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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论文 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 作者: 黄飞鸣 徐娥 摘 要：近年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上。文章从收入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收入分配不均、税费负担过重和社会保险不充分、商业保险不发达等几个方面分析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因素，以期今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重点转移到扩大消费需求上来。 关键词：消费需求；收入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收入不均等；税费负担；保险 自从凯恩斯在《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提出消费函数理论以来，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造就了许多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因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n)因恒久收入假说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学者近年对消费问题的日益关注，研究成果颇丰。在积极财政政策连续实行多年，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不振宏观经济形势下，此文就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探求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宏观政策路径。 根据刘树成等人（2002）的研究我国自1999年以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消费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出口呈负贡献或微贡献，而投资的贡献在逐年加大[1]。就目前国内现状分析，笔者认为是消费需求不足，而非投资需求不足。我们讲宏观调控是年度调控，而年度宏观调控要想取得效果只有需求政策管理，这是凯恩斯主义最拿手的，凯恩斯理论认为，消费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投资也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消费很稳定，而投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短期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果较为显著，因此，中国近年积极财政政策选择了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四年多来，这一政策的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效应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而打破了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消费与积累的平衡，造成了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才是更为可怕的。 一、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和流动型约束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1997-2001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均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7.8%。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过分低于经济增长率年均7.8%，大大低于政府收入增长率年均17.2%，这使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扩张消费需求直接受制，间接影响投资需求的扩张；而同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1997-2001年均增长率为14.3%）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更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不改变这种趋势，扩大内需将任重道远。Dardanoni(1991)检验跨地区英国农户的数据，结果发现60%以上的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风险（不确定性）的预防[2]。Zeldes(1989)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的结果是，假定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将减少谨慎储蓄的比例，增加一定量消费[3]。李焰（1999）研究指出，50%以上的居民储蓄是因为流动性约束和较低收入水平的未来特定的支出[4]。袁志刚和宋铮（1999）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谨慎储蓄的上升与流动性约束所造成的居民住房和教育支出水平的缓慢增长，导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5]。刘建国（1999）的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消费倾向较低是因为产权模糊、政府干预以及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导致的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不断提高[6]。万广华等（2001）研究表明，流动性约束型消费所占比重的上升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大，造成了中国目前的低消费增长和内需不均。并且流动型约束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二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导致了居民现期消费水平和预期消费增长率的同时下降[7]。从上述文献来看，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和流动性约束是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
由于居民跨时期消费行为、基于收入差距的消费行为差距和消费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三个因素，是中国居民消费的流动型约束不断加剧，居民需要积累足够的流动性资产，才会进入更高一级的或大宗的商品消费市场，为此，居民推迟现期消费，进行储蓄。可见，扩大消费增长，改变储蓄存款的增长趋势，政府要做的是必须减小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和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市场，以释解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当前可通过财政贴息以缓解人们的流动性约束，推进银行消费信贷增加住房和耐用品的消费。
二、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国内消费搞不上去，与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直接相关。刘文斌（2000）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8]，根据朱国林等人（2002）的研究，我国总消费与收入分配有密切的关系，收入分配明显影响总消费水平，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十分严重，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9]。根据赵人伟等（1999）的研究[10]，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城镇还是农村，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都是呈上升趋势，并且近年基尼系数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78年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和0.16，到1995年上升到0.34和0.29，全国为0.42。如果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2001）的估算[11]，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将使全国基尼系数年均上升17.64%，这样，全国基尼系数最高的1995年就到了0.523，最低的1994年也超过了0.4。根据权衡（2002）的实证分析，基尼系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则逐年下降[12]。据赵人伟等（1999）计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指数已达3.71，远高于国际平均指数1.7[10]。《中国统计年鉴2001》数字显示，2000年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2253.4元，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5倍。可见，收入分配不均已相当严重；藏旭恒和刘达可（1999）的研究表明，6%的人口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48%以上[13]；2001年“两会”期间曾公开报道，在全国范围内1%的人口拥有了40%左右的财富。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会加剧居民消费的流动型约束，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制约中国消费的增长。Zeldes(1989)验证结果是，在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前提下，收入为200美元的个人消费将比在不确定性下提高20%的幅度，而收入达到500美元的个人消费提升的幅度仅为7%[3]，也就是说，增加等量的收入，穷人要比富人多增加消费。因此收入分配不均会影响社会消费总量和结构。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拥有很大一部分财富的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绝大多数人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居中间阶层的人，有一定的财富而有能力消费，但因市场能够提供刺激他们消费的新产品不多，也不去消费，这类人主要是城镇中的中产阶层，有人因此认为政策的重点也应放在促进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上[14]。但是调查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已接近饱和，因此，国家出台的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利息税、增加公务员工资、开办消费信贷等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显著的原因主要在此。如果不能把占人口2/3左右的农村这块需求搞上去，任何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都难以持久。调查资料显示，1985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58.5%，到2000年却降到38%。中国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是农民无钱购买消费。有人疑惑中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却出现了买方市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广大农民收入水平低，进入不了消费市场直接相关。 三、税费负担过重对消费需求的制约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方面是发行国债，进行政府投资；另一方面使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尽管为了鼓励投资而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实行企业设备投资冲抵企业所得税政策；为了鼓励出口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达到了15%以上等措施。但是这几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率（1997-2001年均增长率为16.9%）大大超过GDP增长率。以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表示的边际宏观税率远高于以税收收入占GDP比例表示的宏观税率，包括各种规范性的、非规范性的费用收入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广义宏观税负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15]。而税收增长过快必将冲抵增发国债进行财政投资支出的扩张效应；边际宏观税率过高，在年度内纳税人因应税而使其财富积累减速很快，会使纳税人受到税收的扭曲性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边际替代效应。1998年以来，每年增加的税收收入均超过当年发行的特别建设国债收入；自1999年11月开征利息税到2002年底已累计征收利息税700亿元；虽然中国目前在税制结构上是以间接税为主，从1999-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含海关代征的两税）之和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3.51%、70.34%和65.42%，内外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同期比例仅分别为15.91%、19.18%和24.91%；但是从税收结构的增长速度上来看，个人所得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速要远高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及其他税种的增速，2001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收增长占整个税收增长额的48%，包括利息税在内的所得税的高速增长，导致纳税人可供投资和消费的收入减少，这可能是政府投资增加而民间投资、民间消费难真正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据朱广平与石凤琴（2002）的研究发现，从1981-1999年20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而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却基本出现了相反的格局，即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远快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多数年份也是快于东部地区[16]。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的格局。导致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税收负担苦乐不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低不一和税收政策的地区差异。从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平均收入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平均收入较高的东部地区居民的，也使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数作用呈现在中西部要强于在东部。但多年西部的税收增长快于东部的税收增长现实，客观上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消费和投资超额缺口。
中国近年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把预算赤字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的必要手段来达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布坎南对此做出过批评，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Sims（1994），Woodford（1995）和Daniel（2001）对此研究，形成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7,18,19]。从中国近年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出现以价格水平的负增长为特征的通货紧缩似乎不支持布坎南的这一观点。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研究认为，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导致价格水平的降低[20]，从而对近年困扰学术界的通货紧缩与否问题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诠释，在货币供应不紧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的过快增长会引起物价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笔者认为随着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将产生反向的财富效应，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会引起企业利润下降，企业因之裁减雇员、降低工资标准（这在中国劳动力禀赋丰、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力量弱的现实国情下非常现实），引起居民收入增长减慢，或预期收入下降，从而将减少消费。
最近，减税的呼声日益高昂，这与税收的超常增长有关。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需求方面，而在制度创新和供给管理上。解决这两个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减税的好处是长期性的，但减税的矛盾是当期就会突显。作为政府长官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本该最为理性的政府行为，在实践中是最短期化的。现实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批评是对的。
而反对减税的人认为，一是税收的超常增长是国家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结果，是实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务部门征税积极性提高、各种偷漏税减少的结果，并非各项税收税率的提高和法定税基的扩大[21]；另一是增长的并没有形成财政盈余，而是全部通过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支出花费出去了，还出现了财政赤字。而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22]。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 企业负担重，有税收的不合理而要调整的空间，主要还是不合理费用支出的问题引起的。进行税费改革，调整一些不合时宜的税种税率，取缔非规范的不合理的收费，部分合理的非规范性收费改为规范性的收费，既是减轻税负重的正题，也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应有之义。
针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远快于东部地区而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的格局，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过程中，有必要依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实行减轻税负政策。 四、保险业不发达，居民自保也影响消费需求 收入的不确定性人们会寻求减少消费，谨慎储蓄以防止未来消费效用水平的降低或应急支出，事实上除了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外，居民家庭户还有其他类型的风险，如健康支出的不确定性、失业问题。如果有发达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就可降低人们将会面临的风险，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Zeldes(1989)研究就发现，美国家庭储蓄下降和收入上升并存可能是社会保险降低了人们的预防性储蓄所致[3]。虽然中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至2001年22年间，保费收入年增长约35%，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7%的增长速度，保险密度从1980年的人均0.48元上升到168.9元,保险深度从0.1%上升到2.2%, 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都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国外比较仍然较低，据瑞士再保险Singma杂志的统计，在2000年84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分别列73位和61位，其数字分别为：15.2美元、1.8%，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2383.8美元和9.08%的水平,也低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41.7美元和3.2%的水平，这说明中国保险市场有发展潜力，但也反衬了中国保险业的落后。并且中国保险市场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保险公司素质不高，保险业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人们在保险投入上差别较大，保险法规尚需进一步完善；保险监管有待加强，寿险业面临较严重的利差损，保险商品有效供给不足等。
就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来看，保险保障覆盖面窄，仅覆盖城镇企事业、机关、团体及其职工；保险给付水平低，城镇中的贫困阶层多是因病所致，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也低，两个“低保”仅是维持城镇被保障者的最低生活水平。而居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管是商业保险保障还是社会保险保障基本没有，农村贫困人口有60%左右也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中国居民的自保意识很强，城镇居民家家户户的防盗门和防盗护栏就能说明之一问题，这也催生和繁荣了中国的防盗门企业，出于自我保障的储蓄的比重相当大。农村居民养儿防老固然有传统的观念，但也不乏由家庭自保的成分，多生孩子、养儿防老的对策因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农民收入大多用于计划生育罚款了，不能进行农业投资和和生活消费。当城乡居民储蓄存款3万多亿元就有人疾呼防范“笼中虎”，近年连续八次降息和开征存款利息税等诱使“虎出笼”的举措，而居民储蓄存款以高于其收入增长两倍的速度在增长，去年底居民储蓄存款已高达9.8万多亿元。收入增长小于储蓄增长，消费减少的就厉害了，
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保障体系，只有建立充分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分散的个人储蓄保障转变为规范的社会保障，才能提高城乡居民的预期稳定性，才能把他们的存量财富用于消费，减少人们为不确定性风险而谨慎储蓄，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率。 五、结语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基本归宿和新的起点，是最终的需求；而投资需求是在消费需求基础上派生的，是为了最终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投资，发挥投资的乘数作用是靠最终消费，靠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来实现的。并且，当期投资需求会成为下期的供给，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大小主要看当期投资在多大程度上能形成满足下期社会需要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投资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投资增长超过消费的增长，长期看，这种投资扩张对内生于投资的当期需求和下期供给为特征的国民经济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从支出法核算GDP的增长来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最大[1]。中国近年最终消费率虽然在政府加大支出（从1996年的19.6%增加到2001年的22.1%）的努力下，到2000年略有上升，2001年又有些回复，但是低于1980年代平均水平，明显低于78%-79%的世界平均水平，与钱纳里（1988）标准模式的水准70%相距甚远[23]，而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率仅从1996年的47.0%上升到2000年的48.2%，但2001年又降到46.7%。与钱纳利标准模式的要求61%相差更多。过低的消费率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而且使投资形成的下期供给能力不能被有效消化，投资无法获取回报，这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再投资行为，投资需求不能形成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消费不振导致投资机会减少，也使大量储蓄不能转化为实质性投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城镇登记失业率2000年为3.1%，2001年上升到3.6%。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率的上升会导致实际GDP的下降，美国的经验数据是失业率每上升1%实际GDP下降2%。因此，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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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鸣：天津商学院 经贸学院 天津 300134；徐娥：南京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已发表于《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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