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台北爱情故事 作者: plover 8 独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 柳永。蝶恋花 随着毕业，入伍，一切仿佛快速得不知令人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该做什么，一片慌忙混乱后，我已经开始学习馒头早餐加跑步答数的日子了。而兰，毕业后就在台北一家小公司上班。说也好笑，我下部队的地方是嘉义某个步兵师，她的故乡；而她却呆在我的故乡——台北上班。两个人的距离，超过了三百公里。 有人说：“恋爱的距离，最好不要超过一百公里。因为感情的热度，与距离的ｎ次方成反比，ｎ是恋人个性、情感强度、以及有心程度的函数”。时空的距离却会使感情变质，听了太多太多情变的故事，面对自己感情时，除了祈祷，就是尽其在我吧！？ 当兵最大的苦，其实不是来自体能上的操劳，而是来自内心的苦闷。一个预官少尉参谋，在职业军人的眼中看来，是不配与他们为伍的。我尝试着以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揣摩解析一些军中事务的种种。慢慢地，我这个菜鸟预官倒是稍微打进了他们的圈子。白天写写公文，做些杂事，晚上晚点名后跟他们喝喝小酒，听他们吐吐苦水，有关升迁什么的。莒光日看电视，边克服瞌睡虫的骚扰，边看他们大骂民进党（那时叫Ｘ进党或是冥进党），然后等着中午加菜。跟其他人，除了几个同期预官，实在没什么内心话好聊的，不外乎骂骂长官，劝劝酒，或暧昧地说个黄色笑话军中秘辛什么的。心中极度苦闷的我唯有把自己埋在书堆中，一有空闲就看看书，不然就是写信给她。心中像个飘荡在洋中的船，她，似乎成为感情的归向。 晚点名后，踏着月色步行一公里到门口打电话给她，再顶着浓雾回宿舍，已经成为每日的例行公事。只是在短短三分钟通话时间，真能倾注我所有思念与情话？！怕只能上言长相忆，下言加餐饭吧！？虽是短短的问候叮咛，却是一天所有思念的总结；没有听到她的言语轻笑，仿佛感情没个落足所在，似乎只有她的言语，能带来笃定安心的入眠。 也不是没有闹别扭的时候。时空距离带来的焦躁无力感，心中微妙的敏感妒意，往往会使我们斗嘴甚至冷战起来，但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我陪着笑脸道歉了事。因为绝大部分的事端，往往源于我不由言说的不安全感与莫名其妙。即便她错，我也不忍对她苛责，因为思念的苦楚如此刺人而难以承受，纵有千错万错，抵不上绝然的冷漠。我不能忍受她因赌气而对我的决然，只有厚着脸皮赔不是，谁对谁错真的如此重要吗？谁输谁赢又当如何？我就这样让着她，爱着她，想着她的好。 始终不能习惯于与人言不及义地闲扯打屁以及买醉寻欢的颓唐，只有把自己对她深刻的思念与疼惜倾注填满于每张信纸空间。在芒果树下读着她的信，仿佛可见她浅浅的笑意荡然纸上；在蜷曲睡袋中用力思索着她的容颜，仿佛她腼腆带点关注的眼神正恁凝眸，伴我入眠；查哨的夜，一片萧然冷瑟的营区中，似乎可闻花香，那属于她的气息。我何其有幸，结交如此深情女子，在我感情最须倚柱时，与我肯定坚毅的眼神。 逢休假的日子，我总会搭上星期六下午5：30发的中兴号，花上三个钟头的车程，只为与她相逢。当车过中山北路，属于台北都会的风情在这华灯初上时刻展露无遗。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台北，夜未央，属于草绿服的，军队的，流汗粗砺的记忆，似乎暂时淹没遗忘于这京华烟云中。 她给了我份笃定，不须寻寻觅觅，在灯火阑珊处，她正凝眸迎风而立。 而我深深知道，纵便我梦里寻她千百度，终不如一个忘我的拥抱来得真实。 见面的时刻总是恨短，即便再尽力留伫珍惜，往往不经意间，又是归去时刻。从未要求她来车站送我。一个人离开的苦，胜过两人的依依不舍。是罢！？是罢！？送君千里又有何益！？两情若是久长时，且让相思化做梦中的灵犀相通吧！无须在歧路，儿女共沾襟。就这样，我们的情感在平平缓缓柔柔顺顺中慢慢地走了过来。 恼人的春雨过后，便是近端午。那年夏季特别炎热，加上台湾甫自戒严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沛然无御的社会力爆发出来，形成一场场集会请愿游行，社会似乎动荡于这一波波旺盛爆裂的解放禁忌运动当中。 一个艳阳天的午后，从外头督训回来，看到几个少校围着电视，面目凝重地围观着。我好奇凑了过去，却看到一大堆老农民戴着斗笠绑着布条，集体坐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忠孝西路上；远方则是层层警方部署的铁丝网及镇暴部队。镜头所带处，棍棒石块齐飞，示威群众与警察终于起了激烈冲突。常在电视上看到韩国学生的示威运动景象，在台北街头重演。我熟悉的故乡，台北街头，已经沦为一片杀伐喋血所在。我看到镇暴警察拿着棍棒猛揍“暴民”，我看到一个个流血满面的血腥镜头。在我不忍再看的间儿，一位少校开口说话了： “他妈的！……只要给我一个战车营，我就把这些暴徒全给毙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自心中生起。 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让朴实诚恳的农民变为走上街头的暴力群众？ 我不明白何以我们的警察我们的百姓会演变为在街头的喋血追杀？ 我也不明白这些问题的背后，原来是四十年来压抑隐忍的结构性问题。 我只知道，不该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来对付同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无论你的理由有多冠冕堂皇。 我深深思索着政权，压迫，革命，与结构犯罪暴行的种种，却越想越混乱，茫然，无知，害怕…… 我感到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焦虑气氛，仿佛现有的一切即将沦亡不见，而自己所能抓住掌控的，竟是如此稀少可怜。 那是五二〇事件。台湾第一次爆发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暴力事件，也是台湾政治走向成熟自立所历经的一次大阵痛。 而我，只是个苍白无力的小少尉，数着我的馒头，心中牵挂着的，只是与她的种种情事。街头暴力事件的冲突，终究只是他人之血，除了报上有限的报导及莒光日口径一致的谴责外，自己所站的时空仿佛独立于外，无从了解真相甚至参与。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一场场冲突暴力，流血抗争，经由探索与学习，使台湾慢慢走了过来，一如学步的婴儿，在血的教训与洗礼下，艰苦但有信心地走出桎梏，迎向九〇年代。 我更不知道，台湾社会至此冲突将息，趋于和缓； 而我感情的风暴与冲突，才要展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