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经济遭遇了强烈的瓶颈效应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没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之历史遗症。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驱动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本文为此提出了九项应对措施。

 

    【关键词】市场经济，瓶颈，经营者代理风险，公司治理模式，对策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背后的经济法分析

 

    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时，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却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最强烈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上市公司这几年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生态农业（原名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等等。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真正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之外，其余的也在这几年里相继陷入了困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这几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3年里，“排头兵”的腰杆不直了，弯了下去，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垮了下来，成了“病力军”。这足以使我们警醒——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强烈的瓶颈效应？深层原因在哪里？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目前以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市场经济瓶颈”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没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之历史遗症！这才是内因，是最关键的原因。

 

    剖析一：两权分离、法人财产权、经营者代理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是由于市场经济越向更高阶段发展，企业规模就越大，社会分工就越细，所有者越没有足够精力和能力去直接管理企业，必须把企业交给专门的经理人（即职业经理人，或称支薪经理人）去具体经营。这样，就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法人财产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一种法定权利，它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免受股东非法操纵的“法律之盾”。

 

    经营者（经理层）所控制、使用的财产，虽然从本质来源上说是股东的出资，但按照法律规定，却是直接地、合法地来源于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况且，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雇佣关系中，所有者很难确切知道经营者的真正能力、禀赋、以及他所掌握的经营信息，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例如，经营者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肯定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只有经营者自己知道，所有者很难了解详情，如此，经营者就可能利用这些不对称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追求不正当的个人私利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和所有者的利益。这就产生了“经营者代理风险”的问题。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里，两权分离远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彻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经营者代理风险。这就是近几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频频“出事”的内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有企业的这种现象更是明显、普遍。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刘大洪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这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导向型，以美英为典型；二是银行导向型，如日韩等国。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但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应偏向于银行导向型。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日本、韩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二战之后，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日韩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二战后的日韩，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日韩，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日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日韩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如上所述，中国应倾向于借鉴日韩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来，日韩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风光不再，日韩经济模式的弊端终于浮出水面，两国的许多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多家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该模式使企业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企业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我们对二战之后（注意是二战之后）美英发生的银行危机与日韩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一番对比，会发现一个规律：美英的“银行”危机大都是“纯粹的银行危机”，很少大面积地、严重地波及整个国民经济，通常不会导致企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闭；而日韩的“银行”危机则会演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远远超出“纯粹银行”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鲜明对比？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刘孟奇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美英是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最终，企业就是健康的企业，国民经济也是稳健的经济，不会出现全局性的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也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大衰退大危机。（虽然2001-2002年的美国纳斯达克“网络股”出现了大滑坡，但那只不过仅仅局限于网站公司范围内，波及面十分有限。）

 

    中国在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时，面对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和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会陷入两难之中：中国当前“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求倾向于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却令我们必须慎重思考；而如果借鉴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其发展速度明显不合我们所望。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通过考察分析有关国家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遇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明显的一次瓶颈，这次瓶颈是由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这个瓶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或许，下述九项具体对策不失为一些良方：

 

    1、国有股减持。前文已经论述，国有企业及国有股会产生“双重代理风险”，包括经营者代理风险和所有者代理风险。针对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淡出竞争性行业，让渡给民营资本。

 

    2、大力培育直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等。这有利于将来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

 

    3、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在巩固传统的几大商业银行的同时，发展中小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能较有效地避免“国有银行的经营者道德风险。”

 

    4、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它能以专业的、高效的、廉洁的手段去行使股东权、监控经营者的行为。

 

    5、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限制大股东的任意操纵权。大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对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控制，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从长远看，这十分不利于培育健康的、普遍的直接融资渠道，不利于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6、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禁止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多权集于一人”之现象，防范内部人控制和经理层腐败。股东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用高层经理，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同时，它又代表股东来监控经营者。董事会在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

 

    7、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人才市场来选拔、聘用人才，而不是通过行政任命、暗箱操作。人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商品市场一起，共同构成将来“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坚实基础。

 

    8、推进“人才配股期权计划”、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来防范经营者代理风险。

 

    9、完善法律法规，使公司董事、监事、主要经营者负起法律责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使这些负责人畏惧法律，不敢损公肥私。

 

 

    作者简介：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人员，在部级省级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论文280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

 

    按：本文原载《经济学家》，后被《财经报道》杂志2003年6期转载（注：杂志上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这是编辑在征得作者同意之后，出于有关考虑而对标题和篇幅修改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