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茅于轼的《为什么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一文，十分兴奋，因为我的“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定义不曾有人明确赞同，但是一代大师茅于轼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价值是财富的量”，这无疑使我信心百倍。当时一激动就准备写信向他道歉，因为刚学会上网时（2003年）有人用他那著名的“茅七问”来考我，结果被我很很地挖苦了一顿。当时我不知茅是那个庙的和尚，更不知些问题居然没人能回答。在“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定义下，结合我的平均化规律和价值叠加原理，“茅七问”不过小菜一碟，我能直接回答四个，另三个问题还得有点其它相关知识，但肯定不难。然而冷静下来后发现不对劲，茅于轼在文章中从头到尾没提到我曹国奇的大名呀！也许如茅在文章中所述，这一观点是他自己突发灵感领悟的，但是对一个争论达几百年的概念，如果既没参考别人的观点，也没有一套理论系统的支持，孤零零地得出“价值是财富的量”，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我是衷心希望茅于轼是在完全独立情况得出“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结论的，因为这样更能说明“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定义的正确性。事实上许多重大科学理论创立，往往有两个以上的同时代的人独自完成，如牛顿力学、进化论、微积分。但是，也衷心希望茅于轼如学术界传诵的那样，是个品德高尚的老学者。我们年青人，尤其是我这样的业余研究者，做点学问不容易，我们需要前辈的提携，而非其它。茅于轼在文中仅凭“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孤零零的定义就确定该定义能释这样和那样的经济问题，我很迷惑茅的这种天才。

 

    下面介绍一下我的研究历程，以说明得出“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定义有多艰难，以说明需要怎样的理论体系才能支撑“价值是财富的量”这一定义。

 

    我是1989年春考研后才开始研究价格（价值），因为企管、经管方面的教材太乱七八糟（人大版）。我当时闪出了很多火花，仍记得的有：一、价值得有自己的量纲，绝不能是时间的量纲或没有量纲；二、假如平均分配是一个自然律，则能用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合理，且能说明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三、假如用“正比”代替“反比”，就能说明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且满足计量学中的同比定律的要求。我开始是假设平均化和正比，于是推出许多与实际高度吻合的结论，而不吻合的地方大多能用叠加原理轻易化解。我是2003年才将价值叠加原理条理化的，但是由有无线电的基础，所以我在这之前能将叠加思想融进研究之中，只是一时说不清该原理。大概在第二第三稿时开始论证有平均分配这种自然律，并定义价值是文化（广义）信息的量，但是价值求算公式Q＝FT又从另一角度导出的。Q＝FT意即价值等于劳动力（生产力）乘以劳动时间。显然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文化信息只能与生产力F相关，文化信息量越大生产力F越大，这样“价值是文化信息的量”与Q＝FT不仅不自恰，而且所说明的因果关系正好相反。Q＝FT正真说的生产力决定商品量。这个问题困扰我很多年，直到2001年才解决。2001年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次政治经济学大会，在撰写会议论文时突然从交换公式“10斤米＝1件衣”中看到“价值是财富的量”。至此我彻底摆脱了马克思的“元素价值”的影响，真正的将价值纳入量的范畴，至此我的理论体系浑然一体，剩下的是设法找到生产力F的求算原理。真是大道从简，“价值是财富的量”仅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定义，是任何人观察到交换现象后必然从本能上要讲的一个理：因为10斤米与1件衣一样多，所以10斤米能换1件衣。商品的多量和少量才是价值的本质，但是马克思从商品的多量和少量引伸出价值后，价值变成了抽象劳动而非商品量。试想想，一旦我们能统一度量各商品大小，又有什么经济账目我们算不清楚呢？剥削没剥削算算账就知道。

 

    我的《价格论》一直不能出版，所以于1994年以交流资料印刷过一次（至今未付清那次印刷费）。正式出版是2002年，得益于香港某著名大学的暗中帮助，但没有发行权。我的劣作很多人都有。

 

    目前，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度量问题，是如何统一度量各商品的多少的问题。但是己有的价值理论都将价值当成了一种东西——元素，所以几百年来经济学在财富计量上毫无进展，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用一个错误的价值论替代另一个错误的价值论。给定任一商品，它本身有许多种量，如长、质量、重量、体积、时间、能量、动量等等，但是这些不能服务于经济学，只服务于杜撰出这些量的学科，因此经济学得杜撰出自己的量-------价值。不同商品中的共通物多的是，马克思的“共通论”只是一则大笑话而己。但是马克思说不同使用价值间不可比较（应是从经济学角度不可比较），这没错，但因此认定使用价值不可测度那就错了。不可比较只说明不能直接测量，而不说明不能间接测量。显然马克思不懂测量学及有关测量问题的形而上学。直接测量中要求被测体与测体中有共通物，但间接测量中没有这种要求。间接测量是通过测量与被测体有因果关系的东西来间接测量被测体，如温度计、时钟、水表、电表都是采用的间接测量。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效用价值论都属于间接测量，马测的商品的因，效用价值论测量的是商品的果，但悲哀的是他们都不仅不知道自己用的间接测量法，而且还将价值定义成某种元素。这样，经典价值一路折腾下来，还得想办法测度这种元素的量。更悲哀的是，这种元素的量肯定不是商品的量，于是经典理论开始都是为解答“10斤米＝1件衣”这个等式而来，最后又将这个等式扔到了一边。

 

    本人选定测量劳动整体（即生产这个事件）来间接测量商品多少，是因为劳动整体是产生商品的全部原因，且是客观事件。真正要选择一种间接被测体还有许多规则要遵守，这里不细谈，只是指出经典不可行之处。在马经中如果劳动量的变化与其它要素的变化同步，则用劳动量间接测量商品量是可行的，但是这一条件没法满足；在西经中如果能找到一个任何人都信任的人，则此人的主观评价便可间接测量商品多少，但是找不到这种人。这两点都是现代科学哲学中明确提到的。

 

    价格就是两商品多少的比较值，所以等式“10斤米＝1件衣”是说10斤米的量（价值）与1件衣的量（价值）相等。显然茅于轼还不懂这些量上的道理，因为他说“市场价格能够正确的度梁（应为度量，曹注）价值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市场处于均衡之中，它要求一切商品的价格随着供应和需求的变化而波动，直到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能够平衡供应和需求为直（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能够确定均衡状态及相应价格，还要价值干嘛？其实在价值理论中等式“10斤米＝1件衣”就是均衡状态下的等式，所以当我们知道10斤米（或1件衣）有多少时，就知道米（或衣）的均衡价格。这样将均衡价格与市场价格作比较就能知道市场偏离均衡态的具数值，从而给厂家和政府提供调节经济活动的数据。显然人们有意识调节市场达到均衡态比市场自己调节自己达到均衡态，其社会总效率会更高。

 

    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同质量与重量的关系高度相似，商品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但是商品的价格却是可变的。以茅于轼在该文章这种肤浅的认识，无法表明他能突地看到“价值是商品的量”这一内涵。我希望茅于轼能证明他确实是突地发现“价值是商品的量”这一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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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茅于轼的原文：

 

为什么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价值理论的根本是负价值和正价值

 

茅于轼

　

     我钻研经济学二十多年，一直以为经济学的根本是资源配置。直到最近我才悟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价值问题。过去我很轻视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认为那些都是经院式，脱离实际的讨论，对现实问题不起作用。争论价值是不是劳动创造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是劳动创造的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对资源配置有什么影响？我们根本不必要去操心价值的定义，只要这一讨论不影响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就可以了。

 

   最近不断有读者问我，学经济学有什么用场？在涉及到经济学的目的。从字面上看，所谓经济就是研究任何最经济地做成一件事，不过经济学只研究全社会的经济问题；它并不研究企业内部任何提高效率的问题。要做到“经济”二字，就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完成一件事。于是就发生如何测量投入的问题，“经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即用一定量投入得到最多的产出。这同样发生如何测量投入和产出的问题。更一般地说，全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做到产出大于投入，也就是经济活动要生产出财富而不是消灭财富。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测量财富。这就是价值问题之所以发生的根源。

 

   做一件事有各种格样的投入，有人工，各种材料，房舍,还有资金，到了电力、，可能还有外汇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他人品，物理量钢都是不同，怎样把它们加起来？有的公斤，有的平方米，有的是千瓦小时，还有的是美元、日元。这么复杂的东西如何相加？这是经济学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价值的概念。每样东西都有价值，只要价值的测量是对的，它们又有统一的度量单位，相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于是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能够把各种不同量纲的商品换成同一价值量纲来测度其价值的一门学问。除了经济学再也没有一门学问有这样的本事。使不同量纲的东西相加成为可能具有非凡的重要性，它使得所有经济活动可以综合比较，作出判断。美国里根时代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一切议案都要经过经济评价，它的理论依椐就是在此。

 

   这里我们看到价值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把不同量纲的东西加在一起做比较，而不是如何别的原因。计划经济时代价值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但是计划经济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离开了商品相加的需要去讨论抽象的价值。这种讨论因为目的不明确，不清楚为什么要讨论价值，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

 

    计划经济时代同样会发生价值相加的问题。由于计划经济价格扭曲和价值脱离，用计划价格相加，会得出错误的结果。一项经济活动究竟是创造价值还是消灭价值，根本闹不清楚。计划价格告诉说产出的价值多于投入的价值，财富应该被创造，但是由于价格女扭曲，所得出的结果很可能是错误的，拿进出口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赚钱，做出口也容易，这进口也容易，简单地瞄准着赚钱就可以了，但是在计划经济下，按照赚不赚钱来做事，往往会搞错。结果该进口的出口；该出口的又在进口，搞的经济一片混乱，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那时有一门所谓的技术经济学，就是想解决价值相加是问题。简单的说来，技术经济学就是先用计划价格做投入和产出的比较。由于价格扭曲，比较的结果不足为数，不得不再一系列其他比较，例如劳生产率，外汇使用度，贵金属用量，能源消耗量等。但是比较虽然周祥，结果却依然使人不得要领，没有人说明清楚，结论到底是什么。由于计划经济价格扭曲的国家远不止中国，差不多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有价格扭曲问题。这使得一切经济活动都失去判断的依据。比如一项投资是否值的去做，没有正确的价格，完全无法判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制定了一套“影子价格”，也就是“正确的价格”，专门用于项目的评价和各种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八十年代我国也引进了世界银行的影子价格。现在我国的基本价格上都已经使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也就没有必要了。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发糊涂的“学问。我不知道当时老师是怎么教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可能吗？当时还有一门所谓“国民经济计划”，更是一门发糊涂的“学问”的学问，不解决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经济计划怎么做得出来？当时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做的最“科学”，但是因为同样没有解决价值确定和投入要素相加的问题，经济活动浪费巨大，最后也搞不下去了。可是那时经济学界讨论热火朝天的价值问题却和投入要素如何相加没有关系，变成了一门经院式的学问，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学问。理论完全脱离实践。这一情况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纠正，有些研究价值问题的学者并不清楚研究价值问题的目的。

 

    计划经济由于价格扭曲，不但进口非常混乱，一切经济活动全都陷入混乱！当时所谓的生产物质而不是生产财富追求多少吨钢，多少吨水泥，粮食等。至于花了多少成本是不问的。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价格扭曲没有办法知道。许多几万人的大厂，忙碌了一年，生产出数量很大到产品，但是是否生产财富没有答案。等到我国改轨到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才逐步纠正过来，才发现过去的生产不是经济意义上是生产，实际上可能是浪费，因为企业赔钱。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创建的许多工厂，命中注定是赔钱的，因为建厂的决定就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中考核一个工厂经营好坏，看企业是是否赚钱，十分简单。但是在计划经济中这是一个无法经济的问题，只有用一系列糊涂的指标去衡量。

 

     计划经济根本的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价格。它不可能回答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如何测量价值。到了市场经济市场时代就是商品的价值，两者合二为一，再也不必要区分难以说得清的价格和价值的问题了。市场价格就是商品的价值，也叫稀缺性。而钱是度量价值的尺度。赚钱就是创造财富，赔钱就是消灭财富。至于问为什么？答案也极其简单：因为你所赚的钱确实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任何的一样年所需要的商品，这不是财富还能什么？

 

   市场价格能够正确的度梁价值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市场处于均衡之中，它要求一切商品的价格随着供应和需求的变化而波动，直到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能够平衡供应和需求为直。这一状态称为一般均衡，几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一部分商品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更多的商品处于不均衡，所以钱是不能度量价值的。这市场经济社会很少有人怀疑钱能够度量价值。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人们观念的重要区别。由于不能达到一般的均衡，大家对钱的客观公正没有信心，所以对算经济帐没有兴趣，企业可以是政策性的亏损：经济完全被搞乱了，市场完全被破坏了，经济变成一片糊涂，结果是政治超越经济。1959年三年灾荒开始的那年，一方面国内大规模的饿死人，另一方面却出口了420万吨粮食。这些粮食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粮食从十分稀缺的地方流向不很稀缺的地方。追根究底市场被破坏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均衡价格，价值没有了客观的度量，一切经济工作失去方向。

 

    严格地讲，一切商品的价格达到均衡是一个相当难于满足的条件，因为市场是动态的，它永远处于波动之中。但是只要是市场是自由的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离开均衡价格很远，它大体上均衡价格，因而是可以代表商品的价值或稀缺性。微观经济学从公理系统出发，证明了一般均衡状态是资源最佳利用的状态。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易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的机会完全充分地得到了利用。在是微观经济学从解决价值问题可是，进而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所达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