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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论文 传统体制、原始积累与工业化发展模式 作者: 段拥军 ——与温铁军先生商榷 内容提要：传统体制的建立运行，不能因为它是历史现实，就具有合理性；“三自一包”与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不能因为它们是被否定的制度选择，就是不合理的。工业化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在现实的中国非采用人民公社化的体制不可，这一观点缺乏事实的依据。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采用国际惯例，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不是中国人刻意模仿的结果，而是现实条件下科学合理的抉择。 关键词：传统体制 原始积累 工业化发展模式 温铁军先生在三农问题上屡有创见，其中，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待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囿于特殊的国情，中国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无法由市场合理调节的观点，尤其令人折服。他发表在《读书》杂志2001年3期上的文章“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思路新颖、见解独到，读后获益颇多，只是有几个观点似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 温先生认为，“新中国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1]”，这一说法似在肯定传统经济体制建立运行的合理性必然性。的确，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我们建立起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爆炸了原子弹，国防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人们常说，那个时候工人工资不高，可收入比较稳定，有基本的福利保障。然而，经过20余年改革发展的今天，应该对那个时期的成就有更为客观的认识：那是7亿人口有近5亿被排斥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之外得以维持的一部分国民的稳定而享有福利的生活；是依靠强制性统购统销政策，用低得可怜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取农副产品，致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贫困甚至温饱无着的情况下，获得的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始积累；那是在情况最好的市民亦节衣缩食过着清贫生活基础上的工业化。且不说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命令经济，带来过多少大跃进式的决策失误与人为灾难，也不说高压政策下建立起来的低效率的人民公社体制带来过多少资源和效益上的浪费，单是由此造成的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长期短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国家工业化建设带来的瓶颈制约，就足于让人们认真考虑这一体制建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了；而改革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一日千里，与前30年工业化发展步履蹒跚形成的鲜明对照，也使人们有充分理由质疑传统经济体制模式选择建立的必要性。 是不是“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的建立，必须经由计划经济“建立了分工细致、专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才有可能，此点缺乏历史经验的证据。众多国家没有依靠计划经济手段实现这一过程，照样建立起了市场交换的体制；解放前的中国没有这一前提条件，并不影响市场交换体制的建立与运行。经济发展的常态是：商品交换的存在与不断发展，促使社会分工日益深化，企业规模日趋扩大，最终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形成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说传统体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我们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然而，一种制度或政策选择是不是具有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不能看它是否是成为现实，不能用黑格尔的观点自我安慰：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决策只能是众多政策主张中一种，或者是众多决策方案中的一个，其所以成为历史现实，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成为现实的决策是不是最为合理与最为有效的决策，要看就同一目的追求同样历史条件而言，还有没有其他更为先进合理的政策主张可供选择。关于农业合作化，关于统购统销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内始终存在众多意见分歧，作为备选方案的政治经济政策应该不是只有成为现实的那一种。除了强力推行一步到位的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关系体制方案外，还有逐步推行合作化、实行三自一包的政策方案可供选择；除了成为历史现实的激进社会主义改造方案以及由此带来的单一公有制工商业生产关系模式外，还有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间长得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可供选择。虽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他政策主张均没有成为历史现实，但不能因此否认这些政策主张选择实施的合理性、现实性。采用非计划经济的手段发展社会经济的国家经济发展之高速高效，采用灵活政策对待市场与价格机制作用的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经济面貌的迅速改观，以及近20多年中国采用农业大包干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都说明了不同经济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二） 当然，温文的主要意思可能还是：建立社会化的大生产（或者说实现工业化）离不开一定量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非采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计划体制的手段不行。他这样写到:（中国）“一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几乎是政府主导。都要面对如何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剩余的问题，谁能解决政府与小农之间交易费用高到几乎无法交易的矛盾，谁就成功。”又说，“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2]。 “交易费用”即交易成本，是“人们靠市场来交易产权运用资源的成本，它们包括收集市场信息的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和强制履约成本”[3]。由于计划经济下，政府与分散的小农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自由产品交换，而是市场关闭条件下国家对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不仅征购的数量、质量、方式与价格由国家单方面确定，不存在与产品出售方——农民的博奕或讨价还价，而且事实上农民也没有选择不交易的权力。这样的交易既不存在收集市场信息的成本，也不存在缔约成本，因而没有“交易费用畸高无法交易”的问题。虽然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也要消耗成本，即政府为公粮的征收入库与副食品的派购完成必然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这与本来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一回事。对政府而言，从农业剩余征集的难易与效果考虑，从分散的收入极少的个体农民手中征收农业剩余自然不如从集体（如人民公社）手中提取来得容易。公社乃政社合一的体制，掌握在公社手中的农产品类似于掌握在政府最基层机构中的农产品，政府如何定价，需要征购多少，给农民留多少，完全由政府说了算。如果农产品属农民私有，定价低了农民拒售，吃不饱肚子农民瞒产多留等等现象便会随时发生，搞得不好会使政府征集农业剩余的经济目标难以实现。 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当然要从农业收入中获取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最早的商人和工厂主肯定出身于农民，或者本身就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由于产品和生产组织的特点，在与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资本收益或农业比较效益的降低，资本和劳动力脱离农业；或者，由于农业成为工业的原料基地，在特定的土地所有制下出现“羊吃人”（农田改作牧场）的现象，致使农民背井离乡，脱离农业进入城市，乃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常态。类似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农产品的过剩和农业流通组织的不发达，使农业经营风险陡增、农业投资效益日低，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抽离农业，相当一部分人弃农经商或进城务工。如果这样的情况亦被称之为剥夺农业的话，那么，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现象。工业战胜农业，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日趋减少，资本由投向农业逐步转向投入工业，乃是一个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与政府直接从农民身上提取发展工业所需资金有着质的区别。举一个与此相近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发展信息产业所需的资金肯定来源于传统产业，因为信息产业诞生前一切社会财富及其积累都是传统产业提供的。假若有一天，信息产业以其高额的利润或与传统行业相比较高的收益，吸引社会资金、人才、资源向信息业转移，导致新经济快速增长，其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愈来愈大，而传统产业日趋萎缩，最终成为利润低、工资收入低的夕阳行业，如果这样的历史过程可以称之为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剥夺，那么它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与国家从传统产业中强制性的征收信息业发展资金，用于建设国营信息公司、软件公司，以发展中国的新经济，有着质的不同。 工业化是不是非要走剥夺农民的道路，是不是非要采用人民公社式剥夺农民的方式，经济史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从国际上看，泰国、韩国甚至台湾地区，都没有采取计划经济式（即强制式）剥夺农民的政策措施，照样实现了工业化。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乡镇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并没有依靠特殊的资本原始积累，且相当长的时期内，银行对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温州等地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通过农民自身的点滴积累与企业的滚动发展开始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著名学者秦晖的观点十分值得关注，他认为，“‘原始积累’是现在从学界到社会弄得最混乱的概念，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有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提法！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纯属一些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把原始积累描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实际上是一种误会。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搞得比英国更早更疯狂，但资本主义发展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苏联20年代官方经济学家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要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强制集体化都源自这种观念。如今人们已经知道苏联人（当然决不仅只是苏联人）在这种原始积累中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4]。” （三） 温先生不认为建国后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推行计划经济，也不认为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产物[5]。但是显而易见，经济没有活力、缺少创新、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等主要经济问题的存在，是与计划体制有关的。就国际范围来看，东德与西德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北朝鲜与南朝鲜现代化发展状况上的霄壤之别，就国内而言，改革前广东深圳与台湾香港地区经济活力的差异，显然与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当我们把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交给农民，适度放开了农副产品市场，主要依靠价格的刺激（实际是将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合理的水平），就一举解决了我国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长期短缺的问题；当我们稍稍放开投资和工业品生产的限制，中国的小商品生产和一般加工业就迅速繁荣起来，时间不长，竟使得国际上充斥我们的产品。不难设想，如果继续维持人民公社体制，继续实行限制、改造、取缔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继续实施公有制企业一统天下和不开放市场的政策，粮食及主要农副产品的短缺现象的消除，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及小康社会的实现，必定是遥不可及的。这一点，从国营企业占统治地位的省区与个体私营经济很少发展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上，可以得到证明；从朝鲜等继续实行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中，亦可得到明证。 中国能否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味很浓的问题，仅就经济发展而言，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即便面临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以我国人口之多、地域之广、资源之多样化，国内市场之巨大，如果实行相对自由的工商业政策，适度开放国内市场，个体私营企业一定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民族资本一定会像今天一样迅速积累并壮大起来。巨大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的市场，必然会带动商业、社会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定会像不少发达国家那样，走一条以轻工业商业的发展繁荣积累资金、循序渐进的道路。谈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我们经常强调的，事实上，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封闭，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还有我们自己作茧自缚的一面。当年，同苏联的经济关系中断后，及时开展同香港、日本乃至欧洲的经济贸易，并非不可设想。像法国，很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香港又是自由贸易区，要开展国际贸易，易如反掌。实际上，即便1972年恢复了与日本的正常国家关系，囿于僵化的经济政策，我们同样没有广泛展开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如果那个年代，我们的经济是部分骨干国企和星罗棋布的个体私营企业共存的局面，又有着相对开放的国内外市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一定会比改革前的历史现实好得多。 （四） “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从跟西方人呀呀学语，进步到‘邯郸学步’，再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据作者说是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再前面，是资本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我们除了亦步亦趋就没有自己的路？”[6] 此观点亦值得商榷。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确在不断的向西方学习，的确是跟在西方人后面走，如果把本来就属于西方另一分支（马克思主义分支）的苏联亦称作西方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时代。建国直至今日，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学习借鉴并实施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这就是：改革前30年建立和运行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近20多年来逐步建立和恢复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前者经过几十年的运转，虽然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最后毕竟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后者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内，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绩斐然。经验教训和理性认知，终于使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目标与发展方向。由于这一体制是西方人实行了数百年的体制，走上这条路，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体现该体制共性的一些路径我们显然必须重走；西方走过的弯路，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市场体制模式，又是我们必须借鉴和学习甚至照搬的。在近乎一致的目的追求（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下，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并不存在无限多的选择性，这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不解放、缺少创造性，只会学习和模仿，如温先生所说，只会摸着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前进。纯粹是因为历史现实的条件限制。社会发展有一个路径依赖问题，已经形成的英语文化在知识承载传播上的强势地位，使得任何希望掌握现代知识攀登科技高峰的人，都必须以熟练掌握英语为前提；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经济模式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任何希望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的民族，都不能不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之中。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运行方式、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上，采用国际惯例，运用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组织制度，甚至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不步西方后尘，拒绝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吗？难道可以抵制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搞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吗？我们可以不要学习和照搬专利制度、股份公司体制吗？我们能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省却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直接进入信息时代吗？这里，完全用得着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7]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模式、道路，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具有合理性、现实性，而不是看其是否新颖和独创。西方国家业已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因为其陈旧而失去可行性。而建国以来，我们独创的史无前例的农村大食堂、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经济社会体制，也没有因为其新颖独创而变得合理与现实。今天，所以兴起了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热潮，完全是因为改来改去人们终于明白了：计划经济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弊端，修修补补无济于事；一旦走向市场经济，实践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要求人们建立彻底完善的市场制度，来不得半点犹豫和模棱两可，意图取两种经济体制之长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根本行不通。因此，摸着市场经济这块运行了几百年的石头，借鉴西方国家打造现代市场经济的成熟工艺，改造或重塑我们的经济体制，不是教条的中国人之刻意模仿，而是理性的中国人的之合理抉择。 注 释： [1][2][5][6]《读书》[C]2001年6期，第4页，第7页，第7页，第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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