卿先生合演《御碑亭》，前边有张云溪演的《八大锤》，我演的《英雄会》（即《镖打窦尔墩》），我饰黄三太，杨春龙饰窦尔墩。戏后，我到帐房领戏份，重庆社的管帐先生对我说：“今天按规矩是拿喜份（喜份低于平日份钱），你刚搭班演戏，给你开的是戏份，往后好好干吧！”和往常一样，戏份的红纸包扣着递到我手里，我心里很紧张，用手攥着纸包，走出戏院，慢慢地将纸包翻过来一看，红红的纸包上，那黑黑的墨笔字闪入眼帘，不看则已，这一看就使我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下。我急急打开纸包，“一、二、三！”钱数和纸包上所写“袁老板三元”完全一样，我没有雇车，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算计，重庆社一星期只演两场戏，一个月演八场。我一场戏挣三元，一月共二十四元。除去每月应付一千元借款的十五元利息，还余九元。为了勒头，请管盔头箱的孙师傅帮忙，一场贴补他三角，共需二元四角。我只能余下六元六角。就是加上科班每月所挣的二十来元钱，生活也难维持，何况还有几千元的外债呢！哪年、哪月才能还清啊：我的方寸全乱了…… 回到家中，全家人都在喜气洋洋地过节，我怎敢唉声叹气，只是默默地坐着发呆。母亲见我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里就猜着了几分，再三追问，我知道睛是瞒不过的，只好将份钱拿出来。妈妈、哥哥、姐姐都愣了。 半晌，妈妈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安慰我，喃喃地说：“唉！别着急！急有什么用，好在还有科班那二十元戏份，日子还能过。再托你四大爷出面，求曹大爷给个情，先别要利息，哪怕利上加利，将来有了，再一点点还。慢慢熬着吧：日子长着哪！” 是的，来日方长，我得继续苦练。我不相信有本事吃不上饭；我不相信，我们家就永远这样穷下去。 继《汉明妃》后，重庆社又排演了《龙女牧羊》、《比目鱼》等几出新戏，也曾去天津演出十二天，营业甚佳。回京不久，生活又开始捉弄起我来了。重庆社管事人，突然对我说：“咱们最近要去济南演出，时间不短。我们觉得你应该退出富连成科班，不然到济南演出你就先别去了！”这难题我一时如何回答得上来呢？他见我沉默不语，就让我回家想想，明天给他回话。 为什么重庆社要我退出富社呢？事出有因，说来话长。还在我临出科时，富社去天津演出是经尚先生的推荐。他亲自给联系北洋戏院和我们学生的住处，又亲随赴津，请爱好尚派的观众看戏捧场。他住在惠中饭店，每天到剧场督阵，把场子，凡是他给排的剧目，如《娟娟》、《金瓶女》等戏在上演前。都要经他再次加工，可谓热情、认真极了。这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什么人借题发挥，传出了闲话。我也曾风闻：什么富连成要变成尚家班等闲言碎语。尚先生的长子尚长春也到富社坐科学戏，长春入科前练了许多武功，入科后，派长春演《殊砂志》的病鬼，是二路老生的角色。尚先生闻讯后，立即让长春退出富连成，好在长春也没写字据。说退就退了。从此，尚先生不介入富社之事，双方搞得很僵。重庆社见我自从排《别姬》以来，在科里一直是占了相当重要地位的人，意欲让我辞退富社，借此要科班的好看。我在中间可难办啦！退出富社的话，我无法向科班去提。我能有今天，是富社多年来对我的栽培。出科后，富社更没亏待我，给了我最优厚的待遇。我怎能得鱼忘筌呢？若不辞富社，重庆社就不要我去济南巡演，其意就是将我辞掉，我出科搭重庆社，被多少师兄弟称羡，不过半年就被辞掉，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说不过去。若拂了他们的面子，我再搭别的大班，也会有困难，还有重庆社作保的三千元戏装费，万一一怒撤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总之，我感激尚先生的提拔，不敢得罪重庆社。也感激科班，不愿得罪富连成。我辗转反侧，一夜未能合眼，也没想出两全之策。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见重庆社管事，他没待我说话，就抢先说道：“想好了吧！听我的，好好干，我们给你长份钱。退出富连成的信已经给你写好了。念给你听听，就去交给他们吧！”信的大意是：因重庆社要去济南演出，时间较长，恐误科班演出，我还记得最后几句是：“……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今天看来，对母校使用这类词句很不恰当。那时如果去至科内讲明难处，会得到富社同情的。可我既没文化，又是初出茅庐，没有社会经验。遇到这类较复杂的事情就不知所措，完全听从摆布，无可奈何地咬着牙将信寄到富社。科班见我要辞退，他们也完全明白这出“戏”是怎么排出来的。此时，科班中受欢迎的剧目声势已起，叶盛章师兄的《白泰官》、《藏珍楼》等戏都获得了好评，盛兰也回科演戏，阵容比较齐整。所以，科班不怕这些，你走就走，有的是学生能演。不过科班也很生我的气，怨我吃着富连成的馒头长大，学了本事，翅膀硬了，听外人话挟制富连成。 我真冤，重庆社、富连成有了矛盾，与我并不相干，却将我夹在中间受怨！ 我们赴济南巡演，住在河南旅社，还在进德会演出。园中老虎、镇惊压邪的长命锁犹在，依然招徕着大批游客，但对我已失去了吸引力。无事的时候，经常在苦思日渐艰难的日子。我们先后演出十五场，其中有三场是义务戏。一个月以后返京，那时已是秋季。叶大哥（龙章）、叶二哥（荫章）都到车站迎接，和重庆社言归于好。不久，尚先生就又帮富连成给盛章排《酒丐》，这出戏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剧目。 我呢，戏份钱没有长，出外巡演一场戏给八元。按规定出外巡演，戏份钱比在京要多加三倍，是十二元。在外面零用开销大，所剩的钱就不多。辞退富社后，每月又少了二十元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无法维持，只得又开始借贷度日。转眼又是年底，全家唉声叹气地过个穷年。大年三十，我没敢回家，在外边溜了一天大街。我在科时欠的帐，不过是十几元、几十元，眼下的帐是上百元、上千元。久春戏衣庄和别的债主不断地前来讨帐。后来据母亲回忆说：“这个年三十真不好熬，每包几个饺子就要应付一位讨帐人。”只有和尚大爷出面借的一千元，曹掌柜不来催帐。他说：“你好日子会有的，我不着急。我这点钱也来之不易，咱们先记着吧。他采用利上加利的办法记帐。尽管两年后我还帐时，这一千元的借款已变成为二千多元，但对他们肯延缓还帐的期限，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这年（一九三六年）春节，我们重庆社在华乐园演出《法门寺》。我演太监刘瑾，我还和往常一样，《庙堂》一场穿红蟒，《大审》一场换紫蟒。戏结束后，管箱的张宝山告诉我：“久春戏衣庄来人，将那件红蟒借走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就让他拿走呢？” “他说是借红蟒做样子，有急用，非要马上拿走不可。您在场上呢，我只好让他拿了。” 我预感到事情不太妙，第二天赶到戏衣庄找到苏锐。他向我讲了实情： “跟您说吧，我们不是看什么样子，是将红蟒收回了。您交了五百元钱，就可着钱数留东西吧，其余的请您送回来。以后有钱了，您再做新的！”苏锐竟一反常态，说了这样毫无情面的话，我感到吃惊。 “咱们事先不是讲好了吗？你们还讲信用吗？”我理直气壮地追问。 “当初咱们讲好了，您总得给钱哪：您从做到现在快一年了，除了定钱，一个大钱也没给呀：我跟掌柜的没法交代，您说能怪我吗？” 他说到钱，将我的嘴堵死了。 “唉！我没想到出科后混饭吃有这么多的难处！你也知道，没有这些服装我就更难了，有重庆社做保的面子，凭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也该帮我一把，日后，我不会忘了你们的！”我近似哀求他了。 “实话告诉您吧！重庆社已声明，对您做戏装的事不管了，等于他们撤了保；我们也耳闻您辞了富连成，搞得挺僵。您也知道，我们全仗着科班在这儿做戏装，我们不能得罪老主顾！您还是将东西先退回来，凭咱们的关系，您的东西，我给您留着，有了钱，您再来拿，这就够朋友的啦！” 我完全明白了。事已至此，多讲是无益的，我只留下一件紫蟒、紫靠，因为紫色为官中色（通用色）凡须穿黄、黑、蓝、红色服装的角色，也都可以穿紫色。几天后，他们来人将其它的服装，大包、小包地“取”走了。 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惘然若失地怔在那里很长时间。回到屋内，我呆呆地坐在床上。 “你要是想哭，就大声地哭吧！憋在心里要闹病！”母亲焦急地摇着我的肩膀，重复地说着。 我恸哭了一场。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太大了。多年来，我苦苦练功学艺不觉为苦，就是指望出科后能在这行混出点道道来，凭本事挣钱养家，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然而，出科后尽管我兢兢业业地干，倒霉的事情却一件件压得我喘不过气。舞台上，是有能力施展不出，生活上更是一天不如一天。重庆社强行让我离开富社，使我得罪了母校，还减少了收入，单靠重庆社的微薄戏份，我一家人怎能度日呢！这个损失谁人来管？谁人又曾过问？我只得忍气吞声，将这黄连水往肚里咽。为了生活，我万般无奈，每星期在徐东明班社演一场，在李洪春班社演一场，挣得几元，聊以糊口。可这又着恼了重庆社。他们反脸撤“保”，“久春”无情收回戏装，狠狠地兜起来扔了我一个“踝子”。没想到就是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混口饭吃也如此之难！出科时的想法太简单了，太自信了，为什么还不知自己能挣多少戏份，就急急忙忙去定制那么多价钱昂贵的戏装呢，求之过急，怎能不跌跤呢！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逐渐冷静下来。眼下是困难重重，可我得咬住牙熬过这一关。郝老师在艺术上能使架子花脸由中、下层地位跃居前茅，与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等人并驾齐驱，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啊！他能成，我就一定也能成！我喝了苦水，吃了苦果，就更要继续发奋，苦学、苦练，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我定会如愿以偿。 写到这里，我仍旧感慨非常，当年，摆在我——一个十九岁青年，刚出科的学生面前的，是多么坎坷的人生之路哇！事业上的失意，生活上的拮据，处境的凄凉，无依无靠的孤独，世态炎凉的欺辱，都在痛苦地折磨着我。想那时，我望着取走戏装远去之人的背影，进入眼帘的只有冬天的枯树和昏鸦。这使我现在想起内心仍隐隐作痛，遏制不住地要回到今天的现实中，对青年们说一句：“你们赶上好时代了！”这句话是一九五三年，我排演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大型剧目《黑旋风李逵》时，郝老师对我能在壮年赶上新中国，加入国家剧院而羡慕、感叹发出的肺腑之言。老师说得好哇！青年演员们，你们在党的关怀爱护下成长，你们不至为生活而担忧，不会为搭班社而发愁，不会为置办戏装而债台高筑，更不需为拜师而奔波借贷。在你们迈出学校门槛时，党，为你们安排好一切，也许你们在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或那样的矛盾，这是难免的，其性质和我们那时截然不同。而且，可以依靠党组织去解决。你们多幸福啊！愿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珍惜自己的青春，珍惜自己的艺术，努力奋斗！为振兴我们的京剧事业，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高度精神文明而奋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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