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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论文


区域规划与治理的整合

作者: 蒋黎晅 陈云松 吕旸



——对“智慧增长”模式的介绍和评析
 
    摘  要  “智慧增长”是美国为解决城市蔓延等增长中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发展模式。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和案例分析,全面介绍了“智慧增长”的概念、内容、相关评价以及对其的系统分析,着重解剖了“智慧增长”的创新性――即区域规划和治理的整合,旨在对我国的城市区域的科学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元素。
 
    关键词  智慧增长,区域规划,治理,城市化
 
    ABSTRACT:Smart Growth, as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a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Urban Sprawl. With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offered the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of Smart Growth, initiating a systematic analysis. The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 of Smart Growth was explored and accounted for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which is also of importance to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areas.
 
    KEY WORDS:Smart Growth, Regional Planning, Governance,Urbanization
 
    城市蔓延(Urban Sprawl)是上个世纪都市发展的通病。国际城市管理协会(ICMA)生动阐述了城郊社区对蔓延发展的困惑。“横跨全国,所有的社区都认为蔓延式发展不能再代表我们的城市、现存的郊区、小城镇、农村社区甚至野地的长久利益了。”“尽管社区支持发展,但是社区都在质疑放弃原有城市基础设施而进行重建的经济代价;质疑郊区新的就业岗位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不匹配的社会代价;质疑为了获得更多土地而放弃老社区、蚕食郊区开放空间和农用地并污染空气的做法。”[1]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城市和区域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社会、环境领域的重大问题:诸如人口增长带来的居住问题、城市中心区的衰退、土地低效利用、无序开发过程中的环境破坏等等而提出的创新模式,旨在通过政府的参与和协调活动,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持续和协调发展的“智慧增长”(Smart Growth)模式应运而生。
 
    1.智慧增长的概念
 
    1996年,美国农田信托组织(AFT),美国规划协会(APA),美国大都市规划协会(AMPO) 等多家公共部门、非公共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全国性协会一起组成了“智慧发展网络”(Smart Growth Network)。[2]他们研究了一些发展较为成功的社区的特点和发展过程,提出了“智慧发展”的十大原则:“提供丰富和多样化的住宅选择;创立可步行的邻里;鼓励社区和利益关系人合作开发;增强地域感,培养独特的、吸引人的社区;使开发决策具有可预见性、公平并节约成本;土地的综合用途开发;利用现有社区的设施;提高保护开放空间、农田、景观和重要的环境区域;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方式;加强和引导现有社区的开发;运用紧凑型的建筑设计。”[3] 
    ICMA强调,“智慧增长重视发展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用新增长来实现社区的优化。……它以市镇为中心,以交通特别是步行为导向,倡导居住、商业和零售的混和土地使用,致力于保护开放空间和环境。”[4]美国罗德岛州“智慧增长”委员会(GSBDRI)把“智慧增长”定义为一种“精心规划了的发展,它保护开放空间和农地,复兴市镇和乡村中心,控制房价和提供多种交通方式的选择”。[5]美国地面交通政策项目(STPP)和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则认为它应该是“集约使用的、可步行的、公交可导的”,用来作为对郊区蔓延的矫正。同时,“智慧增长”还“可以用它的目标和结果来定义”。包括:“邻里的适宜居住性;更多的交通途径和更少的交通量;兴旺的城市郊区和市镇;扩大经济机会共享受益;更低的代价更低的税收;保护开放空间。”[6]
 
    为让更多社区了解和实施“智慧增长”,ICMA和美国环保署(EPA)以及智慧增长网络合作编写了有关的系列入门读本(Primer)。即《为什么要智慧增长(Why Smart Growth)》,《最好的发展实践 Best Development Practices》和《利于步行和交通的设计(Pedestrian- and Transit-Friendly Design)》。第四本手册《通向智慧增长:100个政策执行案例(Getting to Smart Growth: 100 Policies for Implementation)》也已经于02年推出。
 
    2.智慧增长的实践
 
 
    2.1 系统改革
 
    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1)大力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非“蔓延”式的智慧经济,放弃了一个酝酿多年的可有3000雇员的“研究和技术园”项目;(2)提高州的区域规划的地位,包括建立人事上更高层的规划委员会和更有效的规划;(3)改变罗德岛州对地方财产税的过分依赖,推行公共教育基金改革,重视营业税、累进税;(4)增加合理价格的住宅供应,对中低收入家庭租、买服务进行补贴,完善分期、延期付款形式,解决住房危机,实现邻里复兴;(5)建立更为平衡的交通系统,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推行“不停车补贴计划”(Parking Cash-Out Program),让居民在办理月度通行证和拿停车补贴之间做选择,控制机动车的使用。
 
    2.2 复兴市镇中心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提高州政府对地方性增长中心的支持,大力推进历史悠久的市镇、紧凑性的城市邻里以及农村副中心的建设;(2)确保历史保护性投资的课税免除,对州内5个市的11000多栋老建筑进行保护性的开发;(3)鼓励对被污染过的市镇“棕地”(Brownfields)进行改造利用,包括从法规层面和财政层面给予支持;(4)优化调整建筑的修复法规(Rehab Code),以利于旧建筑的顺利改造复建,促进市镇复兴;(5)补充对可供工业商业使用的匡西特预制件房屋(Quonset Point)和吊柱房屋(Davisville)的配套规划,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2.3 提高州和地方政府管理增长的能力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为市政官员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2)积极主动地推行土地保护。
 
    从上三个层次十二个方面的改革内容,从具体的建筑风格、建筑法规,到规划权力的提升,区域规划管理的所有内容无一不包括在内,既有对规划、政策的调整、完善,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调解,公共服务的优化。因此,如同国家房屋建造协会(NAHB)所指出的,“智慧增长”的实质和内涵,就是“通过建立一种政治舆论来支持地方规划的实施,运用市场调节及创新的土地利用规划概念来公正、充足地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满足潜在的、随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及经济的繁荣而增长的居住需求,保护好包括意义重大的开放空间和环境”。[9]
 
    3.“智慧增长”的系统分析
 
    琼斯×米勒(John S. Miller)和黑尔(Lester A. Hoel)将有关“智慧增长” 的一些分散的活动以及所倡导的规则综合起来,架构起“智慧增长”模式的整体分析框架,分列为规范、财政和教育三大范畴,现做一简单介绍。[10]
 
    3.1  规范倡议
 
    规范倡议通常在地方层面被执行而且一般是通过区划来实现。与现行的区划相比较,有的规范更严格了,有的规范则放松了。严格的规范例如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城市增长边界运动,建立了对于新的开发的限制,以对增长边界的扩张作出回应。放松的规范则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灵活性方面,政府可以允许某些区域的较高密度开发,只要开发者愿意在其他地方提供绿化空间,并且不再强行规定每一英亩土地的特定用途,而是考虑为开发者提供一个土地使用的框架,让开发者在这一有选择的范围内实现市场导向的土地混合利用。例如,为了鼓励在都市核心区域的增长,马里兰州提出减少在城市“棕地”开发的环境责任。总之,规范是规定和激励的混合物,一方面规范提出某些可遵循的规则,另一方面给予某些灵活性以提供激励。
 
    3.2  财政倡议
 
    很多“智慧增长”项目的一项重要元素是为居民、雇主以及协会提供额外的基金来影响开发的方式,使其向着州政府的理想发展。例如,马里兰州提出了一项“居住在你的工作点附近”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中每一雇主、当地政府及州政府各捐献1000美元给那些购买在指定区域工作地点附近的房子并居住满3年的雇员;此外,马里兰州的主要街道还提供竞争性的补助给那些为衰落地区重新寻找活力的社区;通过邻里参与项目为非赢利性组织提供资助以帮助中心区域的重新开发。奥斯丁和得克萨斯市则为开发者减免相关的费用,当他们的开发行为符合某些规则时,比如为人行导向的环境提供休憩的桌椅、消除过境交通等。实际上,各州及地方政府对于“智慧增长”模式的实施和推广,无不得益于各项财政资助,因此它是“智慧增长”模式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智慧增长”实施的坚强的物质支撑。
 
    3.3  教育倡议
 
    教育倡议从广义的范畴来讲,是要通过司法的协调来建立一项使居民、开发者和政府官员都能够理解的计划。如马里兰州的中心地区发展协会面向商业活动者、规划者、竞选的官员们以及其他致力于加强州的“传统商业地区”的专家们,向居民们征集关于他们自己的理想社区增长模式的意见和建议,一旦达成共识,将有一个代理机构去调查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理想社区发展方面的激励和规范。此外,教育倡议也包括逐渐改变市民个体的观点,即让民众明白“一幢带着大院子的独立住宅”的梦想及偏好必须改变,为了现实的更高效的土地利用。
 
    4. “智慧增长”的争议和解决
 
    “智慧增长”模式的实施在美国引发了很多争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视角包括:“智慧增长”避免征用新的土地,因而导致房价上涨,伤害了穷人和少数民族的利益。[11]“智慧增长”强调了地方政府对土地、交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合规划,有可能伤害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力。[12]也因此,“智慧增长”的倡导者一直在进行反思和修正。例如,1997年全国县郡协会(NAC)和EPA下属的一些组织宣布要重新定位“智慧增长”。其主席约翰逊(Randy Johnson)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智慧增长的美好预期误导了现实世界的政策争端和决策,这些必须改变。”[13]但总体而言,这些争议主要建立在特定的事件层面上,而和争议有关联并不意味着一项特定的措施是“好”或“坏”。相反地,正是不同的地区对这些措施的不同认知,促使公共管理部门的期望趋于实现了。因为针对这些争议,各地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达成共识、解决争执。虽然关注点不同,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方面的努力:
 
    4.1 沟通实践
 
    具体包括:对于“智慧增长”定义的澄清,特别是涉及到争议问题时;对于事实的关注,特别是在一项特定政策实施之前,要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分清各级政府机构和私营组织的司法权利,特别是让民众能明确辨析。
 
    4.2 共识建设实践
 
    具体包括:针对某一项主要的开发计划,在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培育共识;协调州和地方之间的决策权利,一方面明确各方的观点,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手段来相互妥协;开发一个有效的区划规则和激励措施。
 
    4.3 立法实践
 
    具体包括:考虑通过立法将交通和区划决策放在同一个机构中;规划责任在各类实体中正式或非正式地分享。
 
    5. “智慧增长”对于区域发展的创新性
 
    “区域”是指社会交流频繁、经济联系紧密的特定空间,是经济活动共同体。[14]一般来讲在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是许多功能上独立的、经济上一致的城市区域;这些参与者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参与者的活动必须相互协调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由于区域发展既是一个量的扩张过程,又是一个结构优化过程,因此市场力量对区域协调的作用是有限的,区域协调需要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来维持。[15]同时,区域发展目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同,发展的重点不同,目标也不同。总体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区域发展目标的重心逐渐表现为从实物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以社会——环境——人的发展为中心,更多地关注区域内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社会、生态环境等问题,从而促进以人口的控制、消费需求和经济行为的合理化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6]这样看来,“智慧增长”强调沟通、舆论的方法以及解决社会经济资源问题的目标,和区域发展的性质、目标都是契合的。更为重要的是,“智慧增长”涵盖了区域规划和区域治理两个方面的内容,它使得规划和治理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5.1  “智慧增长”立足于区域规划
 
    区域规划是一定阶段区域发展的蓝图,也是区域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对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控制和调节作用。区域的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是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现阶段普遍出现的人口膨胀、社区衰退、交通拥塞、环境恶化等现状,良好的规划对解决以上问题,促进区域的进一步增长至关重要。“智慧增长”首先是为解决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问题而提出,建立在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基础之上,特别是“智慧增长”广泛的目标恰恰涵盖了区域发展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终极目标。
 
    5.2  “智慧增长”成败于区域治理
 
    何谓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CGG)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他们的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正式被授权的组织和政权,也包括人们和组织所同意或领会的代表他们利益的非正式安排。”[17]霍薇尔(Jude Howell)则概括为“是一种对权力和公共权威进行配置和规范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过程与安排的总和。”[18]总体讲,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19]可以说,区域治理就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的区域管理形式,一种“可持续性、权力下放、公平性、效率、透明度和责任制、市民参与和市民作用以及安全保障,作为健全的城市管理的规范”的实施。[20]从“智慧增长”的改革和实践活动可以发现,“智慧增长”模式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无不依赖于区域治理的理念。因此,“智慧增长”的目标与区域治理的目标高度一致。“智慧增长”的实践过程就是不同社会主体参与区域治理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是计划、组织、协调及创新职能。第一,从“智慧增长”的三大范畴可以发现,计划存在于各个环节,在规范范畴,它主要体现规划的内容;在财政范畴,它涉及中央、州及地方的财政计划;在教育环节,它更是一项长期的计划,特别是从广义上来理解,它关系到当代人及后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区域发展的终极理想。第二,从美国各地“智慧增长”的实践活动来看,正是“智慧增长”三大范畴的组织与再组织过程,其中协调职能贯穿其间,包括三大范畴之间的协调及各组织之间的协调。第三,创新职能主要表现在各地“智慧增长”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各项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立法创新,是推动“智慧增长”模式取得实质性效果,不断向着区域发展目标靠近的动力机制。
 
    通过对美国“智慧增长”模式及其实践活动的了解,可以发现“智慧增长”已经从一句模糊的口号,逐渐蜕变成一种区域发展的新型模式,其创新性正表现在:规划与治理同构,规划与治理互哺,治理贯穿规划的整个实施过程。
 
    6.结语
 
    尽管“智慧增长”备受争议,但从美国各地的实践活动来看,它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的城市发展新模式。作为新都市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增长”的贡献既有发展指导思想层面的,例如保护环境,保护农用地,混和使用土地等等。但更为重要的在于方法论的层面,在于“智慧增长”对区域规划和治理过程的高度整合。在“智慧增长”中,规划和治理不再是脱节的两张皮,而是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我国作为一个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汽车交通,区域持续增长等问题都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区域规划和区域治理之间的整合程度、协调程度。智慧增长模式在街区功能复合化,街区的合适尺度,规划的优化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环境综合整治,非“一刀切”的决策选择等方面,均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正如ICMA指出的,增长绝不能付出以城市衰退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规划、治理和发展的原则,都必须体现“社区知道向何处发展,并且知道什么是社区最值得珍惜的东西。”[21]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with Geoff Anderson 1998, Why Smart Growth: A Primer. p.1,  http://www.epa.gov.
[2] Smart growth network,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2. Getting to Smart Growth : 100 Policies for Implementation.
[3] Principles of Smart Growth,http://www.smartgrowth.org/about/principles/default.asp
[4] 同1。
[5] Grow Smart Board of Directors Rhode Island 2004, A Strategy for Saving Rhode Island from Sprawl and Urban Decay, Grow Smart Rhode Island’s Candidate’s Briefing Book, p. 36, www.GrowSmartRI.com.
[6] 同3。
[7] Barbara Wells 2001.Governors’ Smart Growth Initiatives,Northeast-Midwest Report
Northeast-Midwest Institute,p.1.
[8] 同5,pp.5,35.
[9]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ing, NAHB Policy: Smart Growth, http://www.nahb.org/.
[10] John S. Miller, Lester A. Hoel 2002 .The “Smart Growth ” Debate : Best Practices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361-24.
[11] Wendell Cox, Ronald D. Utt 2001,How “Smart Growth ” Hurts the Poor and Racial Minorities,Environment News,December 1,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Also see Samuel R. Staley, Jefferson G. Edgens and Gerard C.S. Mildner 1999, A Line in the Land: Urban-growth Boundaries, Smart Growth, and Housing Affordability. Policy Study No. 263.
[12] Randal O'Toole 2001,Central Planning Dooms “Smart Growth ”,Environment,Intellectual Ammunition,The Heartland Institute.
[13] Frieda Campbell 1998,Smart Growth Stupid Policy, in Perspectives,Regulation(Sring),p.12.
[14] Michael Storper and Scott Allen J. 1995.The Wealth of Regions: Market Forces and Policy Imperatives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  Futures, 27, pp.506,526.
[15] 徐梅等:《区域发展中的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第8-10页。
[16] 刘玉亭,刘科伟:《论区域发展目标》,《经济地理》,2002年第4期,第394-398页。
[17]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
[18] Jude Howell 2004. “Governance Matters: Key Challenges and Emerging Tendencies” in Jude Howell (ed.). Governance in Chin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2.
[19] [美]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第2期。
[20] 全面审查和评价《生境议程》实施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2000年5月8-12日,内罗毕):《联合国关于审查和评价人类住区会议议程执行情况的特别会议文件》临时议程项目五,《健全的城市管理: 规范框架》。http://www.un.org.
[21] 同1, pp.1,2.
 
    作者简介
    蒋黎晅,女,江苏宜兴人,1974年生,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规划。
    陈云松,男,江苏如皋人,1975年生,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公共治理。
    吕旸,男,江苏丹阳人,1975年生,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化、城市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