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集群的内在动因

 

   产业集群是一种属地现象，表现为在投入产出链上具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或水平关联的一系列产业和企业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产业集群可以产生三大效应：

 

    1、规模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内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是直接由产业集群造成的。当特定的产业在一定的区位上集聚时，它的投入流量和产出流量会创造出诱人的商机，带动价值链中相关环节的膨胀，从而孕育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使得内在规模经济更加趋于合理。

 

    2、极化效应。产业集群会形成新的增长极，增长极所聚合的产业能量会沿着业务流程扩散，产生扩散效应，形成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极化效应会造就区域经济中心；会吸引各种要素向中心集中；会造就特定区域的产业结构，形成区域特色。

 

    3、回程效应。地区增长极的形成会促使原来流出的生产要素产生回流现象，产业集群所造成的市场引力，会使资本持有者看到投资机会，由于新崛起的增长极造就的增长空间要比传统增长极更大，这样，资本持有者便会携带有效要素流入新的赢利空间。地区增长极形成的“群”的效应，会给发展中的地区带来反梯度跨越的可能。

 

    对于城镇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而言，研究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弄清了产业集群的内在机理，可以使城镇经济的发展思路更加明确，政策更有实效性。目前，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当地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小区的建设，但是，不明确产业集群的基本道理，招商引资和小区建设就会非常盲目，永远形成不了新的增长极。

 

    产业集群首先与需求拉动和企业追求溢价效应有关。凡是在特定区位集聚的产业，都是面向一个大规模成长的市场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一定是靠需求拉动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是靠活跃的贸易形态拉动的。面对活跃的贸易，企业以集群/组团的方式比单独活动更能拿到大的订单，产生溢价效应。否则，单个企业永远只能获得与自己身份相吻合的订单。以浙江为例（引自浙江省农调队娄跃同志的文章，下同），2001年，浙江建制镇的乡镇企业总产值为1.18万亿元，平均每镇14.1亿元，其中有51个建制镇达50亿元以上，6个建制镇达100亿元以上。2001年末，全省建制镇中拥有各类市场3166个，平均每镇拥有3.8个市场。如果没有贸易拉动和溢价效应的存在，浙江建制镇的经济优势是不可能形成的。

 

    其次，产业集群与技术外溢有关。在产业集群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技术外溢，高端技术企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辅助技术，缓慢地扩散到低端技术企业和相关的组织。这种技术外溢是沿着产品价值链逐渐外溢的。技术外溢使得群内企业的综合成本下降，提高了集群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形成群内企业的凝聚力和群间的影响力，这正是产业集群的魅力所在。浙江温岭市的泽国镇拥有20个以上的专业市场，其中，大部分专业市场从事旧设备的置换和新设备的交易。由于各种中间商的集群，使得贸易技巧、市场信息、行情变化、贸易规则等会自动在群内外溢，带来区域市场的活跃。

 

    产业集群可以帮助企业突破自身的边界。按照科斯定理，交易费用的合理性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企业规模的扩张与企业把外部交易行为通过产权变更，转化为内部转移定价行为有关。但是，企业规模的扩大会产生大企业病，造成规模不经济，况且，在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既定的条件下，企业扩张的边界也是有限的。因此，突破这一限制的现实选择便是产业集群。浙江建制镇的产业集群放大了单体企业的交易能量，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2001年末，浙江34个财政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建制镇中，平均每镇拥有企业994家，有的建制镇的企业数量达2000家以上。数量众多的企业一方面促进了要素的集聚，另一方面，突破了单体企业的边界限制和自身能量的不足，用产业集聚的方式替代了暂时不熟悉的产权重组，造就了区域经济的优势。

 

    在产业集群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类别的企业簇群，这些簇群是在一定的区位上形成的地域综合体，彼此按照一定的业务流程和产业价值链相互链接，虽然单体企业的规模较小，经营边界限制较大，但是，簇群式的结合却使得集群企业扩大了影响力，可以接受大规模的定单。同时，产权限制在产业集群中变成了一种经济利益核算的前提，而不是企业边界的限制。

 

    企业簇群按照内部关系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行业协会为纽带，以大企业核心，以中小企业为网络，以专业化协作为内容的企业簇群。比如，日本下请企业制度。

 

    第二类是以某种核心技术为中心，集群企业各自在不同的层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并通过簇群的影响力来拓展自己的业务空间。比如，美国的硅谷。

 

    第三类是以贸易为纽带而形成的企业簇群，每一个个体的规模并不大，但是，簇群的规模和影响力在整个国家甚至国际上不可匹敌。比如，浙江义乌市的小商品市场，瑞士的银行业和旅游业。

 

    这三种类型的企业簇群可以在产权关系没有变化的条件下[尽管交易费用大于零，但是，其增加的幅度小于变动产权关系所增加的费用（包括新增管理费用）]，企业边界得以扩大，而且，企业簇群的灵活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要优于一个靠产权关系建立起来的企业集团，它既包容了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的优势，同时又回避了大企业的通病，保留了中小企业的灵活性。与当今流行的大公司的中小企业化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产业集群过程中，每个企业的绝对边界和相对边界均得以扩大，当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时候，不一定要通过产权安排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001年末，浙江798个小城镇中的镇区企业共有16.6万家，平均每镇208家，其中，镇区企业在1000家以上的有31个镇，2000家以上的有14个镇。在798个小城镇中，从业人员达到232.4万人，平均每镇2912人，每家企业平均从业人员为14人，由此可见，浙江镇区企业的规模是很小的。按照每镇乡镇企业总产值14.1亿元的口径计算，每家企业的平均总产值为673.08万元，人均48.07万元。由此可见，企业簇群的经济性扩大了单体企业的经营边界，在经济现实中，企业簇群创造的产品比单个企业制造的产品要便宜得多，比如，广东顺德和浙江宁波制造的家电产品，要比单个企业做得便宜，这与整体制造和局部制造的成本决策不同有关。象海尔集团这样的整机制造商，其成本决策大多考虑总成本和总收益之间的关系，而宁波的一群零部件制造商大多考虑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并非不考虑总量决策，只是因为其规模小到暂时可以忽略不计）。簇群的经济性显然与单体的经济性是不一样的。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多以单体为主，较少关注簇群现象，而簇群的经济性是产业集群的基本动因之一。

 

    企业簇群是以关联产业为基础的，其本质是一种以价值链为纽带而形成的产业群。各个企业之间在投入产出方面的必然联系，以及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业务规模，会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关联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群，这种“群”的效应会使群内所有企业的交易成本要低于群外企业，因此，企业要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必须使自己成为群内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当这种意识成为许多企业的经营理念时，产业集群现象自会应运而生。

 

二、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各种区域产业要素

 

    产业集群所形成的区域竞争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

 

    1、可模仿的因素。

 

    产业集群会使两种可模仿的因素聚集，增益区域竞争力。一是各种有形资源；二是特定的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的极化效应会使各种有形资源在特定区域内集中，通过投入产出价值链的作用，要素的有机排列会形成特定的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初期的英国纺织业、法国干邑葡萄酒、中国的丝绸均是在产业集群条件下形成了李嘉图所称的比较优势，造就了区域竞争力。因此，最先完成这种聚集的区域具有先发优势，且不容易被后来者取代，这与要素的稀缺性和结构的专属性有关。从现实来看，区域之间可以相互模仿，但是，绝没有后来者取代前者的案例发生。因此，后来者要塑造自己的后发优势，一定要找准新的突破口，形成本区域的专属性产业结构和要素集聚，这就象成龙绝不单纯模仿李小龙一样。

 

    浙江从1996年以来，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形成产业集群。据北京大学魏守华的统计（2001  与娄跃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产值超过亿元的产业集群300多个，其中，50—100亿元的10多个，超过100亿元的有4个，区内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的60％，平均经济增长高于全省3—5个百分点。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浙江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结构，据王缉慈的统计（2001），温州的特色产业以鞋、服装、眼镜为主，义乌以小商品为主，绍兴以轻纺化纤为主，永康以五金为主，海宁以皮革、服装为主，余姚以轻工模具为主，嵊州以领带为主，柳市以低压电器为主，这些特定的产业结构具有专属性，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稳定性，因此模仿难度较大。

 

    2、不可模仿的因素。

 

    在产业集群过程中，关联企业之间在业务流程上的磨合，会形成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一组因素，这一组因素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理念因素、行为因素和运行系统因素。

 

    理念因素包含企业精神价值观、管理哲学、经营理念、经营方针等，这些因素影响人的观念，使同样的工作表现出不同的效能。比如，徽派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徽商的经营理念是一种“红顶子”理念，把自己的目标市场对准政府，它的起家和繁荣靠的是政府，它的衰败也与政府密切相关；浙江的永嘉学派是一种民本位文化，温州商人总是把目标市场对准公众，推崇实用主义；因此，安徽经济和浙江经济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理念因素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因此，它们是不可模仿的。

 

    行为因素包括制度和惯例，它们约束人的行为。一个地区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会创造出不同的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制度和惯例的本质是使人的行为可以预测，同时，使人预知行为的后果，从而作出各种抉择。如果制度中包含了很多短期因素，它就会激发出人的短期行为；反之，如果制度中包含了更多的长期因素，它就会激发出长期行为。比如，微软公司的收入制度设计中包含了年薪制、员工持股和分红制、经营者的期权股、公司福利等内容，其中，年薪制和公司福利激发的是短期行为，员工持股和期权股激发的是长期行为，微软公司就是依靠这种结构性的制度设计，使员工行为既具有短期激励性，又具有长期稳定性，从而建设了一支富有竞争力的职工队伍。因此，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制度化能力和程度的高低。发达地区和国家总是会自觉地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和惯例，解决行为标准问题，提高行为的可预见性和人际之间的信任度，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趋向一致；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化能力较弱，人际行为的可预见性较差，信息不完全造成的信任度降低，成为落后地区的最大成本。

 

    循环系统因素包含区域产业集群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配套互通，以及区域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流、物流、人力资源流和信息流。区域竞争力必然表现为各种流的畅通。浙江义乌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小商品的集散地，就是因为其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流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和畅通，这种畅通需要区域政治、文化、经济、法律、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整合，没有这种整合，各种流是不可能畅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之间是不可模仿的。

 

    据江苏省农调队2002年对苏浙乡镇企业发展所作的比较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前，江苏乡镇企业在全国一直是独领风骚，其总产值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六分之一，出口创汇占四分之一，上缴税金占十分之一，拥有的固定资产占八分之一。但是，从1996年开始，浙江大幅度超越江苏，2000年，浙江乡镇企业的营业收入超出江苏21.2％，利税差距就更大。两相比较，浙江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产业集群基础上所形成的无形要素有关。江苏省农调队把造成差距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以1996年为例，当年的乡镇企业经济总量中，江苏以集体经济为主，占86.6％，而浙江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占55.4％，由此可见，产权是否清晰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

 

    2、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差异。江苏的乡镇企业在运行上以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低效益为重要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政企不分。浙江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产业集群，巧妙绕开了政企不分的机制设计，形成了投入产出均衡的运行特征。

 

    3、市场拓展意识（经营理念）的差异。2001年，浙江乡镇企业产销两旺，10％的营业收入是在开发中西部市场中实现的。全省有30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从事经营。2000年，浙江有2.3万家乡镇企业从事出口产品生产，而江苏只有9918家乡企从事出口产品的生产。浙江有100多万人在世界五大洲经商，另有5万人从事边境贸易。

 

    4、企业制度的差异。当江苏在1996年认识到产权变革的重要性时，浙江的乡镇企业早在80年代后期就积极向股份合作制发展。1994年开始，浙江的乡镇企业较多地联合起来，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企业集团迈进。企业改制使得环杭州湾一带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与浙江相比，苏南模式的改革不仅成本高，涉及近千亿元集体资产的再分配，而且还存在着认识上的阻力和操作上的误区。

 

    5、浙江的乡镇企业大多依托市场起家，许多业主是在商业资本膨胀以后向工业转移，完成实业化转型。因此，浙江的乡镇企业市场意识较强，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也较强。而江苏的乡镇企业则大多由大中城市工业转型而来，号称“草根工业”，在市场的敏感度上与浙江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浙江在产业集群过程中，不仅能够不断地复制出上述的各种要素，而且能够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强化业已形成的诸种要素，从而使浙江经济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三、产业集群造就区域优势的条件

 

    产业集群可能会造就区域的竞争优势，也可能造就一个区域的劣势，因此，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产业集群在什么条件下会造就区域竞争优势。笔者认为，产业集群造就区域的竞争优势，需要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1、产业集群形成的群的GDP占区域GDP的比重。一般而言，产业的规模越大，其GDP的规模也越大，因而，在区域GDP总额中所占比重就越大，这样才能显示出区域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小规模的产业集群能够造就区域优势。瑞士的钟表业、法国的酿酒业、福建的制鞋业不仅在国内享有较大的份额，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较大的规模，显示出强大的区域优势。浙江嵊州的领带产业集群，1999年生产领带2.5亿条，出口1.2亿条，占国内生产总量的80％，国际生产总量的30％，实现产值8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8.6％，全市有7万名劳动力从事领带的生产经营（姚向军 2001）。假如嵊州的领带制造没有这样的规模，就不会被誉为国际领带都市城。

 

    2、上游产业面向的市场是一个大规模成长的市场，这种大规模成长的市场是最能造就区域竞争优势的因素。大规模成长的市场可以给企业带来两大好处，一是市场容量大，兼容性好，可以吸引众多的企业加盟，营造集群的环境；二是利润空间大，给新加入者留下了试错的空间而不至于倒闭，使产业衔接更为自由。

 

    3、人为的产业要素的集中程度，如高等教育条件、研究和创新的环境、学术氛围、高级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的超前性、产业组织等，这些产业要素是人为创造的，在产业集群后，这些要素能否复制、再生和延续，是一个区域是否有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就像我们讲“传统”二字，能成为传统的东西均是可再生、可复制的，正是这种传统或许成为某种优势。

 

    4、关联程度高低。在产业集群过程中，，产业或企业之间的关联度决定了集群的凝聚力。产业/企业的关联有三种情况，因而产业集群的性质亦不相同。一种是前向关联，即贸易和制造相关联，形成贸工一体化经营或关联经营；第二种是后向关联，即制造企业与原材料供应商形成某种关联；第三种是水平关联，即产业/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沿着纵向价值链展开，而是沿着横向价值链展开，走同心多元化、水平多元化和跨行业多元化的道路。产业/企业的这种关联是需求拉动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关联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选择过程。

 

    5、资本形成机制的活化。区域产业集群需要多渠道的资本投入，没有资本形成机制的活化，资本投入就不可能形成集群效应。从资本形成机制的活化来看，笔者将其概括为三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对投机倾向的赞许；二是成本控制的可预期（本质上是利润预期）；三是退出的便利性和正规性。对投机倾向的赞许可以营造一种创新氛围，使各种有价值的创意转化为投资动机；同时，对投机倾向的赞许也体现了一个地区文化的兼容性，在这方面，浙江和广东是最典型的省份。成本控制的可预期性会影响投资信心，一项投资的取消，不仅仅是利润预期造成的，而且主要是成本预期造成的。在成本预期不明朗的条件下，投资者是不敢贸然闯入的。退出的便利性和规制化是活化投资机制的关键因素，因为没有投资者愿意被套住。浙江的投资活跃与当地退出机制的便利性有很大关系，政府在许多方面介入退出机制，在机制形成的初期是十分重要的。

                     

                                                   2003年6月完稿

 

    注释：本文得到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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