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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论文 老龄经济学分析：退休、消费、储蓄和宏观经济反应 作者: 李兵 肖才伟 陈谊 张恺悌 杜鹏 段成荣
前 言
教育部已经批准设立老年学专业，并计划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老龄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和老年学的交叉学科，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但是，对于如何将经济学、人口学和老年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完备的老龄经济学学科体系，我们的认识还不充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研究经验来充实自己。从发达国家老龄经济学研究成果来看，老龄经济学研究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精巧。笔者收集了大量国外老龄经济学文献，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本文重点对退休、消费、储蓄和宏观经济反应等问题进行综述，以期对国内老龄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退休
1、劳动力供给理论与退休
退休是劳动力供给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退休能够很好地理解“工作与休闲”替代理论。通过研究劳动力参与率，我们可以更好的预测未来退休行为（表1）。由于退休对于社会保障、税收、财政稳定等公共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退休的决定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美国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量的退休研究集中在单身男性和丈夫，经验研究证据表明单身女性退休的原因与单身男性差不多。已婚女性的退休决策似乎很复杂，例如，已婚女性的退休决策依赖丈夫的退休状况，所以，未来研究要注意研究夫妇共同的退休决策，但复杂的退休程序和数据限制使得这种研究成为棘手的事情(Hurd
1990)。
表1： 劳动力参与率（%）年份 55-59 60-64 65-69 70-74 75+ 55-59 60-64 65-69 70-74 75+ 1965 90.2 78.0 43.0 24.8 14.1 47.1 34.0 17.4 9.1 3.7 1970 89.5 75.0 41.6 25.2 12.0 49.0 36.1 17.3 9.1 3.4 1975 89.4 65.5 31.7 21.1 10.1 47.9 33.2 14.5 7.6 3.0 1980 81.7 60.8 28.5 17.9 8.8 48.5 33.2 15.1 7.5 2.5 1985 79.6 55.6 24.5 14.9 7.0 50.3 33.4 13.5 7.6 2.2
2、社会保障与退休
一般来讲，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储蓄是退休收入的三大来源。许多研究退休行为的学者可能会认为社会保障金的增加提高退休的概率，但米切尔和菲尔茨（Mitchell
and Fields 1982）通过回顾退休研究文献认为，没有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保障对退休产生影响。赫德(Hurd
1990)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对退休定义的差异：退休被定义为（1）永久离开劳动力市场，（2）自我评价的退休，（3）突然和间断地参加工作的时间；部分原因是由于职业的可得性、质量和工资的变化将经济环境的描述复杂化。这些复杂性使得建立分析模型非常困难，导致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数据和不同重点问题，使用不同的模型。赫德(Hurd
1990)建议，退休的定义应当与我们所观察的独立于一项特殊数据的事情相一致，它应当与政策兴趣相关联。退休应当被定义为在年老时离开、而不是返回劳动力市场，这种计量并不精确，因为我们不敢确定某些人不返回劳动力市场，但至少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不是普遍的。
赫德(Hurd 1990)使用了年预算约束和终身预算约束两个经济学概念来研究社会保障对退休的影响，并计算了“退休风险率”（Retirement
Hazard Rates）如何随着社会保障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从劳动力参与率计算出的退休风险为62岁，社会保障财富越多，退休则越早。
关于社会保障对退休的影响，争论很大。舒尔兹（2001）列举了社会保证加重了穷人和接近贫困的人的税收负担等4条批评意见和社会保障可以更容易进行收入再分配等6个正面评价。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很有很大的伸展空间。
3、退休计划
舒尔兹（2001）列举了6个非老年人在系统准备退休计划时将要遇到的问题。（1）不能确定他或她什么时候死亡。（2）不能精确地知道未来退休前收入流（即工资收入）是多少。（3）不知道退休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或者退休后最终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4）不知道退休的年龄。（5）不能轻易地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将降低那些没有调整的退休资产的价值，以及从那些资产得到的收入的购买力。（6）不能轻易地预测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可能影响退休人员相对于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
舒尔兹（2001）提出几个做好退休计划的建议，（1）利用退休前教育，增加个人有关退休的信息量，如营养、住房选择、休闲活动、退休后的就业和对退休的心理调适等。（2）提高各种退休培训项目的质量。（3）鼓励人们在相对年轻的年龄阶段及早为退休做准备。
二、生命周期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
Kreps,& Spengler 1978)认为，人一生要经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心理阶段，这些阶段影响他们的消费和劳动力参与。转移支付和赋税是一生收入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年龄的函数。生命周期中受政府管制的资源再分配可以明显改变个人对他剩余资产的使用，政治制度也会影响资源的生命周期分配。
1、工作能力
有研究证明，60岁以前年龄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Birren1955)，周岁年龄对工作业绩是一个不理想的预测指标（Clemente,
Hendricks 1973）。个人工作业绩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然而，个人只要继续从事挑战性的工作，他的高水平职业技能似乎不会出现高的淘汰率（Shock
1950）。在一种职业中，新技术的引进和知识的扩张可能使一些老工人的人力资本变得过时，相对于年轻雇员来说，年龄效应大大降低了老工人工作经验的价值。学习能力的下降和人力资本的过时意味着老工人的培训成本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低于平均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来说(Belbin
1965)。
美国劳工统计局做了一系列研究来检验不同职业的平均生产率的年龄变化：办公室工作人员没有变化（BLS
1960），邮局拣信员在60岁以后稍有下降(Walker
1964)，从事鞋业、家具业和服装业的工厂工人在45岁以后生产率明显下降，然而，一个年龄组内生产率的变化通常比不同同批人之间的差异大（BLS
1956、1957）。
2、年龄与工资收入
虽然年龄与生产率的关系很难观察，但年龄与工资收入的关系还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刚就业时的年收入低，随后逐渐增加，45-54岁收入达到高峰，最后十年的工资比之前的低。一般来说，教育程度或职业技能越高，收入达到最高的年龄越推后（Becker
1964,Hanoch 1967,Kreps and Pursell 1967,）。
由于缺少足够的纵向数据来检验一生的收入模式，米勒（Miller
1965）和贝克（Becker 1964）综合几个横截面的数据来观察一个同批人的一生收入，结果表明，与横截面数据不一致的是一个同批人的平均收入持续增长到65岁。
收入增长中，多少份额来源于工作经验的积累，多少来源于经济增长？通过分析，米勒（Miller
1965）发现，在一生的工作经历中，两种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变化的，例如，对于大学毕业的男性来说，在30-40岁的时候，经验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大；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贡献减少。在50-60岁时，经验对收入有消极影响。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外，所有收入将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下降。
3、生命周期模型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
Kreps,& Spengler 1978)认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不仅仅是偶然时间的结果，而且是涉及教育、在职培训、工作和消费等一生选择资源分配的产物。在过去几十年里，生命周期模型被用来解释这些个人关于一生经济状况的决策。在这些模型里，考虑到个性特征、财富和偏好，假定每个人通过对个人一生资源的最优分配，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
蒙蒂格里尼、布卢门博格(Mondigliani,
brumberg 1954)和弗里德曼（Friedman 1957）将消费研究的注意力从消费年份的收入转移到包括考虑消费者未来收入流或财富状况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
在宏观消费函数研究文献增加的同时，关于职员工作、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分配的微观经济决策模型急剧膨胀。通过分析在人力资本投资（全日教育或在职培训）和市场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人力资本方法试图解释工资和收入模式的变化（Becker
1964）。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三维活动的生命周期模型。消费、收入、工作时间和资产的剖面图依赖个人的参数的存在方式和水平（如资产的最初存量、人力资本、时间偏好等）、市场参数（如股票利息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这种模型可以提供一种合并储蓄与退休年龄、教育与退休年龄等、并对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老龄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人力资本储存的损耗和对收入与休闲的评估等，要理解养老金、义务退休、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以及其他经济刺激和抑制因素的影响，模型必须容纳作为个人选择的工作、消费和在职培训变量。(Clark,
Kreps,& Spengler 1978)。
三、消费与储蓄
赫德(Hurd 1990)对消费和储蓄的分析很深入，我们主要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消费、储蓄与生命周期假设
分析影响老年人消费和储蓄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例如，退休后早期的消费水平，将对退休后晚期的经济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证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的消费与储蓄同样具有意义：因为经济财力几乎在退休时期可以完全观察到，建立和评估消费模型比其他年轻年龄组容易。大部分模型基于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设（LCH），大量的研究专注于数据是否支持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设。
除了遗产动机外，生命周期研究还受到三种研究成果的激励：（1）.用合理的效用函数参数模拟生命周期的收入、消费和储蓄，得到的家庭户财富比实际的少（Darby
1979; White 1978）。（2）.从计算典型消费者收入和消费轨迹中估计出80%的家庭户财富被继承，这也说明遗产动机是重要的（Kotlikoff
and Summers 1981,1988）。（3）分年龄财富持有量的横截面数据显示财富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进行储蓄，而不是像生命周期假设那样动用储蓄（Lydall
1955,Projector 1968, Mirer 1979, Blinder Gordon
and Wise 1983, Menchik and David 1983）。
2、财富变化
首先分析横截面数据的财富变化。早期的许多研究发现：横截面的数据显示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研究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表2显示，像生命周期假设那样，财富随着年龄下降。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种结论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从横截面数据上看，不管事实上财富是否随着年龄下降，解释横截面的财富变化轨迹像个人财富变化轨迹一样有许多障碍。（1）同批财富效应。假定在所有年龄上，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储蓄（财富随着年龄增加）。由于老年同批人比年轻同批人拥有更少的终生财富，从横截面上看，老年同批人可能比年轻同批人财富少，因而，即使个人没有按照生命周期假说的那样消费，财富似乎在下降，从横截面数据上支持生命周期假说。（2）退休。在横截面数据上很难控制退休变量。如果一些个人仍在工作，即使退休的个人动用储蓄，发现财富随着年龄增加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但是，如果财富本身对退休有影响，退休人员横截面的财富将不遵从任何个人财富变化轨迹：在同批人中，更多富有的人将提早退休，从横截面数据看，退休人员的财富将下降。（3）不同的死亡率。富人比穷人寿命长：横截面上的财富可能上升，即使个人动用储蓄金。
表2：分年龄相对可遗赠的财富 55-64 1.00 1.00 1.00 1.00 65-69 1.09 0.85 1.27 0.96 70-74 0.96 0.81 0.84 0.79 75-79 0.89 0.62* 0.69 0.69* 80+ 0.67 0.62* 0.52 0.69* SCF: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ISDP: Income Survey Development Program. SIPP: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 75+
其次分析典型时期数据的财富变化。替代横截面财富比较的方法是观察在典型时期数据中个人财富的变化。没有数据可替代典型时期数据来分析家庭户生命周期财富积累和资产分配（Jianakoplos,
Menchik and Irvine 1989）。但应当注意，如果典型时期数据短缺，影响个人财富的宏观经济震动可能导致有关想望的财富变化的不正确的结论。典型时期数据另外的缺点是，需要跟踪个人的样本选择可能使得将研究结论延伸到整个人口有困难。从关于老年人平均财富变化的典型时期数据得到的证据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说。
3、消费
从理论上讲，消费数据比财富数据更能直接检验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轨迹开始下降的年龄取决于主观想象的贴现率时间、利息率和死亡风险率，而财富开始下降取决于效用函数、年金时间路径、死亡率时间路径。然而，消费计量很困难，但消费数据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说。
显然，我们低估了消费，或高估了收入，或两者皆有：应纳税收入的储蓄率太高，以至于与有关家庭户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数据不一致。而且，高比率导致退休财富比观察到的多得多。表3反应了消费对税后收入的平均比率，表3同样显示，用报告的收入数据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的困难程度，即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观点。
表3：消费对税后收入的平均比率
消费单位
税后收入五等份
所有收 税后平
户主的年龄 1
2 3
4 5
入类别 均收入
所有消费单位
<35
1.52 1.01 0.80
0.68 0.60
0.78 $11,760
35-54
1.29 0.88 0.76
0.67 0.59
0.66 16,581
55-61
1.10 0.81 0.70
0.62 0.53
0.62 15,099
62-64
1.13
0.75 0.72 0.62
0.54 0.65
12,344
65-71
1.09 0.83 0.71
0.64 0.52
0.71
9,580
>71
1.01 0.79 0.68
0.59 0.45
0.73
7,082
所有单位
1.22 0.90 0.76
0.66 0.57
0.69 12,989
配偶
<62
2.02 0.98 0.75
0.63 0.55
0.67 14,554
62-64
0.81 0.70 0.60
0.54 0.65
13,192
65-71
1.24 0.79 0.72
0.63 0.49
0.68 11,382
>71
1.09 0.82 0.66
0.59 0.38
0.69 9,172
所有配偶
1.41 0.88 0.73
0.62 0.53
0.67 13,023
4、遗产动机
尽管有关财富变化的证据与生命周期假说一致，但不排除人们为留下遗产而储蓄的可能性。遗产动机的经验研究对于储蓄的意义在于不断下降消费和财富轨线趋于平坦，而不是必然向上倾斜。进一步说，一些人可能关心他的继承人的福利，但当他对照遗产效用权衡他自己的消费效用时，他可能选择与没有继承人的那些人一样的消费路径。也就是说，即使某人有他关心的继承人，想望的遗产可能为零。毫不惊奇，在每一代的收入都是增长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老的一代没有留下遗产的愿望，只不过是因为可以预期到接下来的一代即使没有遗产，也有充足的消费。在这种背景中，即使老的一代关心下一代的福利，遗产是偶然存在的，是不能确定死亡日期的结果。
一种检验遗产动机的方法是，比较有孩子或嫡系亲属的人与没有孩子或嫡系亲属的人的消费水平。其余情况相同，计量到的他们遗产动机的差异可能是消费或财富轨迹的差异。这种检验有吸引人的特征，这种特征基于可观察到的行为。这种检验不依赖于人们实际上是否留下遗产，是否他们说他们愿意留下遗产，而是依赖于留下遗产的愿望是否导致消费和财富轨迹的差异。遗产动机的讨论涉及从父母到孩子之间的代际转移，一种按照老年人遗产动机的强度来自然分类的方法是按他们是否有孩子来分。依据财富的检验需要典型时期数据：用横截面数据比较相同两个人的财富是说不通的，因为一个人在养育孩子上花费了不可知数量的费用，而且，家庭收入随着孩子的数量变化。
假定一个人选择他的消费路径Ct使终生效用最大化：
∫u(ct)e-ptɑtdt
+∫v(wt)e-ptmtdt.
终生效用函数公式前半部分是消费产生的效用，后半部分是从遗产得到的效用(Yaari
1965)，v(wt)是从在t年龄留下的wt规模的遗产得到的效用，mt是在t年龄的死亡概率。最优消费路径取决于最初的财富、死亡率、年金的时间路径和遗产动机的强度。
5、住宅财富
住宅既是一种资产，也是消费的一个来源，住宅财富的变化轨迹可能与其它财富的变化轨迹不同。例如，生命周期模型假定某人的死亡风险厌恶程度高，因而他期望的消费轨迹实际上是平坦的，伴随着稳定的利息率，想望的可遗赠财富将下降。如果想望的住宅财富在全部想望的财富中所占的比例不变，那么想望的住宅消费将不随财富变化而变化，但作为全部财富的组成部分，想望的住宅财富将下降。这将使得住宅财富比其它财富下降得更慢（Henderson
and Isoannides 1983）。为了有效使用住宅，个人可能将住宅的消费方面与供租用的财富方面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是不容易做到的。
按想望的住宅消费调整实际的住宅消费需要计算住宅转换率。弱国周转率低，那么研究住宅财富对于理解消费和储蓄决策没有实际意义。从工作转变到退休常导致更多的住宅消费而不是更少，只有在老老龄阶段，住宅消费才下降。与生命周期假设密切相关的是住宅转换率如何随着退休后的年龄而变化：如果想望的住宅消费像生命周期假定的那样随着年龄下降，那么实际和想望的消费差别最终将大到足以克服交易成本、搬迁将会发生。住宅转换率是否与生命周期假设一致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搬迁是否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或下降也有待于研究。尽管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搬迁，但生命周期理论预测，到了某年龄之后，搬迁的老年人将减少住宅消费和住宅财富，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解释。
四、人口老化的宏观经济反应
人口老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投资行为、消费模式、储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宏观决策等方面。
1、人口老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生产力率与年龄的相互关系不仅在个人之间，在职业的性质和种类上也有差异。随着55-59岁人口或超过55-59岁人口相对数量的增加，更要注意采取适当的手段保持这些年龄段工人的技能和生产率。从某种意义上讲，生产率的确随着生命周期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和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影响(Serow
1976)。有学者发现在未来十年里，老化的人口将减少“非通货膨胀的失业率”(Wachter
1976)。
消费随着年龄而变化是对多种生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所做出的反应。老年人口绝对和相对数量的增大将不仅增加对老年人喜爱的产品的需求，而且鼓励私人和公共企业更有效地迎合老年人的需求。201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将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如食物、服装和服务等，但对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必须更好地适应和满足老龄社会对健康照料、交通、通讯、住房和服务的需求。
个人老化不利于个人储蓄，但从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意义上讲，人口老化可能有利于储蓄。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老化与储蓄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他年收入曲线和家庭支出模式以及制度化的储蓄是否抑制私人储蓄、或其他动机是否鼓励储蓄，另外所需要的迎合规划的生命周期需求的储蓄。当然，早退休增加储蓄。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增加，当人口呈现稳定和静止的状态，形成人均资本的潜在能力大致在他的长期最大化水平上。人均资本增加的趋势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停止，从而消除了装备额外劳动力所需的额外资本，因此，储蓄将可能增加静止人口中的人均资本。能否利用静止人口的这种能力把总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到相对高的水平上依赖于工作、储蓄的动机水平，而且，与增长的人口一样，在静止人口中，为投资进行的储蓄仍然强劲（Clark,
Kreps, Spengler 1978）。
瓦特和沃克尔（Vatter
Walker 1998）通过预测1992年到2030年总人口数（含65+岁人口数）、社会保障受益人数（含65+岁受益人数）、个人消费支出数量（PCE）、给受益人支付的款项数量、GDP增长率等指标的变化趋势，认为，不用担心婴儿激增一代退休后的经济供养问题。供养能力的本质是生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计在退休高峰期，生产足以维持人均消费的增长，财政安排可以从容保证实际产品流量。
2、全球老龄化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2002）为八国首脑会议准备的研究报告《迎接全球老龄化的挑战》指出，人类口老龄化将为21世纪的发达国家带来五个基本的挑战。（1）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的财政挑战。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不断延长的寿命直接导致更低的纳税劳动者对退休受益人的“供养”比。（2）不断衰老和萎缩的劳动人口带来的劳动力挑战。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会导致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不仅更加稀缺，而且老年人——可能削弱巩固今天“新经济”的革新，流动性和风险承担。劳动力萎缩和劳动力老化将对加快移民步伐将产生极大的压力。（3）停滞和不断衰退的市场带来的增长挑战。较慢的劳动力增长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萎缩的经济意味着对基础设施和资本商品如高速公路，住房和钢铁需求的不断下降。发达国家消费商品市场也将萎缩——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4）资产贬值和资本流巨变带来的金融挑战。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开始兑现资产时，一些经济学家预测金融市场将经历一场“巨大贬值”。同时，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金融秩序遭到严重破坏。5、人口大国力量的改变和吃紧的国防预算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全球老龄化将为今天的列强履行他们的保障承诺增添了新的限制。由于不断增加的退休成本，国防预算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军队会遭受长期的人力短缺。老年人控制的选区也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回避决定性的对抗，以利于特定的定居地。
为此，CSIS建议：（1）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战略。发达国家必须鼓励在市场力量有限的部门引入竞争机制，为工业、新的服务行业、卫生部门、以及其它技术革新提供金融支持和创造有利的税收和管制环境。消除养老基金跨国投资的限制，保护养老金的可流动性，保护养老金持有者和私人投资的利益，有效管制金融市场并保持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发达国家必须鼓励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或更多的移民。（2）老龄社会的家庭政策。发达国家采用减税的办法，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鼓励家庭生育孩子和照料老人。（3）改革养老资金积累制度。发达国家必须减少所得税预扣法保险金。（4）国际合作。竭力说服多边国际组织，对全球老龄化的经济与金融后果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促进国际抗衰老药物研究，建立新的多边政府磋商会议论坛，敦促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市场、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鼓励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基金积累制社会保险计划，以便稳定全球资本供给和世界金融市场。（李兵
2003）
五、评 论
从国外研究的结果来看，我们至少有这么几个印象：
1、国外的老龄经济学研究重视理论与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在数据收集和开发上也有独到之处。研究者的知识面宽，有丰富的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学科背景。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2、“学术民主”气氛浓厚。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写《迎接全球老龄化的挑战》报告时，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欧洲三大洲的政府官员、工商企业、学术界和非政府机构的85位权威人物，组成专家委员会，共同研究了全球老龄化的原因以及给财政、金融、经济和国际政治带来的挑战。最后，其中73位专家就37项研究结果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也写入了报告中。这种“学术民主”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国外的研究有他自己的视角，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在学习国外研究成果时，要吸收有益的东西，善于借鉴，不可照搬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国外研究退休，由于城市化水平很高，他们的研究重点在城市人口，而在中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所以研究退休就不能仅仅限于城市，还要关注农村。养老研究等其他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应根据中国的国情，研究出一套有效的老龄经济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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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 肖才伟 陈谊 张恺悌 杜鹏 段成荣
中国老龄协会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已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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