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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往事

作者: 吕大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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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国



  一九四九年九月,父亲奉命兼任中国航空公司卡拉奇办事处处长,又只身去巴基斯坦开辟新航线了。母亲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留在曼谷。那年十二月,我的小弟大谷出生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躺在那里大哭的情景,因为我坐在一旁看着小弟“痛哭不已”,觉得他很可怜,便陪他一起哭了起来。

  母亲在曼谷去学了洋裁。她的作业本有半页报纸大小,蓝皮,里面净是用薄薄的牛皮纸剪裁和折叠的小连衣裙、褶裙、小衣服和小裤子,真是精致。我很喜欢她的一本美国儿童服装的大画册,小时候翻看了多年,里面画的小孩都可爱极了。母亲的这点宝贝可惜都在“文革”中“破四旧”时付之一炬了。
  聪明手巧的母亲,用她那台美国圣家(Singer)缝纫机为我缝制的衣裙,都是照着那本服装画册里的样子做的,后来还被电影厂选用了。
  虽然喜爱缝纫的母亲在曼谷去学了洋裁,但她并不快乐。我记得在曼谷住所的二楼,母亲经常唱的一首悲伤的歌曲。五、六岁的我,虽然记住了全部曲调,却不能记得和明白全部歌词。那歌词的声音似乎是“孟姜女,桃花枯,奔长城”什么的,直到母亲已离开人世三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春天,在远离故土的美国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得知那首曲子是《月牙五更》,可我仍不知道当年母亲唱的歌词是什么。

  父亲走后,母亲一人带着六个孩子居住在语言不通、人地两生的曼谷,受尽欺负,而且,我家竞两次遭窃。据说,是家里的当地男帮工与窃贼里应外合所为。我家两大箱在曼谷毫无用处的冬衣也一并被盗。记得第二次遭窃后,母亲曾说,夜半,她听见了小偷上楼的声音。我很害怕。第二天,虽然曼谷的警察来到了我家,但他们并不认真帮着中国人破案。稍长,我才体会到母亲那种没有安全感、思念故土的心情。

  曼谷一年半的生活,虽然是我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但当“文革”结束,一个泰国广播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一员与我短暂的谈话,却给我留下了屈辱与无奈的感觉。
  那次,我不记得是为了什么,音响组的杨美莲帮我借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楼大厅的录音间,正好泰国代表团来参观,和其中一个人闲谈时,说起我小时候曾去过泰国,这时,他可找到了“知音”,大谈起泰国比中国如何如何,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绝无歌颂的愿望。但尽管中国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因“炮打言论”被人揭发而祸从口出,日子很不好过。可我却不能忍受一个外人来对中国说三道四,尽管他说的都是事实。“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的国家,被一次次人为的运动毁得连泰国人都看不起,但我的恨铁不成钢,与那位泰国外宾的幸灾乐祸绝不是同类项。
  父亲离开曼谷后的遭遇,使母亲不希望再继续拖儿带女去巴基斯坦,不希望再继续远走他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入员,在香港宣布举行“两航”起义,父亲从卡拉奇直飞香港,加入了起义的行列。他让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去香港与他会合,但是,由于父亲担任了起义后的公司发言人,名字上了报纸,母亲和孩子们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便因此被注销。

  怎么才能离开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曼谷,正在母亲焦急万分的时候,国民政府驻曼谷的总领事孙秉乾伯伯帮助了我们。
  孙伯伯与我母亲是东北老乡,父亲还在曼谷的时候,他曾多次到我家作客,私交不错。那时我当然不懂得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个我不喜欢的客人。一看到他来了,我就赶紧跑到饭厅放芭蕉筐的方凳和小柜子之间的夹缝里藏起来,有时,吃着我并不喜欢的芭蕉就睡在了那里。我不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胡子扎人,我不喜欢他亲我。
  护照吊销后,孙伯伯来我家探望了好几次,但母亲总以为他是来阻挠我们离境去与父亲团聚的,对他非常冷淡。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对母亲说:“你可以走了。”
  现在看来,孙伯伯的造访,纯属顾念私交,倒是母亲多虑了。
  如今,母亲已经故去,父亲也年近九十,我不知道孙伯伯是否还健在?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早早晚晚会走到一起的今天,我提起这件往事,想必不该给年事已高的孙伯伯招来麻烦。

  由于英国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一九五零年二月,母亲领取了英国领事馆的旅行证,带着六个孩子抵达香港。
  时值冬季,而我们的冬衣又在曼谷全部被盗,所以,一到香港,父母便把六个孩子扔在旅馆,上街采购冬衣,准备北上。大哥当上了临时保姆,担负起照顾五个弟妹的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二岁的大哥抱着才两个多月的小弟,一屋子两岁、四岁。六岁、九岁的弟妹,在房间里一起大哭小叫的情景。
  我们是乘火车从香港回上海的。由于当时全国铁路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车头和车厢都很紧张,四天三夜的行程,我们一家八口人只分配到四个座位,于是,父亲睡在了行李架上,用床单和绳子捆了个吊床当摇篮,把小弟放了进去,其余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四个座位上。

  火车到达上海时,大家都跑到月台上活动一下手脚。要整队出站了,父母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四岁的大弟大庆,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我们都慌了。后来,我往月台下一探头,发现穿着件小格呢子大衣的大弟正安安静静地趴在离铁轨很近的枕木边上,还东张西望呢。若不是被人发现,火车一来,他准给轧死了。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哭也不叫呢?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今,大弟吕大庆已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颇有成就的美术设计师了,但他仍然是个不大吭声的慢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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