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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万养大一个孩子 附(4) 作者: 徐浩 楚沛强 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急剧上升，加上抚育男孩的心理成本更大等现实，也将成为上海人少有男孩偏好的理性选择基础。故从总体趋势预测，新婚夫妇超计划生育和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现象在上海不会突现。然而，由于1980年代人口出生率较高期①诞生的年轻人正进入婚恋期（他们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且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微调后不再鼓励“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胎，并不再有间隔4年后再生育第二胎的限制，因此，上海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人口高出生率。 （三）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提升单位成本效益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越有利，父母善于与孩子沟通、交流，并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等显然更为重要（见表10）。 不少家长出于对子女学业成绩和升入重点学校的期望过高，或过于溺爱，在择校、家教/补习、购买名牌服装以及过生日等项目上，超出自己能力而不惜重金的高投入，但未必取得与之相对应的高回报。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进入重点学校后，不仅无法适应并跟上快节奏/高难度的课程教学，反而增加了压力、沮丧和失败感。而另一些子女在名牌大学毕业且工作单位满意的家长则强调：从未给孩子请过家教、上过补习班，而是从小带他/她多活动、多参观、多与人交往，和孩子多沟通、交流，培养孩子的观察、表达能力和自理能力，激发他/她的自信心、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使孩子有较强学习自觉性、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之后，自己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少花些功夫，减少些一般父母常有的心理压力和担忧。这些成功父母的教育经验给予我们以启示：经济上的高成本对不同孩子的成效具有差异性，高经济成本不是万能的而且是可以替代的；从小在孩子身上多花些时间、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而长远的效果。因此，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许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鉴于独生子女家长普遍存在的对孩子成才的期望过高、经济成本投入结构不甚合理、重考试成绩轻综合素质的养成教育，以及父母个体的心理压力和焦虑的现实状况，需要强化家长本身的再教育。因此，大众传媒、家长学校或心理治疗等服务领域，应适当增加相关的父母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方法等宣传、培训、讲座和咨询等多层面、个性化的服务，使更多的家长改变将高经济成本与子女成材划等号的偏颇观念，在抚育子女的实践中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比如减少择校、赞助、降分录取费和过高的家教、补课、生日庆贺等费，增加参观各种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和参与各种课外兴趣、养成动手能力等活动费用），提升单位成本的效益（比如引导孩子将有限的上网费使用在获取有益、可用的信息上，或以较少的零花钱购买工具、材料，在干中学以得到更多的经验和乐趣），或鼓励子女以劳代逸、通过勤工助学等方式获取部分学杂费及零花钱。 （三）完善相应制度，体现教育公平 在对生养孩子的各类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长尤其是因下岗、提前退休、病残、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经济拮据者负载沉重、焦虑顿生。为此，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使经济拮据家庭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调查中发现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不愿接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主要源于强烈的自尊心。处于弱势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学校除了应推行人性化服务，以保护家境困难学生的隐私和维护孩子自尊、呵护孩子心灵外，还须对学生进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对家境困难学生的歧视，并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弱势同学更多的爱。 关于勤工助学的导向和方式也有可改进之处，如报载某大学勤工助学招聘会上，图书管理员、产业集团助理、学生公寓协管员等“白领”岗位异常走俏，而自行车棚值班员、楼道清洁工则无人问津，且大多数贫困学生未提出申请③，但这不能仅归咎于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还在于学校在发布招聘信息时，既未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又未根据市场需求，降低相对轻松又趋之若骛的职位的酬劳，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问津的岗位报酬和地位。更何况，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更顾忌自己在从事低层次劳务时，遭遇那些穿着入时的同龄人的冷眼和讽讥，甚至你在前面扫、他在后面故意扔废弃物的恶作剧。因此，学校和社会不仅要强化劳动不分贵贱的教育，还须在消除对弱势学生的歧视、给予他们更多人文关怀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 (全书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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