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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 作者: 朱亚民 第三章 “奉、南、川”抗日局面的形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开始感到部队流动区太小，只限于南汇县的二区和七区。浦东那么大，为什么不把部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奉贤和川沙？！我就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和张席珍商量。张席珍也说狡兔亦有三窟，我们还只有两个洞，这怎么行？再增加一个。我们就向金子明讲，部队要继续南进，开辟奉贤县北区和东区的游击区。金子明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感觉，觉得地方太小了，部队流动比较困难，也容易暴露，于是就产生了部队南进奉贤的决策。现在看来这一设想很重要，它不仅扩大了部队活动的区域，也扩大部队的给养和兵源，为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我们武装向南扩展，以后就产生了整个浦东“奉、南、川”的抗日新局面。但当时是逼出来的。 南进奉贤的障碍是敌伪设在头桥的据点。不搬掉这个据点，南汇和奉贤的通路就经常梗塞。 头桥驻有一个伪警分队。张席珍侦知据点里伪军思想不稳定，都想开小差。张就派杜锐打进去，找与我们有点关系的崔大来做工作。崔大来化名万家村，河北人，是该分队的伙夫。崔表示反正。如果我们攻打伪警，他愿意在里面接应。1941年1月6日，在周密部署之后，按照约定的时间，于凌晨2时左右，五支队一大队由张席珍率领周萍、杜锐、金剑等10余人，抵达奉贤头桥镇上海警察总队第二大队第七分队驻地范家厅的后门。伙夫崔大来把部队接应入内，35名伪警正在呼呼大睡，枪都架在一起，正门的岗哨也未发现厅内的动静。当小分队在行动时，一警长发现有人进门，立即起床摸枪，伪警队长贾隐诗亦企图反抗，我们迅速予以镇压，当即击毙分队长1名，击伤警察2名。随着枪声，小分队战士立即冲进室内，控制枪械，并把惊恐失措的伪警叫了起来，押出营房，经过教育，崔大来、张天培和秦洪福等14人参加了我部，其余释放。共缴获轻机枪1挺，驳壳枪1支，步枪19支。崔大来同志1944年伤口复发，牺牲在浙东三北后方医院。 驻奉城的伪警二大队长李贵重事后向其上司报称：连柏生部“约500余名，有步枪、手枪400余支，重机关枪1挺，轻机关枪10余挺，在奉南边境东新寺（市）、蔡家桥、周家弄、梁典等处出没，突于1月6日上午2时聚集匪众300余名，均着便衣，向头桥镇街市偷袭”。由于这一夸大其辞的报告，使五支队在奉贤的名声大振，这是日伪所意想不到的。 头桥战斗，我们消灭了通向奉贤的敌据点，为我们部队在奉贤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奉贤东南的民福乡是浦东地方党组织较早开展工作的地区。1939年秋，浦委张晓初同志化名陆正福，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并成立了党小组。陈友新、徐建民等同志都是骨干。但这个地区土匪、汉奸恶霸横行，无恶不作，大发国难财。老百姓相信共产党，但因怕土匪而不敢亲近。民福党组织把这个情况向我们报告后，为了扶正压邪，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决定武装镇压这批土匪恶势力。 1941年1月29日，农历大年初三，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友新同志带路，张席珍率领一支小分队从长堰出发，经洪庙到朱新镇，镇压了7个坏蛋。一路由徐正英带路，由我带一个小分队，经盘灶到民福店东面，先杀了罪大恶极的土匪胡景楼，胡躲在姘妇家里被我们拖出来当场处决。然后到三团港镇压了6个坏人。杀了这些逞凶一时的汉奸坏蛋，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里的抗日民运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民福地区成为我们在奉贤东南的重要活动据点。 在奉北梁典有一支吴仙鹤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共10余人。这支武装为了不被吃掉，挂靠在奉贤伪守望队主任徐承卿名下，又称“梁典守望队”。徐与丁锡山是换帖兄弟，守望队又挂在伪十三师丁锡山名下。队长吴仙鹤原是上海的一个体育老师，他的亲戚吴增介在当地有一定政治势力，为保卫乡土，组织了这个守望队。 吴仙鹤比较进步和爱国，不想与这些狐群狗党搞在一起。我们的南进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后，他一看我们部队比较正派，纪律很好，就主动拉关系，托人与张席珍联系，表示愿意把守望队交给我们领导。我们考虑到这些守望队员都有家庭，如果公开参加我部，家里会遭殃，我们提出用“缴枪”的形式来接受，并派遣王公立前去与吴具体商议办法。吴仙鹤根据我们商定的计划，对骨干人员班长朱刚（又名朱正才、刘惠林）、书记员汤一鸣具体交待了移交武装的方法，并指定汤负责带队，将部队带到远离泰日桥镇四面环水的富家里待命，这里宅北有木桥，宅南有土堰，地方很隐蔽。吴布置好后本人回避。 二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席珍率领部队包围了富家里，在宅南、宅北通路架设机枪，然后向守望队喊话。其实这些都是虚张声势，也是以防万一。汤一鸣听到预定暗号后，立即命令守望队：“不准抵抗，放下武器，出去站队。”队伍站毕，张席珍训话，欢迎大家参加抗日队伍，如果不愿意，发给路费回家，但不准做坏事。当场就有四五个人站出来要求回家，领了路费走了。汤一鸣、朱刚、张圮、卫经来等10人，带了9支步枪，1支短枪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后来这些同志成为我军的优秀战士，其中多数参加了党组织。 “梁典守望队”参加抗日队伍后，不仅使我们的队伍扩大了，而且在奉贤以北，又形成了以梁典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区，它为我们向奉西南的发展打开了通路。梁典游击区的发展又与南汇中心桥一带和奉贤的北宋一带逐渐连成一片，使浦东的抗日游击活动区真正形成“奉、南、川”纵横展开的局面。 正当我们打开奉南川新局面的时候，敌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我们则针锋相对，展开了机动灵活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初春，丁锡山率领伪十三师配合日军“扫荡”我部。我们的部队驻在奉贤莫家宅上。离丁锡山的韩惠山教导大队驻地蔡家桥仅隔一里多路。 这个教导大队，有100多人，是丁锡山培训汉奸骨干的主力部队，都是些汉奸卖国急先锋。过去我们在奉贤三观堂时，曾想敲掉这个教导队。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曾派唐水根等同志（南汇人，淮海战役中牺牲）打进去，但敌人察觉唐形迹可疑，对他非常注意，我们只得撤出，那次没有打成功。 这次敌人“扫荡”，十分猖獗，大白天跑到我们驻地附近侦察。我们研究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连夜就把韩部打掉。拔掉韩惠山的教导大队这颗钉子，是有利于彻底粉碎敌人这次大“扫荡”的。 但是，蔡家桥以南的头桥镇和桥北的老虎庙东南处，都分别驻有一个大队的伪军。韩惠山的教导大队，适居其中，打教导大队会惊动这两个据点的伪军，并可能前来策应。于是浦委决定，由林有璋率新组建的“五支队”四大队打东新市，以牵制伪军。我和张席珍率一大队打蔡家桥教导队。我们的战术是牵制两翼，中心开花。 倾向于我们的伪乡长莫海珊的堂兄莫家俊，在蔡家桥镇上开了爿公和兴轧花厂。韩部正好大多驻在轧花厂里。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就向莫家俊详细了解了伪教导大队的人数、武器装备、驻扎点和岗哨位置等情况。 蔡家桥镇在南北走向的现奉南新港的西岸，过桥到河西是一条南北向大道。镇呈狭长条形，都是南北向的房子。镇的南头有敌人的碉堡和简易工事。镇后（西）设防不严，仅在进街的大路口，有一座耸立于路边的碉堡，并有简单的战壕。我们的兵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带领，从西面攻进去，再由南压向北；另一部分由张席珍带领杜锐等，自北向南攻，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态势。 是夜，我们两头同时发起攻击，先摸掉了敌人的哨兵。两支小分队两头并进，一下子就冲了进去。由一部分人解决躲在碉堡里的敌人，大部分人冲进镇里。当我冲进镇时，有一挺机枪紧跟我，机枪手叫范光元，是从东路受训回来的同志，很能打仗。我冲到轧花厂门口，一脚踢开了门，猛听得屋内有拉枪机的声音，知道守在厂里的敌人要反抗了，马上把正往里冲的脚收缩回来，身体闪向一旁，左手也随之一摆，要后面的同志躲避，我的手还没有缩回来，里面一梭子弹已打出来，从我手上穿过去，把我身后的那挺捷克式机枪的枪口罩（防火帽）也打坏了。血从我袖口流出，这时我已负伤，但在紧张的战斗瞬间，我却毫无感觉。我趁敌人机枪一个点射的空隙，朝里连打了几枪，后面的同志也一齐开火，当场打死了几个敌人。敌人机枪不响了。我们直冲到敌人住处，这些教导队队员个个趴在地上求饶乞降。那时，河东也有一部分敌人，但我们在攻打河西时，他们没有敢过来接应，反而跑了，战斗很快解决。 这一仗我们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几十支，消灭韩惠山一个教导大队，但牺牲了区队长俞谦同志。俞谦同志刚从东路受训回来，是老二中的，作战勇敢。他的牺牲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这一仗打的是“挖心战”，挖掉了丁锡山的所谓“核心中坚力量”，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战斗结束，打扫战场完毕，我们就跳到敌人的后方，到了泰日桥南、齐贤桥以东一带，这里已靠近“土忠救”马伯生驻地。我们就安安稳稳地休整了。让敌人朝蔡家桥东南方向搜索去吧。 本来商定林有璋率领四大队同时攻打东新市的敌人据点，但他们没有能及时赶到，等他们赶到，我们这里已经打响了，敌人听到枪声就警觉起来，有了准备。游击战术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敌人有准备的情况下是不能轻易动手的。这仗他们没有打，但也起了监视牵制敌人的作用。 在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中，为了分化瓦解敌伪势力，我们对来犯的敌人坚决打击，对消极的敌人尽力教育，争取其中立或反正。 记得有一次，我们部队驻扎在南汇瓦屑村北的李笔花桥。一批伪军长驱直入，气势汹汹来“扫荡”。我们从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还有一次，我与朱刚在南新公路靠近新场据点的地方，化装成老百姓在公路旁边“割草”，拦路截获了从那里经过的3个骑自行车的伪军。我们把他们的枪缴了，伪军经教育后放回。在南新公路伏击敌人后，不小心我们竟闯进了伪国民党县长孙运达的区中队驻地，这个名为“抗日”的部队，实际打的是共产党。我们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就干脆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岗哨问我们：“干什么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打鬼子的！”对方又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们是连柏生部队，要见你们的队长。”有个带哨的人一听，连说： “蛮好，蛮好。”就这样我们走了出来。 1941年春夏之间，川沙南部的青墩驻有一个伪警察分队，有个本地人叫张宝才，认识这个伪警分队的一个伪警。这个伪警对日军不满，我们就通过张宝才去做这个伪警工作，经教育该伪警决定反正，配合我们内应外合。我们由林有璋同志率部在深夜袭击了这批伪军，全俘伪警一个排26个人，缴到了“三八”枪等武器。张宝才也参加了我们的部队。这次战斗虽然不很激烈，但效果很好，对日伪的震动也很大。 过了不久，我们又像打青墩伪警一样，如法炮制，策动了伪军杨文焕一个排的起义。这是我部机智勇敢的小战士杜锐的功劳。杜锐同志是东北人，日本鬼子占领东北时，他还是个十一二岁的难童，流亡进关，先到北京，在一个亲友家栖身。这位亲友有一位朋友认识上海的张席珍同志，因张在巡捕房工作，亲友就托这位朋友把杜锐带到上海，请张给杜锐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张席珍同志是个肝胆侠义之士，很同情杜锐，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党派他到浦东打游击，他带杜锐到浦东参加了抗日队伍。当时杜只有十三四岁。张初到浦东时，隐蔽在杂牌队伍“忠救军”李文元部，张与李都是客帮人（即外地人），张的侄子与李文元还是“磕头兄弟”。杨文焕伪军大多也是客帮人，与张认识，喊他“爷叔”。张席珍就派杜锐到南汇县城，直接找到杨文焕，经谈判，杨文焕同意起义。我们没有花一枪一弹，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杨文焕，河南人，起义部队编入我部后，转移到浙东，改名钱俊，任“五支四大”中队长，1942年9月20日牺牲于浙江诸暨。 我们的部队通过反“扫荡”，在群众中的威望提高了，部队也由原来的一个大队发展为两个大队，主力一大队也发展到100多人，活动地盘从南汇发展到奉贤。抗战以来，奉贤一直是国民党“忠救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在那里的发展使他们十分不安，但由于我们有力量，他们也不敢公开来打我们。 1941年夏，国民党在浦东的主要当权人物王艮仲，也是奉贤马伯生部的幕后指挥，出面邀我们支队派代表到上海谈判。我方由鲍季良陪同连柏生，在上海私立正风中学与他会谈。王提出要我们与马伯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我们说，浦东游击环境宜于分散活动，军事上联合行动有困难，经济上可在各自活动区内征收田亩捐，征收数额可取得一致，以免老百姓负担轻重不均。经谈判，双方同意按这个原则具体落实。 连柏生回浦东后，又由盘踞奉贤的马伯生出面与我们继续“商谈共同抗日”。为了减少摩擦，共同抗日，我们研究后决定谈谈看。地址选在奉贤和南汇的交界处邵家宅我军驻地。连柏生的警卫由我部署，马伯生的警卫是马千里，谈判由连柏生和马伯生进行。马伯生提出为了保证抗日，各自活动要有一个范围，以免发生误会。意思是我们抗日队伍不要到他的“防区”去活动，有限制我们抗日行动的味道。我们还是坚持敌后抗日必须独立自主，机动灵活，只要能歼灭敌人，应给予充分的行动自由。经济上可以按照与王艮仲在上海的口头协议，划定各自收税的区域。谈判双方商定，南汇县的第一、二、三、七、八和奉贤的东部2个区，为我部征收经费地区，南汇县的四、五、六和奉贤西部地区，都由马伯生部征收；并议定自1942年起，每年按每亩2升米的金额征收“代金”。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这同时，他们还想通过谈判拉拢我们队伍。当连柏生与马伯生在里面谈判时，马伯生的保镖马千里在外面却在动我的脑筋。马千里是个老牌军统特务，马伯生虽然也是军统，马千里却是他的“灵魂”，他自吹枪法好，能打香头，还向我吹嘘国民党如何有办法，有的是钞票，有的是枪，要与我交个朋友。他还表示要送枪给我，并约好时间，要我去拿。马千里意图十分清楚，他利用谈判趁机想拉一点人过去。可是他拉错了对象，拉到我身上来了。 马千里要我去他那里拿枪。要不要去呢？我们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圈套。但我考虑到，一方面要搞好统战关系；另一方面，也想弄几支枪，扩充实力。马千里只知道我是连柏生的警卫，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就将计就计，徒手赴约，到了他指定的地址齐贤桥东面的一个村上。 马千里看我孤身一人，如约赴会，就吹吹拍拍，进一步拉拢。我说：“你不是叫我来拿枪的吗？枪呢！总不会要我来鸿门赴宴吧！”马连说：“不敢，不敢。”但讲到送枪，他吞吞吐吐抵赖了。这个家伙非常狡猾，枪不肯给，只给了几十发手枪子弹。我想，枪拿不到，搞些子弹也好，不客气地拿了就走。 我们与国民党“友军”的谈判还有几次。我们态度是谈得好就积极诚恳地谈，对国民党不抱幻想，我们的立足点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这是浦东抗日力量能否坚持壮大发展的基础，也是这盘棋能否下活的立足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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