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为9%，而浙江为13%。如果说，这20年世界向前走了一大步，那么中国则走了三大步，而浙江向前跨越了四大步。“浙江现象”引人瞩目，“浙江现象”的内涵也非常丰富。本文仅就“浙江现象”中折射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浅谈一些个人见解。

    一、浙江现象的魅力：百姓经济催生市场主体

    “浙江现象”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1、持续的快速增长（1978—2004年）：GDP总量由124亿元增长到11243亿元，在全国的位次从12升至第4，年均增长13.1%；人均GDP由331元增长到23942元，年均增长12.1%，位次由15升至第4；财政总收入由27亿元增长到1469亿元，年均增长17%，位次由14升至第4。外贸出口总额由0.5亿美元增长到416亿美元，年均增长30.3%，位次由13升至第4。

    2、显著的发展绩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04元增长到14546元，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增长到6096元，连续18年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3、生机盎然的发展活力：4000多万人口中，大大小小老板有400多万，“浙商”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2000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独占171家，占三分之一。《福布斯》2000年“中国大陆50首富”，浙江企业家占9位。《福布斯》2004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杭州高居榜首，宁波、温州、绍兴进入前十位，15个城市跻入前百名。2004年浙江30个县（市）入选全国百强县。

    “浙江现象”的魅力则是：老百姓经济催生了千百万个市场主体，每个浙江人就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释放出巨大活力，迸发出巨大能量。

    （一）洗脚上岸，聚沙成塔——千千万万个市场经济主体搏击商海。

    浙江是全国各省市中“小老板”最多的省份之一。浙江66万家各类工业企业中，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占99.9%以上。与这种产业组织结构相伴而生的，是成千上万“蚂蚁雄兵”式的市场主体——直接面对市场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独立市场细胞。在这里，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就是一个个创业主体。浙江经济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为“老百姓经济”。

    当千千万万的“蚂蚁雄兵”八仙过海似地涌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时，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传奇随之浮出“海面”：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2年度“中国大陆百名富豪”名单中，浙江人独占13席，居各省市前列；一批又一批“洗脚上岸”的农民，在一往无前的艰苦创业中嬗变为车载斗量的老板和总裁；一座座人丁兴旺的市场在他们的“聚沙成塔”中拔地而起；一个个特色产业园区创出一个个全国第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省在外地打工的人超过200万。如今，无论在浙江的城市和乡村，到处是热气腾腾、人人参与的浓厚的市场经济氛围。在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诸暨市大唐镇，本地人口只有1.5万，却有8000多个家庭企业从事袜业生产，年产48亿双袜子，产值达90亿元。镇里的干部说：“在我们这里，除了摇篮里的娃娃和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人人都是活跃的市场经济细胞！”

    （二）坚韧不拔，义利并举——市场经济主体内在的生命基因。

    面对浙江无所不在的“老百姓经济”，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问：为什么浙江人这么充满生机与活力？应该说是穷则思变，坚韧不拔。1989年，初中毕业的浙江农民邱继宝，背上自己制造的缝纫机走上了中国最具权威的外贸窗口——广交会。但是，他没能迈进这个门槛。原因是他所经营的企业没有名气。邱继宝横下一颗心翻墙进去。结果，被广交会的保安人员逮了个正着，交了50元罚款不说，还罚站了半小时。在广交会被赶出来几天后，邱继宝又出现在深圳的罗湖口岸，掏出500元人民币请人代买一本香港的黄页电话簿。靠这本电话簿，邱继宝找出香港所有经营缝纫机的店铺，然后逐个给他们寄产品样本、照片。当他获悉“飞跃”的产品在中南美洲一些欠发达国家可能有市场，于是就背上缝纫机，带着从省外事办借来的一位翻译，踏上了去拉美等国的推销之路。如今，邱继宝旗下的飞跃集团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出口基地，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邱继宝一样，今日声名显赫、腰缠万贯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出身以农民居多，甚至有的是曾经的“弱势群体”：大名鼎鼎的中国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20年前是一位打铁匠；中国第一个乡镇企业集团东阳横店集团的当家人徐文荣曾经在街头摆裱画摊为生；名列中国十大民营企业第五位的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是仅比别人多一点小聪明的小裁缝。

    “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成为浙江人投身市场的“生命基因”。浙江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都有注重工商的新思想新观念。如心学大师王阳明大力提倡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浙江人的这种“生命基因”，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土壤就发芽”，千万个主体竞相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三）允许试，允许闯——市场经济主体发育的最佳环境。

    “浙江现象”的根本启动点是人的创造力，即永不枯竭的“群众的首创精神”。专家指出，浙江在过去的20多年中，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市场经济的活跃和繁荣，培育了最早的主体，并探索了主体队伍不断壮大丰富的繁育机制。

    浙江人在改革开放的许多领域都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尤其是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曾遭受来自各个层面的非议。当地政府并没有对改革开放的新事物“一棍子打死”，而是允许看、允许试，使广大农民作为创业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10多年前，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无论一个农民有多大的胆识，多大的能耐，要单枪匹马闯进国际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初，这些农民办的小企业，无不挂靠国有企业或以乡镇集体的“红帽子”身份，各显神通地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许可证”。正是这种“许可”，使得浙江外贸出口主体迅速“扩容”，千军万马奔向国际市场。

    二、浙江现象的启迪：政府职能弥补市场缺陷

    目前，我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天天都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穿梭往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了解市场经济。解读“浙江现象”，可以深刻领悟市场经济的一些主要特点。

    1、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它不是面向家庭需求，局限于家庭资源，满足于自给自足；而是面向市场需求，利用市场资源，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组织生产营销。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本地没有资源，可以把各地的资源拿过来；没有市场，可以从别人手里把市场抢过来。改革开放前夕，浙江既没有资源，又没有资本。1978年人均耕地0.62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全国的11.5%，居倒数第三名；浙江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5.79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只有7.73亿元，人均仅20.6元；1952—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34.02亿元，仅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1.56%。然而，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浙江人大胆利用市场资源，创造了无资源工业的奇迹：不出产羊毛的桐庐县却有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没有草原的海宁市却有中国最大的皮革服装和制品市场；没有森林的平湖市，却有中国最大的木板材市场。

    2、市场经济是一种按值论价的经济。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一切产品都由国家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市场经济是一种按值论价的经济，各种产品和劳务以及各种资源都要通过市场来交换。

    地处浙江中部腹心地带的义乌市，曾经是一个纯农业县。当地农民有着农闲时节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鸡毛换糖”的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里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自发地在公路边摆起了三三两两的小摊摊，搞一些简单的集市贸易。这一现象惊动了上级有关部门，成了投机倒把、“地下黑市”的反面典型。当时金华市委的领导公开站出来支持义乌农村集市贸易，并且鼓励农民把小型集市贸易集中到县城。县委县政府采用订购摊位、面向社会集资的办法，建设大型的小商品交易市场。开始时，农民和城镇居民不敢买，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就带头购买摊位。今天，在中国小商品第一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有58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2万多家中小企业设点经营，3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采购。

    3、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经济。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以及不同的用户之间，都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本、技术、人才、土地、信息等所有市场资源和所有各种产品，都是竞争各方激烈争夺的对象，而竞争的焦点则是质量和价格。自由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可以与炮火连天的战争相媲美，真个是“你死我活，优胜劣汰”。既然是优胜劣汰，就总有一些企业旺盛，一些企业亏损，甚至倒闭。它不论你姓“社”，还是姓“资”，不长眼睛，一视同仁。浙江的国有企业率先改制，民营经济异军突起，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

    4、市场经济是一种价格调节的分散决策经济。在决策机制和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价格调节、分散决策。即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需要及实力，作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决策。其基本的调节机制就是价格的涨落，每当一种产品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下降，厂商便据此减少生产，而消费者则据此增加消费。反之，当一种产品供不应求时，则会引起价格上涨，从而刺激厂方增加生产，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分散决策的好处是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他们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决策，从而避免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信息难题。

    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经济体制，它也蕴含着内在功能性缺陷。第一，市场价格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第二，市场价格调节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如供过于求时，就会价格下降，供给减少，从而导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第三，市场价格调节是一种迟效的调节。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所固有的巨大惯性，价格下降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生产才会缓慢地减少下来，大量的资源已被浪费。除此以外，垄断经济、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供不应求、信息不完全等因素，也是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经济。社会主义需要以市场经济来克服计划经济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缺点。但是，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只有全面、正确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才能弥补市场缺陷，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关注目光。很多人认为，浙江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老百姓很优秀，敢于创新、自主创造财富，政府可以“无为而治”，在浙江当干部太“轻松”了。实际上，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的政府官员不仅不轻松，而是更“累”。可以说，浙江现象既是浙江农民创造的，也是浙江干部实践的结果。台上，是老百姓长袖善舞；台前幕后，是政府官员顶着各种压力，咬定发展不放松。诸暨市委书记陈长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是比较累的，但政府要“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今天的有所为，是为了明天更多的有所不为。

    三、浙江现象的引申：茶陵县乡政府的努力方向

    与浙江现象相比，茶陵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一是官本位意识较浓。一些干部仍然“以官为本”，唯上是从，唯命是听，一心谋求“升官发财”。不少群众不奔商场挤官场，不找市场找县长，宁愿苦等，不愿苦干。二是部门利益驱动。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部门预算偏紧，“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政府部门成为县域环境最主要的损害者。三是行政行为不透明。有的干部习惯于“暗箱操作”，形成了一套“捂紧盖子”、封锁消息的手法。一些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形象”，不惜采取瞒报漏报、弄虚作假的手段应付上级。一些玩忽职守、隐瞒事实的干部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报喜者得喜、报忧者得忧”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四是对社会问题重视不够。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忽略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生产等社会问题。公共财政框架尚处在初级阶段，公共服务与老百姓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

    今后，茶陵县乡两级政府要借鉴浙江的做法与经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

    （一）建设有限政府。

    只有“有限”才会“有效”，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不是直接拥有财产，而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是直接拥有利益，而是保障公民的利益；不是直接拥有企业、管理企业，而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就要求政府职能“归位”，从过去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转到弥补市场缺陷上来，把那些不该由政府管的统统放给企业、放给中介组织、放给市场去管，从源头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事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

    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决不意味着政府责任轻了。我县是山区农业县，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尤其需要政府担当起应负的责任，把该抓的事情抓好。

    1、培育市场主体。引导已改制企业采取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方式进行重组，割断重组企业与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千丝万缕的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衡的经济主体。大力引进县外客商投资兴办各类企业，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城乡居民敏锐感知市场信号，自觉融入市场经济建设大潮。

    2、健全市场体系。控制城镇居民购地建房，停止单位集资建房和实物分房，实现居民住房商品化、职工住房货币化。取缔土地隐形市场和地下交易，扩大土地开发招标、拍卖范围。建立技术信息体系，健全技术信息市场，促进智力劳动商品化。建好各类市场，促进城乡消费快速增长。

    3、培育社会中介组织。保证中介组织的独立性。着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4、优化市场环境。解放生产力，关键在于解放企业；解放企业，关键在于解放环境；解放环境，关键在于解放政府。为此，必须减少行政审批，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真正做到还权力于社会，还权力于市场，还权力于民众。

    （二）建设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的含义就是要履行职责、为民负责。政府责任要靠各个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来实现。强化政府责任应从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健全公务员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行为而受到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的制度；健全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责令重作、损害赔偿的行政责任制度。

    2、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把法律法规设定的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统一视为职责，以责任制约权力。当前，可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各级政府对其职能部门的考核，综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履行法定职责、维护政令畅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等指标。

    3、强化全方位的监督机制。完善对行政权的全方位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公开性和民主参与。加强内部监督，比如审计、监察、财政、统计监督等行政监督。加强外部监督，比如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社会监督。

    4、不断提高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制定公务员依法行政培训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教育广大公务员自觉地在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之外，更不是法律之上，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始终绷紧法治与责任两根弦。并通过定期培训、持证上岗等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公务员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水平。

    （三）建设诚信政府。

    诚信是市场经济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诚信，就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生活中诚信原则受到挑战，其根源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夯实这个基础的责任代表应当是政府。由于政府是社会的“长子”，政府对诚信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做到言必信，信必果，为诚信社会发挥表率作用。

    （四）建设服务政府。

    1、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再到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认真借鉴浙江经验，尽快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

    2、从优先经济单一目标向优先社会整体目标转变。政府能否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关键是能否妥善解决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信用和市场秩序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经济发展就有了可靠的社会环境；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经济的增长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3、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优化组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服务体系，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4、从“政绩”导向供给向公众导向供给转变。树立以民为本的政绩观，把涉及群众实惠的事情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注重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把增加群众实惠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把群众听证作为决策公共服务的重要程序，把群众评议作为衡量公共服务的主要标准，逐步建立以公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5、从财政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投入转变。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医药卫生、农机农技等有偿收费服务。鼓励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投资经营城市环卫、公共交通、供水供电、群众体育、非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竞争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既可采取政府建造、私人经营的方式，也可采取私人建造、私人经营的方式，还可采取BOT方式（建造—经营—转让）。

    总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两支手必须默契配合，和谐共舞，才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演奏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交响乐章。

   作者系：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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