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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宁娜 作者: 列夫·托尔斯泰 第八部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⒇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 ①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在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志愿兵①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 ①这一段时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时，在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国为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获得独立和自主权终于宣战。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他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胳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allright①！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lespetitesmisèresdelaviehuCmaine，②”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 ①英语：一切都好。 ②法语：人生的小小不幸。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子！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子！”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弗龙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谈什么。 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的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 走到月台上，弗龙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车厢里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身材，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惹人注目地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也在行礼。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谢尔盖·伊万内奇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齐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①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们，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 ①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他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但是他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停留在她的窗前，往里望了一眼。“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他补充说，注意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 “是的，遭到那场不幸以后，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多么可怕的事件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请进来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在她旁边的软席上坐下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说。“您简直想像不出啊！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自杀过一次，”她说，回想起这事，老妇人的眉头又皱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唉，别提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他同我在一道。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这就是她。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对他讲了。他的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的房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真怕人啊！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他像死尸一样抬回来。我真要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Prostrationcomplète，①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 -------- ①法语：完全虑脱了。 “唉！提这个做什么呢！”伯爵夫人挥了挥手说。“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证明她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就这样证明了。她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好人——她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列克谢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但是他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生人。但是话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得使他和阿列克谢见不着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她来我就不可能不痛恨！”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对他说这是天赐的福份。自然，我，作为他的母亲，替他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Cen’estpaspastrèsbienvuàPetersbourg①。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望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起来。但是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请您去跟他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 ①法语：在彼得堡人们不赞成这件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龙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在踱来踱去，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戈斯基看见了他，却战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 他已经把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弗龙斯基这时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赞许是他的责任。他走到他面前。 弗龙斯基站住了，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往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 “也许您不愿意见我，”谢尔盖·伊万内奇说。“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 “对我来说，无论同谁也不如同您见面那样比较愉快的了，”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 “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凝视着弗龙斯基那张流露着明显的痛苦神情的面孔。“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①和米兰②写封信？” -------- ①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一八七六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 ②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一八七二年统治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一八八二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噢，不！”弗龙斯基说，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不，谢谢您；去赴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他说，仅仅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眼睛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气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这总归还是需要的），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哩。” “我，作为一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适于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哩！它对别的人也许是有用的，”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地抽搐着，痛得他连心里想的也说不出来。 “我敢预言，您会复元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很受感动。“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他补充说，伸出手来。 弗龙斯基紧紧地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不幸事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的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他们吵架时她对他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 他努力追忆他初次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模样，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到牙痛了，一阵呜咽扭歪了他的脸。 默默无言地在行李堆旁边来回踱了两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后，他镇静地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自从昨天您就没有得到电讯了吧？是的，他们第三次又吃了败仗，但是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又议论了一阵国王米兰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后，听见第二次铃声，他们就分了手，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去了。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打电报叫他弟弟去接他。当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着在车站雇的一辆出租马车，风尘仆仆，像阿拉伯人一样，正午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宅邸台阶前的时候，列文不在家。正陪着父亲和姐姐坐在凉台上的基蒂，认出来她的夫兄，于是跑下去迎接他。 “您不通知我们一声，亏得您不害羞！”她说，把手伸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而且让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们没有麻烦你们，就顺顺当当地到这里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我浑身这么多的尘土，都不敢挨您一下了。我忙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脱得开身哩。你们一切都照旧吧，”他微笑着说，“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里，不受浪潮的冲击，享受着恬静的乐趣。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了。”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黑人，等我梳洗一下，我就会像个人样了！”卡塔瓦索夫用他平素的戏谑的口吻说，伸出手来，而且微笑着，他的污黑的面孔衬托着他的牙齿显得格外地光亮。 “科斯佳一定会很高兴。他到农场上去了。他该回来了。” “总是忙碌地经营着农业。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卡塔瓦索夫说。“而我们住在城里的，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就孤陋寡闻了。哦，我们的朋友怎么看法呢？他同别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 “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同大家一样哩，”基蒂回答，有点慌乱地回顾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吩咐打发人去叫列文和带领满面风尘的客人们去梳洗——一个在列文的书房，另一个在多莉住过的房间——而且吩咐过为客人们摆饭，基蒂充分运用她在怀孕期间被剥夺了的动作敏捷的权利，跑上凉台。 “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她说。 “噢，这样的大热天真难受啊！”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哩，科斯佳很欢喜他，”基蒂似乎带着恳求的微笑说，发觉了她父亲脸上的嘲讽的神情。 “我倒没有什么。” “你去招待他们吧，亲爱的，”基蒂对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遇见了斯季瓦，他很好哩。我要跑去看米佳。真倒霉，我从用过茶点以后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一定醒了，大概在啼哭呢。”感觉着乳汁在流，她迈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儿室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她不仅猜到了（她同婴儿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断绝），而且由于她体内乳汁的汹涌她确切地知道他要吃奶了。 她还没有到育儿室以前，就知道他在哭闹。而事实上他真是在哭闹。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加快了脚步。但是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就越响亮。这是一种美妙的健康的声音，只是带着饥饿和急躁的意味。 “他哭了很久吗，保姆？很久了吗？”基蒂慌慌张张地问，坐在椅子上准备哺育婴儿。“赶快抱给我！喂，保姆，你多烦人啊；哦，帽子以后再系好了！” 婴儿由于饥饿哭得直抽搐。 “但是不能不这样哩，夫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差不多总在育儿室里。“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她哄逗着婴儿，不理睬他母亲。 保姆把婴儿抱给他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跟着走过去，带着满脸疼爱的神情。 “他认得我，他认得我！的的确确的，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他认得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压倒了婴儿的哭叫声喊着说。 但是基蒂没有听她的话。她的焦躁和婴儿的焦躁一样地增长着。 由于他们的急躁情绪，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婴儿吮得不是地方，发起脾气来。 终于，经过一阵拚命的、透不过气的哭喊以后，事情才顺利起来，母予同时都安了心，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宝贝，浑身都汗淋淋的了，”基蒂小声说，抚摸着婴儿。“您为什么认为他会认得您呢？”她补充说，斜眼望着婴儿的眼睛，婴儿的那对眼睛，如她所想像的，由滑落到前面去的帽子下面淘气地望着她，她还凝视着他的有规律地一起一伏的面颊，和那画着圆弧形挥动着的、手心通红的小手。 “不可能的！要是他认识人的话，那也是我啊，”基蒂反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说法，而且微笑了。 她微笑，因为虽然她说他不可能认识人，但是她心里却确信他不但认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而且还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许许多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而她，她这做母亲的，由于他的缘故才知道和了解了。对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保姆，对于他的外祖父，甚至对于他的父亲，米佳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上照顾的活物而已；但是对他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人物，她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 “那您就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亲自看看吧。我这么一来，他就容光焕发了，亲爱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样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哦，好的，好的，那时我们再瞧吧，”基蒂低声说。“不过现在您走开吧，他睡着了。”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踮着脚尖走出去；保姆放下窗幔。从摇篮的纱帐下面赶走了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嗡嗡乱叫的大黄蜂，于是坐下来，在她们母子身上挥动着一根干枯的桦树枝。 “真热，真热啊！老天爷下一点雨也好啊！”她说。 “是的，是的，嘘……”基蒂只回答了这么一句，她微微地摇晃着身体，温柔地握住那手腕间仿佛缠着一根线似的肥胖的小胳臂，这只胳臂，当米佳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拢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挥动着。这只手使基蒂心神不定；她很想吻吻这只手，但是又怕这么做会惊醒了婴儿。终于那只胳臂不再挥舞，眼睛也闭拢了。婴儿一边吃奶，一边扬起他那鬈曲的长睫毛，仅仅间或用那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乌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母亲。保姆停止搧动了，打起瞌睡来。可以听到楼上老公爵的深沉的声音和卡塔瓦索夫的大笑声。 “我不在他们大概畅谈起来了，”基蒂想。“不过科斯佳不在，终归还是叫人烦恼的。他大约又到养蜂场去了。虽然他常常到那里去我很难过，但是我也很高兴。这会使他开开心。他现在比春天快活多了，好多了。那时他是那么闷闷不乐，那么苦恼，我都替他害怕哩。他有多么可笑啊！”她微笑着低声说。 她知道是什么折磨着她丈夫。那就是他不信教。虽然，如果有人问她，她是否认为如果不信教他在来世就会毁灭，她就不得不承认他会毁灭的，但是他不信教并没有使她不幸；她一面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拯救的，同时又爱她丈夫的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她带着微笑想到他不信教，一面暗自说他很可笑。 “他一年到头总读些哲学做什么？”她想。“如果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那他就会明白的。如果那上面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读呢？他自己说他很想有信仰。那么他为什么不信教呢？一定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他所以想得太多，就是因为他太孤寂了。他总是孤独的，孤独的。他跟我们什么都谈不来。我想这些客人会使他高兴，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爱同他们辩论，”她想，一转念就想到把卡塔瓦索夫安顿到什么地方睡觉才好的问题上去。“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分开住呢，还是住在一起？”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她的脑海，使她激动得战栗起来，甚至把米佳都惊扰得严厉地望了她一眼。“我想洗衣妇还没有把洗的东西送回来，而待客用的床单全都用上了。如果我不照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就会把用过的床单拿给谢尔盖·伊万内奇！”一想到这个血就涌上了基蒂的面颊。 “是的，我要照料一下，”她下了决心，又回到她以前的思路上去，回忆起有件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事情她还没有想透彻，于是开始回想那是什么问题。“是的，科斯佳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她想起来又微笑了。 “哦，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与其要他像施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在国外的时候愿望成为的那种样子，倒不如让他永远像这样好。不，他决不会弄虚作假哩。” 于是最近一件证明他的善良的事历历在目地涌现在她的心头。两星期前，多莉接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偿还他的债务。多莉陷入绝望中，她恨她的丈夫，对他又是轻视，又是可怜，打定主意和他离婚，并且加以拒绝；但是结果又同意卖掉她自己的一部分地产。然后，基蒂带着不由自主的感动的微笑，回想起她丈夫的羞涩，他一再想要解决他所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可以帮助多莉、而又不伤害她的情感的办法，他提议基蒂把她自己那份地送给她，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他怎么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他具有这样的心肠，唯恐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即使是个小孩子的！全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不顾及自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完全认为做他的管家是科斯佳的义务，他的姐姐也是如此。现在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也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天天来找他的农民，好像帮助他们是他份内的事一样。” “是的，但愿你像你父亲，但愿你像他就好了！”她说出来，把米佳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面颊。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用他称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他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他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的，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得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着推论，而是凭着他的亲身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裸体一样，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痛苦地死去。 从这时起，虽然他对这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 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他结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自从他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执拗地呈现在列文的心头。 对于他，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在他的信念的整个库房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他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他现在在每一本书籍中，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它们的解答。 最使他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做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清楚？于是他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的答案的书籍。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据在他的心头以来，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的回忆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了、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那么喜爱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教就像他幼年时候一样，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他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不能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的解释，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了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的话，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他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辱了那种时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有时松弛些，有时强烈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读书，思索，他读得和想得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他所追求的目的越远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解答，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当他阅读，或者自己想法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就又百思不得其解了。当他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则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他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他还未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它曾经慰藉了他一两天；可是当他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它的时候，它也立刻瓦解了，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告他阅览霍米亚科夫①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尽管他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他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他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的团体——教会——的。使他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个实质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他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的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了。 -------- ①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 的残酷的嘲弄。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上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出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样，他像一把犁头似的，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在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对妇女们吆喝着、手脚麻利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奥费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把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秋赫说吧，他只想填满肚皮，但是福卡内奇可是个老实人。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列文几乎喊叫起来。 “您知道怎么样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您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您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不能清理出个头绪），毋宁说是那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 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把那些不住地萦绕在他的心头的、散漫的、无力的、各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据在他的心头了。 他感觉得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他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它们是愚蠢的、含糊的、不确切的吗？ “不，我了解得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彻，都清楚哩！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个的。 “费奥多尔说基里洛夫，那个打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费奥多尔却说为了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而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谈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 “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寻找奇迹，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这里，就在我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解答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感到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是那么令人愉快，使人简直都难以置信了。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胳臂肘，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他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前面未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它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阻挡住了。“一切从头做起，”他自言自语，把茅草的叶片扳到一边，使它不致挡住甲虫的路，又弄弯了一个叶片，使那只虫子可以从上面过去。“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 “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你看，它并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开翅膀飞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杨、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而使我惊奇的是，尽管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了。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给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于是他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他最近两年来的整个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的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 那时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世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得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要像是什么恶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活下去，继续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他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时他还是很幸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对头。 他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生活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构成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虽然他拚命想像，但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东西。 “我找寻我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是却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也不能够取得它。 “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动手把叶片打成一个结子，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简直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他重复说。 列文还回想起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孩子们，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觉了他们在玩这种把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教导他们说，这种捣乱给大人们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淘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 孩子们听他们的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的、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的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像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像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 “这全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他们心里想。“这一点也没有意思，一点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这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儿。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互相倒在嘴里。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的时候，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下去。 “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的、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的时候，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的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像那个农民费奥多尔那样确切无疑，而且一点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的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 “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 “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 “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它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那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我了，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 “教会？教会？”列文重复说。他翻过身去，用胳臂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来的一群牲口。 “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的全部道理吗？”他想着，想用各种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的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 “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的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于是他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 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好。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利沃夫、基蒂、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的天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缝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不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 “这真的是信仰吗？”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说，咽下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满含在眼睛里的眼泪。 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他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他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了。 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 “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它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回忆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 “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决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了，不会争论了，和基蒂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 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得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他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些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衬衣按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好和他谈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他是希望说些亲切的话的。但是他又想不起别的话可说。 “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车夫说，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 “请你别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说，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人的干预总使他恼怒一样，他立刻就忧愁地感觉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时，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错误。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的时候，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朝着他跑来。 “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什么人哩！”他们嚷叫着，爬上马车。 “那是谁呀？”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两只胳臂总这样，”塔尼娅说，在马车里立起身来，模仿着卡塔瓦索夫。 “年纪大的呢，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手势使他想起一个什么人。 “啊，但愿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好了！”列文想。 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认出来卡塔瓦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臂就像塔尼娅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 卡塔瓦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 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不，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他思索。 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基蒂在哪里。 “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这是房子附近的树林）去了，她想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家里太热了。”多莉说。 列文一向总劝他的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去，认为那是很危险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很不高兴。 “她抱着他到处乱走，”老公爵微笑着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 “她想去养蜂场的。她以为你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到那里去，”多莉说。 “哦，你在做什么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落在后面和他弟弟并肩走着。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照常忙着经管农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 “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说了这些话，两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是热烈地希望和他哥哥亲善，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 “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 “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 “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 “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看吧。 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 “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茂密的、颜色鲜艳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地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来花蜜。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的、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头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 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 “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 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 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 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 ①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了！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 “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而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的一致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AlphonseKarr①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 ①法语：阿里芬斯·卡尔。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像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份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舆论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是会沉默的，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们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是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内奇从他那方面反驳说，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一点也不错，正是这样！”老头重复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 “不，老弟，您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卡塔瓦索夫兴高采烈地喊着说。 列文气恼得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他看出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要使自己和他们的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儿把他毁了的智力上的自豪感。他不能够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里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中间他看不出这种思想的表现，而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组成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找不出这种思想。而他之所以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还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却确切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守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善的法则，这种公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鼓吹战争。 他和米哈伊雷奇以及传说中邀请北欧民族来为王的人民一样，都表示：“来做我们的王公，统治我们吧！我们情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我们都承担下来；但是我们既不评判，也不决定！”可是现在，按照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说法，人民已经放弃了他们用那么高的代价取得的特权。 他本来还想问一声，如果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运动那么合法呢？但是这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想法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无容置疑的，就是这场争论这时已惹恼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因此再争论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声了，他让客人们注意乌云聚拢来了，最好趁着还没下雨赶快回家。 公爵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坐上马车走了；其余的人们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但是阴云，时而白茫茫的，时而黑魆魆的，来得那么急骤，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赶到家。前面的乌云，低沉而且像浓烟那么黑，以迅速得出奇的速度横过天空冲过来，他们离家还有两百步的光景，一阵风就刮起来了，随时都会降下倾盆大雨。 孩子们发出又惊又喜的叫喊声跑在前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吃力地和缠着她的双腿的裙子斗争着，已经不是走路，而是跑起来了，一面目不转睛地注意着孩子们。男人们按着帽子，迈着大步走着。他们刚走到台阶上，大滴的雨点已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们，快活地谈笑着跑到房檐的荫庇下。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她拿着头巾和披肩到大厅里来迎接他们。 “我们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哩，”她说。 “米佳呢？” “一定是在科洛克树林里，保姆和他们在一起。” 列文一把夺过来一块披肩，就朝着科洛克树林冲去了。 在这短短的一会工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得天色黯然无光，好像日蚀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干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 列文头向前低着，和想要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科洛克树林了，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眼花缭乱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科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闪电、雷鸣和因为挨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在列文心头合成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不要砸着她们！”他说。 虽然他立刻就想到，他祷告那棵已经倒下去的树不要砸着她们是多么没有意义，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念这些毫无意义的祈祷文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跑到她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他没有找到她们。 她们在树林那一头的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喊他。两个穿深色衣服（她们出门的时候本来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站在那里，弯腰俯在什么上面，这就是基蒂和那个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她们那里的时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下半截是干的，但是基蒂的衣服却湿透了，整个贴在她身上。虽然雨已经住了，但是她们站着的姿势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时候那样：她们两个都弯腰俯在一辆遮着绿阳伞的儿童车上。 “平安无事吧？感谢上帝！”他说，穿着一只快要掉下去的灌满了水的靴子蹚着水跑到她们跟前。 基蒂的潮湿而红润的面孔转过来望着他，戴着她那顶走了样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哦，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胡来！”他恼怒地责备他的妻子。 “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刚要走，他就闹起来了。我们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基蒂开始辩解。 米佳安然无恙，身上是干的，安稳地熟睡着。 “哦，感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收拾起婴儿的湿尿布；保姆抱起婴儿，抱着他走。列文在他妻子旁边走着，懊悔他发了脾气，于是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基蒂的手。 整整一天，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的各式各样的谈话中，列文虽然对于自己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断地高兴地感到他内心的充实。 雨后地上太潮湿，不能出去散步；况且天边的雷云还没有散去，在天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雷鸣声，阴云遮暗了天边。因此大伙在家里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阴。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论；相反地，用过午饭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一开始卡塔瓦索夫就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来为太太们逗乐，那些笑话总是使初次和他结识的人感到高兴，可是后来，受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怂恿，他就讲起雌雄家蝇之间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异和有关它们生活的有趣的观察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致也很高，喝茶的时候，由于他弟弟的逗引，阐述起他对东欧问题的前途的看法，他讲得又简单又生动，使得人人都留神倾听起他的话来。 只有基蒂不能听他讲完，她被唤去给米佳洗澡。 基蒂走了一会儿以后，列文也被唤到育儿室她那里去了。 放下茶点，惋惜这场有趣的谈话被打断了，同时又担心为什么叫他去，因为只有发生重要的事情才会这样，列文到育儿室去了。 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的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他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 他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回想他的整个思路（他现在不需要那样）。他立刻就回到那种曾经指引过他的、而且同这些思想有关的情绪中去，他看到这种情绪在他心中比以往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已经无须像往常那样，为了获得这种情绪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论据和反复回想整个的思路。现在，恰恰相反，喜悦而平静的情绪比以前更活跃了，而他的思想却跟不上他的情绪了。 他穿过凉台，仰望在暮色渐浓的天空出现的两颗星星，突然间他回忆起来：“是的，仰望天空的时候，我认为我看见的穹窿并不是幻影，但是还有一些我没有想透彻的东西，我避而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沉思着。“但是无论那是什么，决没有反对的余地。我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变得清楚的。” 正在他走进育儿室的时候，他想起来他避而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在于他对于什么是善做了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只局限于基督教教会之内呢？这种启示和同样也谆谆劝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这个问题他已得出答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自己说明，就走进育儿室了。 基蒂卷着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就扭过脸来，用微笑招呼他到她身边去。她用一只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乱踢乱蹬的肥胖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挤水，她的胳臂上的筋肉有规律地动着。 “哦，你来看！你看！”她丈夫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得不错。他会认人了！” 原来，米佳这一天显而易见地、而且毫无疑问地已经认得出他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就试验给他看，而结果非常圆满。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地叫来的厨娘弯腰俯在他身上。他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把头左右摇晃着。基蒂弯腰俯在他身上，他就笑逐颜开，用小手攥着海绵，吮着嘴唇，发出那样满意而古怪的声音，不但基蒂和保姆，连列文也意想不到地欢喜起来。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起来，又用水给他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用大毛巾包起来擦干了，让他刺耳地哭叫了一阵以后，就把他抱给母亲了。 “哦，我很高兴你开始爱他了，”基蒂对她丈夫说，那时她舒适地坐在她坐惯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我非常高兴！不然我可就要为这事发愁了。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罢了。” “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 “倒不见得是对他感到失望，而是对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还要多哩。我本来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样，一股新的愉快感情会在我心中激荡。可是，当时不但没有这种感情，反倒觉得憎恶和怜悯……”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一边越过婴儿的身上，把在替米佳洗澡时摘下的戒指又戴到她的纤细的指头上。 “最重要的是，焦虑和怜悯远远超过快乐的心情。但是今天，经过暴风雨期间那一场恐怖以后，我理解到我是多么爱他了。” 基蒂笑得容光焕发。 “你非常害怕吗？”她问。“我也很害怕，但是事情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反倒更后怕了。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树。‘卡塔瓦索夫多么有趣啊！总而言之，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愉快的。你愿意的时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也可以那么要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又闷热又雾气腾腾的。” 走出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个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他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凝视着天空。 天色完全黑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无云的。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传来遥远的雷鸣声。列文倾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菩提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每逢闪电一闪，不但银河，连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它们就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仿佛是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上去的。 “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列文暗暗地问自己，预先感到这个疑问的解答早已在他的心中了，虽然他还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认这个的时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就和其他的人们给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了，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把他认为最危险的这个疑问提到自己面前。“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呢？”他自言自语。“我在探求人类的各式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上帝向这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辰吗？”他暗自追问，凝视着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树梢的一颗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像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是对的。 “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干扰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那种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远不变的、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而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证实的分清善恶的理解力作根据，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来解决。” “噢，你还没有走吗？”他突然听见基蒂的声音说，她正路过这里到客厅去。“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 她说，借着星光注意地凝视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孔的话，她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见了他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她对他微微一笑。 “她懂得，”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不要告诉她？是的，我要告诉她……”但是他刚要开口的时候，她就说： “噢，科斯佳！请你帮帮忙，”她说，“到角落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脸盆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列文说，站直身体吻了吻她。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当她从他身边走到前面去的时候，他想。“这对于我个人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罢，不是信仰也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历尽痛苦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 “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贯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1873—1877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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