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同质到异体：区域差异化问题凸显

    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多数早期的理论阐释惊喜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其理论的焦点一般都集中于解释“中国的奇迹”以及这种奇迹背后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超越。而这些阐释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将中国的大国经济作为一个高度同质的整体来看待并同其它国家进行比较。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出现了区域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于是这种区域差异性与大国经济的非同质性也就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关注点。

    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差距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重视，除了终极的道德、哲学与人文关怀外，本身它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因为不断拉大的区域差距势必影响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政治稳定。因此，积极探索造成区域差距的原因及其找寻缩小区域差距的对策就成了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

    二、区域差异化新一轮的改革前题和起点

    理论界对于中国区域差异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相关文献相当多。综合起来，地区差异化及地区差异扩大的成因导源于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差异、区际工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政策的倾斜度、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等因素。笔者将这些不同的视角归纳为初始条件、历史视阈、制度差异与改革策略选择等。

    如何看待区域差距，同时意味着如何看待新一轮的改革前题及改革取向也就是说，区域差异和区域差距是26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下今后十几年改革发展的现实起点和重要使命。不同于东欧等国的转型，中国转型的渐进性导致了东-中-西部和南-中-北部在发展速度和市场化程度方面的差异和差距。这一差距的生成孕涵着中国式改革和转型道路的特殊轨迹。中国改革发展道路已经显示出其成功性和独特性，不仅在制度基础、目标取向、路径选择、时序安排上是有其特色的，而且经济发展道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与传统大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也不同。把对区域差异化成因探究置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的研究被赋予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即是总结和反思中国改革转型之路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探索今后改革发展战略的一些重要前提和基础。

    在笔者看来，区域差距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结果。渐进式改革不仅呈现为改革时序与改革阶段的渐进性，而且表现为地区间进程的明显差异性。“边际开放”、“局部试点”等初始改革的逻辑使得东部地区较早步入市场机制，率先进行改革探索地区不仅为其它地区创造了经验，也饱获了改革的成果。如率先改革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有更充足的活力和潜力去配置本地资源，有更大的引力去磁吸其它地区乃至国际要素资源，从能而聚合和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能。反之，改革滞后的地区不仅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负，而且由于相对机制不活、经济欠发展而大量要素外流（如人才）。

    三、区域差异化与“十一五规划”

    造成区域差距拉大并不是中国的改革的初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战略的调整，通过发达地区的示范、带动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目前正在进行的“十一五”规划研究已将区域差异和地区差距问题置于重要地位。以区域发展为支点的区域发展规划前期研究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战略和规划提到了日程。这些规划研究为经济研究的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将凸现了区域差异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如区域发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区域竞争、区域合作、区域协调等。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区域规划如何与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与全面建设小康和建设和谐社会对接协调起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行政区划利益格局加剧了区际竞争，区际竞争一方面促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给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外部冲击，为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区域产业雷同、重复布局等新问题。从笔者参与的部份区域发展规划研究看，各地区纷纷构建自己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产业园区和产业体系，但有着内在联系的区际产业联系是断裂的，形不成产业带、产业链和产业群。因此，从区域差异化这一命题出发，重新审视“十一五规划”在促动区域合作和产业整合中的作用，将内在联系的区域发展“一体化”纳入规划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区域差异化的形成与政府的取向和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分权改革特别是财政分权，形成了地方基层支持改革的特有机制，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有一定的经济约束，从而使改革政策不可逆转。分权改革还在地方政府间引入了竞争。

    区域发展差距有深刻的体制背景，发展差距也是体制改革的差距。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除需要中央给予政策性支持以解脱其历史重负外，重要的还在于自身的制度创新。而其制度创新的路径也不同于南方地区，比如，同广东、江浙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东北的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这一体制条件使其发展民营经济仅靠“自生”是不够的，建构新的制度条件吸外地引民间资本或私营企业进入东北和通过“国退民进”为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就成为东北的改革的特点和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区域差异和区域差距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还会伴随中国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在下一轮的改革和发展中，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初始条件制宜，选择不同的深化改革路径和方式有特殊的意义。

    区域间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禀赋、人文历史背景是不可以选择的变量，其改观的基本要质也在于人的选择与政策选择。如果放任区域之间让它进行“新古典过程”，可能还会有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的趋势。政府在发展中缩小地区差距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很大的政策选择空间，包括财政、金融、产业等调控政策，国家发展战略和“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应将其纳入讨论。

             （周立群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