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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往事 作者: 吕大渝 二 母亲 我的母亲王志筠，一九一零年出生在沈阳小河沿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只是个小商人，并不富有。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创办了教会学校以及医院和孤儿院等福利机构。 母亲仅十五个月大的时候，由于霍乱的流行，双亲相继去世，留下的五名子女，生活陷入了困顿。我的大舅去山东投靠了他的二伯父，也就是我的二舅爷。十六岁的大姨当时已在教会学校寄宿，于是，二舅和二姨也随同大姨住校，他们三人全由教会收养。才一岁出头的母亲，留在了大舅爷家。大舅爷也是小商人，已有两个儿子，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在那里只住到五岁，也由教会收养，去了坤光小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一切生活杂事全靠母亲自己料理了。 早年，坤光小学是沈阳非常有名的一所教会学校，除中学部以外，还有小学部和幼儿园。母亲深感求学不易，学业自然加倍努力，成绩也相当出色。在坤光小学毕业后，她半工半读，在幼儿园帮忙并在小学二、三年级兼音乐课，还在中学部跟班读书。 坤光小学的校长是个英国人，幼教工作者，她教母亲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和弹琴。后来，很有艺术天分、酷爱音乐、又喜欢孩子的母亲，以初中同等学历及向坤光小学借贷并承诺学成回校任教来偿还贷款的方式，历时两年，得到了沈阳崇正女子师范学校幼师的毕业证书，日后，成了一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 母亲的一生，得助于教会颇多，精神上寄托于“主”颇多。 “文革”中，反右时被“内定右派”的父亲进了学习班；大哥远在西安；“老三届”的妹妹大曼被分配到东北嫩江达斡尔族地区插队；仅二十出头的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了单位的“牛棚”；刚初中毕业的小弟大谷也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拘留数年。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成了国家级的大右派。民盟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更被打成“章、罗反党联盟”，当时，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文革”期间，刚初中毕业的小弟被分配到首钢河北迁安铁矿当装卸工。一九六八年，就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不久，小弟也突然出了事。听说因为小弟刚巧是位国家级大右派之子在北京二十五中的同学，而那位右派之子由于屈打而成招，他的许多同班同学都被供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有的还判了死刑。小弟被说成是“情报部长”的根据，仅仅因为我家有一本“文革”前在书店里买来的《情报术》，一本薄薄的译本。为此，我的小弟，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先是在首钢被隔离审查和批斗，后来又被大兴县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 我永远不会忘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凛冽的寒风中缓缓而行，去给幼子送冬衣、送粮票、送饭费的佝偻的背影。月月年年，这一送就是四年。 在那压抑的年代，我这个“炮打”了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还被专案组归为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母亲多次对我说：“信主吧！向主祷告吧！我的朋友们都在为你祷告。”有一次，她还执意带我去了她的陈大姐家。陈大姐是位医生，她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我不懂这是在做什么，但却十分虔诚。在那无助无奈的境遇中，我真的希望有个能够救助我的“卞。 “文革”时代的中国，信奉基督教，做礼拜，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母亲常去陈大姐家，那可能就是所谓中国的“地下教会”。不言而喻，帮助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母亲度过人生中一桩桩磨难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心中万能的“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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