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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 作者: 张文苑、张星星 第十四章 兵败缅甸 日军凶诈大奔袭，中英交恶错战机； 强将难驭远征军，英雄无奈扼腕惜。 话说史迪威乘飞机离开美国之后，先是南跨加勒比海，飞往巴西的纳塔尔，从那里向东飞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的利比里亚；尔后再绕道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北上，于2月21日晚飞抵埃及首都开罗。 第二天，飞机在开罗加油、保养，史迪威则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驻埃及的军事代表团了解非洲的战场形势。此时，英军在埃及的战况正急转直下，处于不利的态势。在上一年11月，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境内的德、意军队发动攻势，但很快就被挫败。1个月前，隆美尔率领德意联军开始反攻，英军节节溃退，损失惨重。 听到这个情况，史迪威不由得眉头一皱，心里一阵悸动。几天前，他刚刚接到消息，新加坡的英国守军8万余人于2月15日缴枪投降，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入侵缅甸的日军，也于2月9日突破萨尔温江，正在向锡唐河一线推进。一旦日军占领缅甸，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如果日军攻下印度，德军占领埃及，那不就要出现轴心国东西对攻、打通欧亚的钳形攻势了吗？史迪威既感到焦虑，又感到困惑，“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世界正在崩溃吗？” 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赴华使命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在同盟国的战略全局当中，推动中英合作，确保缅甸无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只有守住缅甸，才能保证美国的租借物资大量运往中国，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住日军，减轻太平洋上的压力；只有守住缅甸，才能阻止日军西攻印度，避免同盟国被德日军队拦腰斩断。但是，在日军攻势极为凶猛，同盟国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要守住缅甸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飞机从开罗起飞以后继续东行，经巴格达、沙迦、卡拉奇等城市，于2月25日中午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位于印度原都城德里的西南，是英国人在1920年开始修建的一座新兴城市。这座城市建筑宏伟，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市容整洁，显露出借人的现代气息，但是，在其背后却隐含着浓郁的殖民主义色彩。当时，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正在高涨，尼赫鲁领导的国民大会党发起了对英国的“不合作运动”，甚至有不少人主张亲日反英。 就在史迪威到达新德里之前，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对印度进行了十几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劝说英国人改变对印度的政策。允许印度在战后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另一方面，则是游说尼赫鲁、甘地等人，劝他们暂时放弃争取完全独立的激进主张，与英国人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这两方面都不肯作出妥协，蒋介石无功而返。尤其是英国人的顽固态度，更增添了他对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强烈不满。 史迪威到达新德里的当天下午，出席了英印军总司令部召开的会议。总司令部大楼气势庆宏，足可以装得下整个美国陆军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佩戴着中将、少将、准将军衔的英国军官，足可以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在前线，英军却只有三个旅的兵力。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淋漓尽致地展示和嘲弄着大英帝国外强中干、江河日下的颓势。 史迪威问起了缅甸的战局，除一位军需主任介绍了一下后勤供应情况外，其他人对缅甸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当时，英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上将已出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正在爪哇指挥作战。英国人既没有缅甸防御的全面计划，也没有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方案，甚至连日军在缅甸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都不清楚。据英国人说，由于新加坡失陷，荷属东印度大势已去，盟军在爪哇的联合指挥部已经解散，韦威尔马上就要撤回印度。第二天，史迪威离开新德里，飞往加尔各答，准备在那里等候韦威尔。 2月28日，韦威尔来到加尔各答。这位英军在远东的最高统帅神情沮丧，疲惫不堪，本来十分魁梧的身材显得略微有些佝偻。半个月前，他从新加坡撤退时，慌乱之中从码头上跌了下去，摔伤了腰。他向史迪威讲述了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大攻势，从香港的陷落、马来亚的溃退、新加坡失守，一直到爪哇的惨败。缅甸的形势也十分危急。2月23日，日军击溃了锡唐河防线，正在向仰光的侧后退进，仰光已陷入一片混乱。韦威尔目光低垂，仿佛有些羞愧地说：“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灾难。日军的凶猛进攻、狡猾的战术和空中优势，使英军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和自卑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缅甸能否避免重蹈东南亚失败的覆辙，他似乎是毫无把握。 驻守缅甸的英军，有英缅军第互师，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和装甲第7旅等部，共约4万余人。除英缅军以外，其他部队都是新近从中东地区调来的。2月20日，丘吉尔亲自出面，希望再调两个澳大利亚师来保卫缅甸，但被澳方拒绝，现在只有求助于中国了。韦威尔准备马上赶往缅北重镇腊戍，会见蒋介石，请他把已经应允的两个军，立即派往缅甸布防。 和韦威尔同机到达加尔各答的，还有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他在韦威尔麾下参加了爪哇作战，这次来印度是准备出任美国第10航空队司令。这支航空队将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为盟军的缅甸作战提供空中支援。布里尔顿本来踌躇满志地想成为这个地区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对史迪威的到来深感不快。他趾高气扬，拿着一根马鞭晃来晃去，显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狂妄。史迪威私下里对副官多恩说：“空军军官为什么要拿一根马鞭？难道是为了赶鸟吗？” 3月3日，史迪威等韦威尔与蒋介石会谈结束后，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腊戍。腊戍是滇缅路上的重要枢纽。向南，它通过缅甸中央铁路，直达仰光出海口；向北，它经过婉蜒的滇缅公路，通往中国云南昆明。这里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是在3月1日来到腊戍的，这是他在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入缅，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对缅甸防御的重视。蒋介石此次来腊戍，一是为了向正在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布置任务，二是为了与英美接洽和商讨作战指挥与协同问题。 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春就在昆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由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负责筹划与英军协防缅甸的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滇参谋团派出由侯腾少将率领的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团，与英方具体联络中国军队入缅作战问题，同时即开始动员和调动部队，准备入缅参战。但是，韦威尔等人却以中国军队入缅会引起华侨和当地居民骚乱为由，要中国方面“暂勿入缅”。直到缅甸战局出现危机，英军已调不来其他援兵之时，才匆忙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助战。 英国人的猜忌和迟疑，不仅延误了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以致失去了先机行动之利，而且造成了中国方面对英国人的严重不信任。特别是英国方面要求将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交给英军指挥，蒋介石对此不能不慎而又慎、考虑再三，他没有立即接受英国人的要求。 但是，为了保住中国西南的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蒋介石终于在2月25日决定派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入缅作战。第5军负责东吁至曼德勒一线的防御，第6军在泰缅边境北段布防，第66军在云南保山一带集结待命。3月2日，蒋介石与韦威尔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为界，中英两国军队分别负责东西两线的作战。3月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和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等人训话，大体规定了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任务，并要杜聿明统一指挥先期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 史迪威来到腊戍时，蒋介石的训话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与史迪威亲热地见了面。蒋介石穿了一身整洁的军服，和史迪威原来见过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尖尖的头顶，光光的下巴，恰像史迪威给他起的绰号“花生米”。他对史迪威的欢迎，应当说是热情的，真诚的。他希望这位深受马歇尔、史汀生赏识，由罗斯福亲自推荐的美国参谋长，能给中国战区带来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还盘算着借用这位美国将军与英国人争夺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他厌恶英国人，但要是直接与英国人较劲，还是有些胆怯。 与蒋介石进行礼节性会面之后，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蒋介石也随即赶回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他向蒋介石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得到了蒋介石比较明确的回答。蒋介石允诺，将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史迪威感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同时，史迪威发现，蒋介石所关心的主要还是美国人将向中国提供哪些支持和援助。史迪威知道，这些与他所希望得到的指挥权有重要关系。他向蒋介石保证说，美国的租借物资将会不断地运到中国。即使缅甸的通道受阻，美国设在印度的转运站，也会向中国空运物资。以印度为基地的美军第10航空队，也将在他的指挥下，接受蒋介石的统辖。 蒋介石对与史迪威的第一次谈话，显然十分满意。两天以后，他正式任命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的人缅部队。但是，就在同一天，仰光失守，日本人切断了滇缅路的出海口。而且英国人在放弃仰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知中国的联络官。蒋介石又一次被英国人激怒了，这大大损害了他对入缅作战的情绪。 3月9日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的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已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黄山位于重庆以南十几公里处，蒋介石的住所建在向阳的山坡上，绿树掩映之中，显得十分幽雅。从这里可以眺望参差错落的重庆山城和在城中交汇的长江和嘉陵江。宴会之后，蒋介石夫妇把史迪威留下来，又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蒋介石上次谈话中表露出的作战热情明显减弱了，虽然他仍谈到了向日军发动攻势，争取夺回仰光，但强调的重点却集中在“谨慎”二字上。他认为，英国人很可能会逃跑，如果把大批中国军队贸然投入第一线，可能会招致重大损失。史迪威建议，趁日军立足未稳，迅速集中兵力发起反攻。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主张采取“纵深防御”战术，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如果日军没有新的增援，西线英军能守住阵脚，那时再发动攻势。 促使蒋介石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当然有他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的传统战术，但同时也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怀疑和不满。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那些狗娘养的英国人，他们撤出了仰光，却没有通知我们的联络官。我决不会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要给罗斯福总统发电报，让他转告丘吉尔，必须由你来担任缅甸盟军的指挥官，否则我就要把入缅部队全部撤回来。” 史迪威心情十分矛盾。他不真欢英国人，但也不相信蒋介石的决心和力量。缅甸毕竟是英国人的地盘，在作战区域上属于韦威尔将军领导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缅甸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弹药运输、给养等后勤供应，都要靠英国人保障。英军装甲旅的150辆坦克，也是抵抗日军进攻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需要中国人作战，同时也需要英国人作战，他不想成为蒋介石对付英国人的筹码。史迪威十分策略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在缅甸的利益比英国人要多，英国人需要的只是在印度前面筑起一道屏障，而我们则需要仰光这个港口来保证物资供应。如果我们积极作战，或许英国人也会坚持战斗，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利。” 但是，蒋介石丝毫也不为之所动。史迪威这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那么仇视英国佬，而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他觉得自己成了同盟国复杂矛盾中的“夹心面包”，“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承担的最棘手的工作”。 蒋介石果真在当天就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仰光昨午已被敌占领，今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订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4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在缅英军，宜应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希即转商丘吉尔首相，酌予照办。”但是，丘吉尔坚持不肯接受，罗斯福也不愿就此问题与英国人争辩，蒋介石的这一计划终未实现。 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授权，准备立即赶赴缅甸，指挥第5军和第6军作战，并与英军商谈作战协同问题。行前，蒋介石又两次约见史迪威，更具体地阐述他的作战思想。他要史迪威正确地估计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防御时需以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军师团，进攻时更需以五个中国师对一个日军师团。他反复叮嘱说，第5军和第6军是中国的精锐部队，这次入缅作战只能胜不能败。 尽管史迪威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作战思想，但他意识到，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这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把蒋介石指示的要点，十分认真地一一归纳、复述了一遍，以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他离开重庆的那天，蒋介石告诉他：“今天早上，我已命令在缅的第5军和第6军归你指挥，并命令杜聿明、甘丽初两位军长和驻滇参谋团林蔚团长绝对服从你的命令。”3月11日下午，史迪威从重庆飞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英两国军队正在调整部署。中国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于3月8日南进至东吁一线组织防御，准备迎击日军，掩护军主力展开。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占领阵地。两国军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防线。 但是，两国军队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蒋介石为抵制英国人要求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企图，于3月12日宣布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以卫立煌上将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未到任，其职务由杜聿明代理。远征军长官部负责直接统辖入缅的中国军队。英国人也在采取对应的措施，他们在3月8日任命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以取代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过于软弱，并且缺乏威望的哈丁·赫顿中将。 3月12日，史迪威率领随行人员从腊戍驱车赶往眉苗。眉苗位于缅北交通要冲曼德勒以东，是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被称作缅甸的“夏都”。城里的街道和房屋都是按照英国式样建造的，仿佛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当时，英国在缅甸的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史迪威也在这儿选了一座美国人的浸礼会教堂，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史迪威的指挥部人数很少，力量单薄。除了担任警卫、通信、交通和勤务工作的40多名中国官兵之外，只有14名美国军官和S名美国士兵。他的参谋人员虽然经过精心挑选，但工作能力仍是参差不齐。这些人都没有到过缅甸，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再加上通讯联络不畅，敌情情报不灵，要实施有效的指挥确实十分困难。当时一个英国人曾认为，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难以担负指挥10万中国远征军的重任，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史迪威尽其所能，建立起了自己的指挥和联络系统。他让托马斯·赫恩准将担任他的参谋长，负责拟定作战计划，起草各种战斗命令；然后交由林蔚领导的驻滇参谋团下达给远征军各部队；同时向各部队派出美军联络官，监督作战命令的执行情况。 到达眉苗的当天，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这里的英国人。英国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小山上的大楼里。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名叫“旗杆旅馆”，庞大臃肿的英国军政机关占满了这所旅馆的每个房间。 缅甸总督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刚刚从仰光撤到这里。当他听完史迪威的自我介绍后，感到惊诧不已。中国人竟搬来一位美国将军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他镇定地保持住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对史迪威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以缅甸最高统治者的口气保证，他将尽力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当地的大多数缅甸人，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充满了仇恨。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钦党”人，甚至比印度的国大党走得更远。他们已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准备借助日本的力量，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国家。 英缅军司令部和史迪威在新德里看到的英印军司令部一样，一大群庸庸碌碌的高级军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忙个不停。英缅军在前线的两个师和一个旅，经过初期作战，只剩下不到2万人；而后方的司令部，却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里有1名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多名参谋军官，他们还像在指挥着一支大兵团作战似的，照着军事教科书上规定的内容和程式，按部就班地起草着各种标准的军事文书。 英军的情报工作十分糟糕，他们没有抓到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有进行有计划的侦察。史迪威正为搞不清前线敌情而焦虑不安，突然有一名身穿美国军服的少校军官向他报告。这位少校军官名叫弗兰克·梅里尔，原在驻菲律宾美军中担任日语情报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调来缅甸，负责了解当地战况和英军的联络工作。他详细汇报了缅甸战役开始以来的情况，给史迪威提供了很大帮助。史迪威深深喜欢上了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军官，相信他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大有作为。 第二天，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赶到眉苗，正式走马上任。这位出身于爱尔兰伯爵之家的原皇家近卫军军官，除了常见的英国式傲慢之外，还带着似乎高人一等的贵族优越感。史迪威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就很不愉快。当他听说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独立指挥中国远征军时，马上瞪起了眼睛，显露出不悦的神情。他说：“我接受的任务是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英军队，这样的安排使我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史迪威也不示弱地回瞪了他一眼，说道：“难道我们是白吃饭的吗？我也同样可以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 史迪威认为，要促使英国人坚守缅甸，就必须让中国远征军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他马上与林蔚、杜幸明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加紧调动部队入缅，特别是要把第5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立即调往彬文那地区，准备协同已经前去的第200师，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过了一天，史迪威把中国军队的调动、部署和作战意图告诉了英国人，亚历山大的态度果然发生了变化。他作出一些友好的姿态，答应向中国的入缅部队提供粮食、油料、车辆、武器等物品，同意在卑谬一线与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并肩作战”。他对史迪威开玩笑说：“哈，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居然把中国军队从我这儿偷走了。你是不是可以发给我一些中国军队的标志，把我也编入他们的队伍。” 3月16日，史迪威乘车从眉苗前往腊戍，准备催促远征军的后续部队尽速入缅。他在腊戍见到了参谋团的正、副团长林蔚和肖毅肃。林蔚告诉他，几天前刚刚接到蒋介石的来电，要求远征军未入缅的部队“暂缓开拔”。因此，第5军的另两个师目前还在云南境内的芒市集结待命。 史迪威第一次亲身领教了蒋介石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手段。他前面命令林蔚、杜聿明、甘丽初等人“绝对服从史迪威之命令”，后面却又直接电令远征军“暂缓开拔”。目前，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正在调整部署，马上就会发动新的进攻。中英两国的不合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如果再延误下去，那就会进一步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史迪威决定马上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晓以利害，争取尽快调兵入缅。 3月17日，史迪威从腊戍飞往重庆。第二天中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商震将军陪他一起面见蒋介石。商震曾是晋军将领，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只是由于他粗通英语，才担任了现在的要职。 史迪威汇报了缅甸战况和与英方商定的作战计划，即中英两国军队在东吁至卑谬一线组织防御，首先阻止日军进攻，尔后伺机反击夺回仰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要求蒋介石同意尚未入缅的远征军立即开动，并要求将第5军主力调往彬文那及其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 蒋介石仍对英国人满腹狐疑，他担心如果远征军推进过远，一旦西线英军溃退，就会陷于危险境地。况且仰光被日军占领后，滇缅路实际上已经断绝，缅甸南部对中国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主张将远征军主力部署在曼德勒地区，守住缅北的中印交通线。史迪威反复陈述了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的理由和意义，直说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蒋介石同意予以考虑，但未置可否。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商震对史迪威说：“他这个人太自私。不仅在对外上，对内也是如此。”商震是史迪威早相识的老朋友，现在由于工作关系使他们的友情更加密切。他赞成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想为老朋友帮个忙。他说：“我去找军政部和军令部商量一下，争取让何应钦、白崇禧和徐永昌、刘斐支持你的计划。然后让这两部的部长和次长去向蒋介石报告，要求他予以批准。” 第二天，也即3月19日，史迪威在重庆度过了他59岁的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已进入了“花甲之年”。马歇尔给他发来了生日贺电，电报说：“有你在中国，对总统、对史汀生和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宽慰。”这些赞扬之词当然也是对史迪威的支持和鼓励，但他却无法派出史迪威最需要的美国地面部队。 史迪威惊奇地发现，商震的工作产生了效果。军政、军令两部的首脑都同意他的作战计划，并且为此去拜见蒋介石，敦请他予以批准。蒋介石随后又一次约见史迪威，似乎很大度地对他说：“既然已经把前方指挥权交给你，自然可以按你的计划去安排。第5军新22师可以南调，但是第96师必须放在曼德勒。”他站起来，在地图上围着曼德勒画了一个圈，接着说：“这里是缅甸防御的关键。别管南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在这里保持有力的防御力量，组织坚固的防线，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它。” 蒋介石并没有满足史迪威的全部要求，但史迪威对取得这样的结果仍然感到十分高兴。他觉得：“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一致赞同我的观点，这可以被看作是一场重大胜利。”“考虑到蒋介石的承受力，他已经作出了相当宽宏大量的让步。”他略略思考了一下，表示可以在蒋介石规定的战役框架内行动，但要求保证他的独立指挥权，特别是“一旦战斗打响，我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自由”。蒋介石同意了。 第二天，蒋介石向远征军发出手令，要求“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并指示“凡在国外部队，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在前方全盘形势有利于出击、反攻或捕捉战机时，应决心出之以积极行动。”但是，他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打消，那天晚上他又找了史迪威，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注意英国人的行动。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守住单谬，我们就一定守住东吁，中国军队绝不会先于英军撤退。但是，如果他们放弃卑谬，我就把所有部队撤回来。” 3月20日下午，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了来华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从他一到重庆，就成了新闻记者们注意和追踪的对象，但他一直谨慎地避开他们，因为他对一切还心里没数。经过两个星期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他觉得开始有了点头绪：中国入缅部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给他，同英国人也已作了接洽和交涉，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他向记者们说：“我对中国军队充满了信心。我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中国军队不亚于任何同盟国的军队，而且一定能超过他们。我相信会有一天，中美两国军队将共同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3月21日，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赶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国远征军的前哨第200师，已在东吁以南地区与日军发生战斗。日本第15军占领仰光后曾稍作休整，随即便兵分两路开始北犯。西路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右岸向英军进攻；东路第55师团沿锡唐河谷地和仰光至曼德勒的中央铁路向中国远征军逼近。后者是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率指挥部在第55师团之后跟进。3月19日，第55师团先头部队进入远征军第200师在普尤设立的前沿警戒阵地，中国军队以突然的出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由此打响了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第一仗。20日，日军调集兵力向第200师的防御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听完腊戍参谋团关于前线战况的汇报，史迪威立即签发了他的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第5军第200师坚守东吁防线，掩护军主力展开；第5军新22师立即由曼德勒开赴彬文那以南地区，准备支援第200师作战；第5军第96师由腊戍开往曼德勒，作为总预备队；第6军第93师、第49师和暂编第55师一部，在萨尔温江东岸之景栋、孟板、莫契一线占领阵地，监视泰国境内的敌人，并掩护第5军东侧安全；第6军暂将55师主力交由第5军指挥，配合东吁防线的作战。待全军完成部署，相机向日军发起反攻。命令发出后，史迪威连夜赶到眉苗的指挥部。 22日一早，他从眉苗出发，前往第5军设在漂贝的指挥部。第5军是远征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在目前的部署上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军长杜聿明还身兼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这个军的作战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远征军的战役全局。 史迪威上次来缅甸时，曾经对杜聿明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知道杜聿明曾率领第5军血战昆仑关，给日军王牌第5师团以沉重打击。他认为杜聿明精通战术，有旺盛的进攻精神，随时准备作战，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但他只看到了杜聿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杜聿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了黄埔系的核心组织“复兴社”，是最受蒋介石信任和赏识的军事将领之一。1932年国民党组建第一个装甲兵团，他出任了团长；1938年，在该团基础上编成第一个机械化师——第200师，他晋升师长；同年底，第200师扩编为第5军，他又在不久荣任军长。第5军是国民党的王牌，蒋介石的嫡系，也是杜聿明起家的老本。初入缅时，蒋介石让他统一指挥第5、第6两军，随后又担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他十分得意地把自己看作远征军的统帅。对于史迪威的到来，他的戒虑与不满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第一次告诉杜聿明，要他听从史迪威的指挥。杜聿明马上机敏地问道：“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校长的决策，那该怎么办呢？”蒋介石回答说：“你直接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事后，蒋介石似乎觉察到了杜聿明对史迪威的不满，又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指挥。3月11日和21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远征军，规定了史迪威的指挥权，但杜聿明仿佛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始终并没有把史迪威放在眼里。 3月14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统帅”的名义拜会了眉苗的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两天前刚刚接待了史迪威，他对又出现一位“统帅”感到大惑不解。杜聿明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回答说：“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是自己把自己看成统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要让美国人参加到战争中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有我们掌握住实权，他们才不致干出太多的傻事来。” 这一切史迪威当时并不知晓，他在第5军军部仍然踌躇满志地向杜聿明说明了他的部署和作战意图。杜聿明同意把新22师调往彬文那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可是几天过去了，新22师仍未到达指定位置。史迪威开始怀疑杜聿明在“玩弄诡计”，阳奉阴违地抵制他的命令。 第200师在东吁地区的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向东吁正面防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并且派出部队向两翼迂回。其左翼一路攻占了东吁西北约8公里的克永冈机场，切断了200师的后方联络。全师官兵在戴安澜师长的镇定指挥下，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继续坚持战斗。 史迪威在漂贝、曼德勒、眉苗之间来回奔波，一面监督前线作战，一面不断催促后续部队的开进。3月27日，新22师终于全部到达距东吁前线约30公里的耶达谢。史迪威一再要求新22师立即发起攻击，但是杜幸明和师长廖耀湘仍然迟疑不决。情况紧急，时不我待，史迪威只好连夜赶往眉苗，要求参谋团长林蔚向杜聿明下达进攻命令。林蔚在史迪威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这一要求。 随后，史迪威又马不停蹄地返回漂贝，督促杜聿明和廖耀湘执行进攻命令。与此同时，他又打电话给眉苗，请求西线英军与远征军相配合，从早谬地区发动一次支援性进攻，英国人答应了他的请求。 3月28日，新22师开始向东吁方向攻击前进，但是，由于杜聿明和廖耀湘缺乏进攻决心，同时也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进展十分迟缓。东吁城内的200师情况十分危险，从新加坡北调的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也在当天投入战斗，大大增强了日军的攻击力量。 3月29日，史迪威亲自赶到耶达谢前线新22师师部督战。廖耀湘支支吾吾仍在拖延，他认为新22师进攻力量不足，要等第96师赶到以后再全力攻击。杜幸明竟准备让第200师突围后撤，放弃东吁防线。史迪威瞪着拒不从命的杜聿明和廖耀湘，怒火中烧。在东吁至卑谬一线阻止日军进攻，是中英两军共同商定的作战计划。蒋介石也曾在3月20日发出手令，要求远征军“必须死守”东吁，特别是在英军未撤出卑谬以前，“我军绝不能先撤东吁阵地”。现在英军应史迪威之请，正以30辆坦克为先导向瑞同、德贡方向发动反攻，而杜聿明却要放弃阵地后撤。 史迪威多日以来心中积聚的愤懑，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怒视着杜聿明，声色俱厉地吼道：“你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如果胆敢抗命，我要用军法制裁你！”他很清楚第200师在东吁的困境，但他认为救援第200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新22师全面出击，打退日军的进攻。 杜聿明的反应十分冷漠，这冷漠之中透着轻蔑和鄙视。他说：“对不起，将军。我不能让第5军同如此强大的敌人冒险硬拼，必须保全第200师，才利于以后的作战。我要对我的部队负责。”史迪威问道：“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不，我只对委员长负责。”杜聿明的回答非常干脆。其实，他在前一天就已经报告蒋介石，准备让第200师撤退，并且得到了批准。史迪威对这一切竟毫无所知。杜幸明转身走了，带着随行人员撤往彬文那，把史迪威甩在了耶达谢，他知道这位参谋长的“军法制裁”不过是一句唬人的空话。 当天深夜，戴安澜率第200师从东吁突围，向耶达谢以东地区撤退。3月30日，日军占领东吁。 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当时的痛苦心情：“精疲力竭。我在精神上几乎崩溃了。……，我发誓，我真的受够了。”第二天，他在无可奈何之中离开前线。途中又见到了杜聿明和廖耀湘。“廖和杜仍在支吾其辞。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进攻。前线平静无事，日本人没有反应。十足的懦夫。”他在东吁一线集结部队向日军反攻的计划已经破灭，远征军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和指挥，在杜聿明、廖耀湘的背后，还有一支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铁腕。“机会就在手边，却眼睁睁让它溜走了。既然无所作为，那就坚决辞职。”史迪威暗暗下定了决心。 3月31日，他在眉苗会见了亚历山大和从印度赶来的韦威尔。尽管他并不能对远征军的撤退负责，但仍然感到脸上无光。他知道，英国人已在公开地嘲弄“史迪威发动的伟大的中国攻势”，他无言以答，只能对形势作了一些解释。其实，英国人的反击也未能奏效，他们的部队也正从卑谬撤退。当天，史迪威离开眉苗，飞往重庆。 在重庆一下飞机，他见到了商震。商震向他透露说，第200师从东吁撤退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那天是4月1日，恰好是“愚人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蒋介石愚弄了的“傻瓜”，心里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当天中午，他会见了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向他“摊了牌”。“我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军长和师长们都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我不能撤他们的职，更不能枪毙他们，仅仅同他们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其最终结果，我成了个毫无权利的傀儡，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为别人的失利承担责任。鉴于这种状况，我必须提出辞职。” 蒋介石摆出一副十分惊讶和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娘希匹，我要调查，哪个师长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聿明是我的学生，我会教训他的。我一定告诉他们，必须服从你的命令。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会解决好的。” 史迪威也并非真想辞职，他主要是想通过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便真正掌握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向蒋介石表示，如果要继续让他指挥远征军，那就必须授予他指挥这支军队的全权，并要求蒋介石增派云南境内的第66军开赴缅甸。同时，他甩出了一只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杀手铜”：“如果指挥官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不能让美国空军支援这支部队。” 第二天，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告诉史迪威，已决定让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担任史迪威的执行官。史迪威的命令可以由罗卓英下达给各部队，并监督执行。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与陈诚是同班同学，原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其资历和职务均远在杜聿明之上。史迪威同意了蒋介石的安排，他认为“罗是个强硬的家伙，能够对付杜聿明”。 4月5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与史迪威一道从重庆飞往缅甸。为了稳住这位美国将军，他要作出一种姿态，亲自向远征军进一步明确史迪威的指挥权。同时，也是为了视察前线战况，以便具体商定和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在眉苗召见了史迪威、罗卓英和杜聿明等人，亲自宣布了5条命令：第一，史迪威是我的参谋长，由他担任指挥远征军在缅作战的职责；第二，罗卓英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远征军各部都要听罗长官的指挥；第三，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全权作最后决定；第四，史迪威有提升、撤职和惩罚所有军官的全权；第五，对英方一切问题的交涉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召见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拉着史迪威让战地记者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他们手挽着手，脸上堆满笑容，以显示中美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杜聿明站在一边，产生了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从最初统一指挥第5军和第6军，到“代司令长官”，现在他上面不仅有了史迪威，又加上一个罗卓英，心中的愤愤不平油然而起。他私下里找了蒋介石，满腹怨气地说：“校长，远征军大多是您的精锐，我不能不负责任。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第200师早就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您……。”蒋介石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这些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你要服从史迪威和罗长官的命令。你应该明白，我们吃的是美国饭。” 随后，蒋介石与史迪威等人共同商定了组织“彬文那会战”的计划。其部署是：以第96师在彬文那一线构筑预设阵地；以新22师在斯瓦至彬文那之间逐次抵抗，将日军吸引到第96师主阵地之前；尔后，以新22师、第200师和第66军新38师从彬文那两侧出击，将日军包围在彬文那南部予以歼灭。 4月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缅甸回国。史迪威又一次振作起精神，开始行使他的“指挥全权”。要实现“彬文那会战”计划，关键的一环是要保证远征军主力的翼侧安全。他在眉苗约见了亚历山大，要求西线英军必须固守亚兰谬一带的协防地区。4月9日，他在曼德勒和彬文那检查了新38师、第96师和200师的部署情况。第二天，他又赶到东线，视察了第6军的防务。这个军的三个师至今还没有与日军接手，他们的装备和战斗力比第5军还要差些。史迪威要求军长甘而初，必须守好东部防线，伺机攻击前进。 正面新22师的逐次抵抗打得十分艰苦。廖耀湘指挥着他的3个团交替掩护，边打边退，一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将日军引向彬文那地区的预设阵地。精心设计和组织的“彬文那会战”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恰在此时，史迪威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西线英军放弃了亚兰谬，并一路后撤，在逃至仁安羌一带时，被日军第33师团一支1000多人的穿插部队切断退路，英缅军第1师7000多人陷入日军包围。同时，东线也出现了严重情况，日军第56师团从东吁转向右侧迂回，在莫契击溃了第6军55师，正急速向乐可、东技方向穿插。 彬文那地区的远征军主力，东西两翼都遭到了日军威胁，情况十分危险。4月16日，史迪威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失败。……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被日本人赶进深山老林，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18日，史迪威不得不放弃彬文那会战，命令第5军各部向漂贝、塔泽、敏铁拉一带撤退。 英国人像迷了路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要史迪威派部队救援在仁安羌一带被围困的英军。4月19日，孙立人率远征军新38师经过激战攻克仁安羌，打退了日军。这次战斗共救出英军7000多人及被俘英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多人，并夺回了被日本人劫获的英军辎重100多车。英国人一时感激涕零，但没过几天就全都忘在了脑后。 史迪威把他的指挥部从漂贝撤到距曼德勒约30公里的皎克西，准备在曼德勒及其以南地区寻机与日军决战。但是，东路第6军的战况却进一步恶化，致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向东侧迂回的日军第56师团于4月20日攻占乐可，尔后向和榜方向急进。日军的这一穿插行动，在第5军和第6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这不仅威胁两军的翼侧，而且使远征军的后方要地腊戍门户洞开。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史迪威急调第200师向葛鲁、黑河方向出击，并命令第6军第93师和第49师向南曲依、莱卡一线回防，以封闭第5、第6两军的结合部，阻断日军穿插。4月23日，他亲自赶到已推进至东枝外围的第200师前线督战指挥。他根据罗卓英的建议，悬赏5万缅甸卢比，以尽速拿下东枝。25日，第200师夺回东依。但是，向西回防的第6军部队刚刚与日军接触便溃不成军，仓皇向景栋方向撤退。24日，军长甘丽初报告，他手中已无兵可以指挥。尽管第200师从东枝截断了日军第56师团的后路，但该部日军竟完全不顾后方情况，径直以每日机械化行军110公里以上的速度长途奔袭，闪电般地扑向腊戍。 4月25日，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与亚历山大等英军指挥官在皎克西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盟军的前线部队已陷入危险境地，遂决定放弃曼德勒，撤往伊洛瓦底江以北。随后，史迪威和罗卓英对远征军部队的行动作了部署：第66新28师由曼德勒驰援腊戍，会同新29师阻击日军穿插部队；第6军东渡萨尔温江，向景栋方向集结；孤悬东枝的第200师，就近向第6军靠拢；远征军主力包括第5军新22师、第96师和第66军新38师，经曼德勒北渡伊洛瓦底江，退往英多、八莫、密支那方向，据守缅北三角地区，以确保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中走廊。 4月27日，史迪威从皎克西撒到曼德勒以北约80公里的瑞波，在那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第二天，他又轻车简从返回曼德勒前线，指挥远征军部队后撤。现在，重新打通滇缅路已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如果丢失缅北，美国对华的空运物资就只有绕道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了，那将是一条十分危险和艰难的航线。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罗斯福总统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在4月28日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一定能够找到把军火和飞机送到蒋介石委员长军队手中的途径。……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不仅会在东亚，而且会在全世界，为实现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的形势却在一步步地恶化。4月29日，仓促在腊戍布防的新28师和新29师一部被击溃，日军占领了滇缅路上最后一座门户；同时，西线英军渡过伊洛瓦底江之后，已决定放弃缅甸，正沿着耶乌至加里瓦大道向印度境内撤退。中国远征军主力的两翼再度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4月30日，远征军部队全部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天晚上，随着一声巨响，横跨在伊洛瓦底江上的阿瓦大铁桥被拦腰炸成两截，断口处的两端沉重地跌入涛涛的江水之中。这虽然一时阻断了日军的追击，但同时也把远征军关在了崇山送障、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这时，日军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正沿着另一条道路从腊戍向八莫和密支那奔袭，那里是缅北远征军退回国内的最后通道。正是：反攻未成东吁垮，功亏一篑彬文那；缅北一隅陷绝地，茫茫林海何处涯。欲知史迪威和远征军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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