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论述的当代价值

    一、为什么要再提生活方式研究

    我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的很长时期中生活方式研究并没有进入学术视野,就是在日常话语中使用频率也不高,甚至被意识形态贬义化。改革开放路线确定后生活方式问题立刻被提出来。当时的生活方式研究提出者赋予这一概念以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如提出生活方式概念“能较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强调生活方式问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些问题”,等等。生活方式研究的提出曾引起强烈反响,以至在上个世纪差不多整个80年代生活方式都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站在今天回首20多年前,我们确实感到生活方式问题的提出反映了那时人们在经受十年动乱之后强烈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愿望,在焕发人们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热情和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文化启蒙方面,生活方式研究的提出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我国推进现代化启始阶段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翻番”,生活方式的问题除了仍然被赋予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外,主要被纳入了实现经济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范围。90年代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还没能相应配套地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市场机制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也对社会生活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表现在生活方式领域则出现了同生活方式研究提出时期不一样的新问题和走势。如今改革开放走过了25个年头,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活发生了趋势复杂的巨大变化。只有在今天我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之后,我们才能更深切感受到研究生活方式的重大价值和解决好生活方式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

    首先,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表现出明显的跨越性质。在经济上我国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推进信息化,在社会领域我们遇到的问题比传统工业化要复杂得多。我国目前现代化的总体水平虽然仍较低,但在短短20多年中却以浓缩、强化、变异的形式再现了发达国家在200多年从现代化的启动、成长直至“后现代”发展大周期所经历的许多社会问题、社会断裂、社会困惑,其中包括生活方式问题。在我国(特别是在城市),人们在分享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进步红利的同时,也开始有了“富裕不等于幸福”的体验,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失衡”社会问题,这就同改革开放初期主要在同物质生活水平相关层面上谈论生活方式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解决生活方式失衡、追寻幸福的问题提到了日程。

    其次,2003年我国人均ＧＤＰ首次突破1千美元,达到1090美元,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了注重质量、追求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阶段。我国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就体现了这一点。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适时重大调整。我们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还是贯彻新发展观,生活方式都将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来并发挥不可替代的理论功能。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全球化及全球社会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变革的大趋势。一些学者指出,在当今时代首先在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变化是重视生活质量和幸福最大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并且把解决个人和集体“如何生活”的问题提升为主要的政治问题,即“生活政治”的高度,而全球化的实质则被表述为“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论述表明,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变革中生活方式的地位在提升,生活方式概念的涵义在扩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全球化的建构方向,这就为我们揭示生活方式的内涵和当代意义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根据。

    如果说无论从中国或全球的视角看生活方式问题都将在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目前的生活方式研究和理论地位却不能适应这种发展要求。在西方经典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生活方式大体上是作为社会分层、亚文化构成和民族性等等的描述性概念而出现的,“是用于解释别的概念的,而不是一个被解释的概念”,因而处于边缘地位;而在我国长期居支配地位的“马克思学”(指后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中,生活方式理论不是被误读就是被遗忘。在学术领域,生活方式大体上是作为一个层次较低,主要限定在衣、食、住、行、乐等日常生活狭小领域的概念加以使用的,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论地位。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生活方式研究课题时不具备今天这样实践对生活方式研究迫切需要及需要重新审视生活方式理论定位的条件,因此有再提生活方式研究的必要。

    本文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需要,在发掘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重新诠释生活方式的涵义及理论定位,揭示生活方式研究的当代意义,并对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提出看法。

    二、“回归”马克思的理论原点

    从现时代发展的理论需要出发,在所有的近现代学术资源中,对构建生活方式理论体系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些理论思想。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却为在阐释马克思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时所忽略,今天我们需要为挖掘这些理论资源,并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以回答当今时代的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着不少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论思想。比如,把生活方式作为分析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描述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特征,以及揭示阶级阶层、城乡差别和个人生活特点的概念工具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在此不做讨论。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是如何在社会结构形态层面阐释生活方式的地位及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的。

    人类的生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大类划分。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变革的革命性作用。针对一项具体的技术发明,他曾写道:“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不象‘珍妮’纺纱机和精梳纺纱机的创造,在生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样大的改变”,“‘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作用时他指出:“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他还指出,正是资本的力量,在“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中起到了“伟大的文明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生活方式变革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思想。

    但是,当人们在引述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论论点时,常常忽略了马克思理论观点的另一重要方面,即马克思在强调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时所讲的是,生产方式是“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是“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是“生活的生产”。这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很重要,但它又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生产活动是为“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而同生活活动相比又具有“工具”、“手段”的性质。

    其实,马克思在创建历史唯物论时,是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个概念同时提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这样的表述:“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表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生产方式是生产人们“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具有手段的性质,而生活则体现社会生产的目的;二是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定的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以往人们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好理解:生产方式历来被视为龙头老大,怎么也能归结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呢?但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的形成与发展史就不难理解了。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高级动物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这就是都有遗传记忆编码系统,靠遗传记忆编码系统,动物世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人类的存在离不开这种生物性。人类形成伊始同动物并没有更大区别,但人类在自然演化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比自然遗传编码系统更为复杂的生命再生系统,这就是文化系统,建立起了“有文化”的社会生存方式即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为了生活首先要劳动和从事生产活动,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传授、积累和发展知识与技能,为了使生产和生活活动得以运行,就要建立组织,形成规范,并要从事精神生活活动等等,从而使人类自身和生活逐渐具有了高度的复杂性和生成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和社会史就是一部体现人的生成的生活史、生活方式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活方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把握社会的基本方式,“生活世界”是更为本原的东西。因此,只要回顾人类的形成和发展史,我们对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论断也就可以理解了。

    马克思上面的论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上给以生活方式以很高的理论定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人的生成方式和人自身的需要满足与实现方式,因而我们才说生活方式是把握社会和人自身的基本方式。当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实现程度是不同的。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时,在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恰恰丢掉了“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这样一些基本命题,其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成了“见物不见人”、“遗忘生活”的发展观,并在实践上造成了一系列偏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要“回归”马克思的理论原点。我们还认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但要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重要范畴,还要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对重要范畴,即把生活方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也需指出的是,马克思自己对所提出的关于生活方式的理论思想阐述得也不够,对此恩格斯在晚年曾提到这一点,认为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都有同样的过错”,即最初他们的理论工作“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方面,而忽视了和没有来得及对其他方面加以论述,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像“后来者”那样把经济的作用强调到“唯一”的不适当地步。

    同生活方式理论思想相关的,还有一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三阶段说”值得我们研究。马克思从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相继演进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未来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论是以人的主体生存状态及自由度作为划分标准的。但是人的主体生存状态同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因为生活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实现形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

    我在1988年曾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的视角概括了人类社会形态三阶段的宏观变迁的脉络。即: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生产和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区分开来,并以生产方式“吞没”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在工业时代,生产和生活分离,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取得的巨大进步;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和生活将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归于一体化,即如果说第一阶段体现的是生产吞没生活、生产就是生活的话,那么到了新的第三个阶段将体现为生活方式涵盖生产方式,生活就是生产,生产也成生活的内容。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不完全是梦想,在现实生活中已遥见曙光。在发达国家,人们的休闲时间正在超过工作时间,工作和休闲的界线正在模糊化,生活时间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而成为“生产”时间,重视生活质量、以人为本,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导社会价值观。面向未来全球的发展,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们“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论断,将日益放射出真理的光茫。

    三、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

    从以上对马克思理论的再解读中发掘出了生活方式最有价值的本源意义。当然,生活方式作为人的生成和需要现实方式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体现为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情感、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等等的具体的统一,我们研究生活方式就要具体和现实地把握这种丰富性和全面性。但如前所述,迄今以往对生活方式研究主要局限在衣、食、住、行、乐等“日常生活”层面进行,这有其必然的和合理的方面。首先是因为人的生活方式总要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活动得以展现;其次是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生活活动虽然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但仍局限在相对狭小的生活空间,体现为对人的需要实现形式的局限性。当然也与以往的社会理论没有给生活方式以应有地位的因素有关。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居于统治地位的科学理性(严格地说是工具理性)世界观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科学体系,在为人们的生活世界提供理性基础的同时也阉割了生活世界,因而包括西方经典社会学在内的传统社会科学体系,不可能成为把握生活世界的完整科学,也不会给生活方式以应有的理论地位。但是到了今天的全球文明转型时代和面对着我国所致力于的新型现代化来说,生活方式的这种作为描述性、附属性狭小概念的理论地位就远远不够了。从实践需要推动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生活方式完成自我理论建构,回归其本源意义;同时能满足时代需要的生活方式涵义又将对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发挥重要的建构功能。

    在上述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双向建构关系中,中心环节是现代化实践对理论需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界定一下中国现代化特有的性质和内涵。同西方社会传统现代化相比,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背景下所进行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是以实现传统工业文明为目标,而是要完成“双重社会转型”,是具有跨越发展性质的“新型现代化”。“新型现代化”不但在经济发展上超越传统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而且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层面也将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转型,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依据中国现代化新型、综合发展的性质,我国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可以认为,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还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都反映了我国社会跨越发展的性质,都需要建立新的全面发展的机制。

    首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展示的不是单纯经济学概念,而是体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概念和更深层次的生活方式概念。归结起来,“全面小康”不但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而且也要实现“生活幸福”的价值目标。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传统现代化时期社会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最大化,而进入“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后核心社会目标演化为追求生活质量和人的幸福最大化,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我国把“民富国强”和“生活幸福”同时作为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本身就是对传统现代化的超越。

    其次,按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三阶段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后资本主义工业和市场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时代的特征,而传统工业和市场文明所确立的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人虽然在法权上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但却处于“物支配人”的关系之中,生活方式也必然以经济学为模式,服从于利润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获得物质巨大增长的同时,人却付出了痛苦代价。我国虽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但在当代确立以人为本价值体系的全球文明总趋势下,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目标,正是新型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传统工业化追求的是“量”的扩张,生产最大化和消费最大化是以资源无限可利用为假说前提的,其发展不但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后现代发展观强调生态保护,强调发展的可持续和全面协调性。我国提出的“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坚持做到“五个统筹”,则体现了“生活的生产”的全面性和协调可持续性,同样体现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跨越发展性质。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我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就是坚持新发展观。如果把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新发展观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说“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那么,实现“全面小康”如何做到人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呢?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生活方式的概念。

    从“生活的生产”视角看,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就是对人的“生活”供给和“社会生产”的全面性。我们不能把“社会生产”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它应该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文化的等等的全面生产和供给。全面的生产供给即社会发展的全面性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链接两者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如同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为生活方式是人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动力学体现为社会条件的规定性和主体价值能动性的统一,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正是通过生活方式的中介环节实现人的需要满足的全面性,从而生成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把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性链接起来,其中构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整个发展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这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在新发展观指导下确立相互联系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两个目标;社会的全面发展应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发生转化关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生活方式通过主客体的互动把“生活的生产”和主体全面而丰富需求的满足即“人的生产”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样的人的生成又体现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

    因此,面向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我们必须走出传统理论的局限和误区,提升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同时要扩大生活方式的边界,使之从主要是表述日常生活的低层次概念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框架性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所涵盖的领域将逐步扩大。比如,随着知识将成为核心生产力,工作和休闲的界限将模糊化,劳动活动将生活方式化;终身学习也将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随着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政治参与也将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面向人类未来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程度是以生活方式涵盖领域的扩大和层次提升为标志的。我们可以借用吉登斯的话来说,中国未来现代化过程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过程。

    四、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走向:通向“生活何以可能”之学

    最后,我们再简要说一下生活方式概念的提升对社会学学科建构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像上述那样从本源的意义上把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框架性概念,并且认为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将充分显现其理论功能的话,那么它必然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问题和要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学的重建主要是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经典社会学学科形成于传统工业化发展时代,其理论框架是按着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世界观建立起来的,并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这种学科化使对社会的研究成为科学,但其研究也把人的生活世界抽象化、客观化、外在化了。对此当代学者多有指出和进行理论批判。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就指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个世纪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则。……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专业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对社会、对人和生活的思想贫乏之极”。还有的西方学者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的世界观基础进行了批判。比如胡塞尔指出,“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都受到实证科学的规定”,但因此却使“极为重要的问题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这种研究只关注事实,却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活意义。他还指出,由于人们的全部思考已经习惯于以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真实的生活世界却被掩盖了。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着向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主张用人的生活说明人,解释社会,并对社会理论中的科学主义、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和机械论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在方法论上也有所创新。

    社会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对社会研究的科学理性基础,但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后工业”、“后现代”时代,其理论的局限性已经明显暴露出来,有些理论甚至成为荒谬不经的东西。其关键在于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形式和外在规定性方面,抽象掉了人的生成过程和现实生活过程,因而所研究的社会结构同人及其生活过程是相区隔的。而现实生活过程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理性与情感、科学与价值、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统一的丰富复杂过程。我们常说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命题,但这个基本命题应具体体现为,处于生活过程的人与提供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社会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我不试图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新下一个定义,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将同样向生活世界转向,而体现人与社会互动生成关系的生活之何以可能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社会学建立基本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谈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引述一下费孝通教授不久前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线》一文中的观点。在该文中他强调社会学是“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不能只强调它的“工具性”,而忽略其“人文性”及其在“位育”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研究精神世界,研究融合在生活中的只能“意会”的文化因素,研究“讲不清楚的我”及“心”的概念,等等。他指出这些“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19〕。费孝通教授所指出的为至今的社会学研究所忽略的这些方面,都属于“生活世界”无限丰富性的方面,而这些恰恰为科学理性所主宰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滤掉了。解决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平衡问题,恰恰需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和寻求解决“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生活方式也自然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如果社会学研究走上了这个轨道,从理论上解决个人和社会、事实和价值、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理性和价值、确定性和非确定性之间复杂生成关系就有了可能;在实践上,“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就能得到理论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