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 -- 论海尔创新——兼做“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方案设计 -- 追寻梦想＞其它文库＞经济管理

2004年笔者参与了“郎咸平热”的讨论，发言题目是“论海尔挑战——兼评郎咸平先生对海尔发展道路的无端发难”。有495位“网友”对该文进行了评论。有的“网友”在评论中认定：这肯定是海尔花钱买的一个“托儿”！针对郎咸平先生说打工者一跃成为所有者就失去了公平原则的观点，“论海尔挑战”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打工者’在马克思经济学术语里叫活劳动。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化劳动所有者可以当老板，活劳动所有者也可以当老板，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可以当老板，资本家可以当老板，‘打工者’当老板就失去了公平原则，郎咸平先生是在为什么东西鸣不平哟？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沿着打工者‘一跃成为所有者’的方向发展是中国国家江山社稷所幸，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不少“网友”在这段话的后面打了一长串问号后下结论：此人神经有毛病。

看以上评论，笔者一是觉得这些“网友”经济学知识没有入门，二是觉得他们不知道理想、信念为何物，于是又写了一篇“中国经济理论界价值偏好扫描”的论文，算作是自己对“郎咸平热”的一个交待，不打算发言了。大约是2004年11月中旬，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来自青岛的长途电话，指名道姓找刘润葵教授。我说：我就是，你是谁？对方回答：我是海尔集团总部的。在网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文章，我受公司领导的委派，对你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我说：不用谢了。我是研究管理和经济的理论工作者，关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是我份内的事情。海尔做到今天这个样子确实不容易，海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寄托着我的价值追求，所以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海尔的发展。

本想“脱身”，不曾想一个电话“承诺”把自己拴住了，“托儿”还得继续扮演下去。这次扮演“托儿”的具体任务是“海尔创新”。2004年12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2004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大会上，张瑞敏给获奖者颁奖时，主持人请张瑞敏说说海尔的经验和新的一年的打算。张瑞敏回答：海尔的根本经验是创新。新的一年里，海尔创新内容，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海尔人人成为经理。本文的“海尔创新”约束在“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范围内，不涉及“海尔人人成为经理”的问题。

中国讨论“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理论基础，不能回避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预言。为了不歪曲经典作家的本意，我们只得把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整段论述抄录于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认为，未来社会只存在国家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所以，他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解释为“重新建立个人消费品所有制”。中国主张“国有化”的人们，就一直把恩格斯的解释当作“教义”去信奉和坚持。可是，这种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碰到难题，无法自圆其说。首先，理论上谁都清楚，讲所有制一定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是指个人消费品所有制，《共产党宣言》讲“消灭私有制”，一定是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是消灭个人消费品私有制；其次，实践中谁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官员、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他们家庭住的房子、使用的小汽车、家用电器等个人消费品早就是个人所有制了，还需共产党人发动革命去重建这种个人所有制么？

中国主张“私有化”和强调所有制激励机制的理论工作者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把资本量化到个人”。这种观点有两点值得斟酌。第一，如果说“私有化”与“把资本量化的个人”的内涵相同，那么，马克思明确说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也就不是“把资本量化到个人”。第二，所有制可以作为手段，可以作为劳动力的激励机制，可以把资本量化到个人。股份合作制就是把部分资本量化到个人。但是，马克思揭示的现代社会所有制的变动轨迹，是把生产资料作为决定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政治集团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而不是作为单个劳动力的激励机制，所以，“把资本量化到个人”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扯不到一起。换言之，“把资本量化到个人”，无论是作为目的（“私有化”），还是作为手段（“劳动力激励机制”），是旧制度和旧体制可以接受的口号，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却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制度。

几年前，中国经济理论界开展了一场所有制是目的还是手段的大讨论。其实，所有制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当我们把所有制作为决定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政治集团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的时候，所有制是目的；当我们把所有制作为单个劳动力激励机制的时候，所有制是手段。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去研究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所谓激励机制问题，所以马克思一定是把所有制作为目的在进行研究。海尔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同一个层次的理论范畴，应当说马克思的预言海尔人实现了。这是笔者写作《论海尔挑战》一文的意图所在。

那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与“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是什么关系呢？这只能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是在不允许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为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体制创新，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篡改和背叛。

“海尔创新”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海尔人人有份。凡是在海尔工作过的职工，都应当承认他的老板身份，即便已经过世，作为老板的遗产其子女还可以继承。“海尔创新”不是现有职工更不是少数管理人员瓜分集体财产的借口。海尔创新的价值追求，还历史一个公道，给未来一个信念。

股份公司制度也叫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需要的一种财产组织方式，“海尔创新”的财产组织方式完全可以采取股份公司制度的形式。“海尔创新”的目的是发挥所有制的激励机制功能，增强公司活力，提高公司效率，不是支解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需要已经积聚起来的规模经济，所以作为单个老板的资本只可转让或继承而不可退出。

原“休克鱼”职工也是老板，这并不意味着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比方说，某“黄河”牌电视机生产厂，经营到2001年资不抵债，亏损1.5亿人民币；海尔重组该厂，承担1.5亿债务，还负责出“海尔”品牌（0.5亿）、出海尔技术（0.5亿）、出海尔管理经验（0.5亿），海尔出资实际是3亿人民币。该厂重组后向银行贷款正式投产，年终决算，扣除各种成本和税收，净收益是0.45亿人民币；假如原工厂有3千职工，人年平均工资是3.5万人民币，工资总额为1.5亿人民币；这样，参与收益（0.45亿）分配的资本就应当是4.5亿（3亿+1.5亿）人民币。

原“休克鱼”的职工如果看好新公司的发展前景，想扩大参与收益分配的份额，办法有三个：一是直接拿钱投资；二是把收益转化为投资；三是发明创造、搞技术革新。海尔出资的3亿人民币是物化劳动，如果没有新的投入，每年属于海尔本部的收益又全部取走，那么，未来的被激活的“休克鱼”无论规模有多大，收益有多少，海尔本部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就是3亿人民币。

设计“海尔创新”方案，需要划清两个界限并测算出海尔存量资本要素贡献权重，然后分类进行。两个界限，一是新聘职工与老职工的界限；二是老职工中的在职职工与离职职工的界限；海尔存量资本要素贡献权重为，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职务或工资：工龄=2：3：5。这个权重比例的确立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海尔是制造业，这个比例接近海尔资本有机构成的状况；二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分配既要坚持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原则，又要起到稳定多数、突出杰出的社会效果。具体落实到个人大约是这样：

假如张三和李四都是2004年年初招聘入公司的大学生，月薪0.2万，年薪就是2.4万。公司年净收益扣除积累之后，他们每人还分得0.1万元。张三用0.1万元买了家具，李四用0.1万元买了书籍和学习用品。2005年，李四因改善某项工艺流程，既节省了人力，还提高了效率，年终公司不但把李四的月薪提到0.205万元，还重奖1万元。年终分配时，张三和李四又都把所得分红全部拿走了，不同的是李四把1万奖金作为对公司的投资。2006年参与收益分配的资本，张三还是2.4万，而李四就是3.46万了。

假如王五和朱六都是在职老职工。王五是工龄5年左右的一般职工，朱六是工龄20年左右的又有重大发明创造的杰出人才；我们按照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职务或工资：工龄=2：3：5的权重比例量化海尔资本存量；假如一个标准职工量化资本是80万左右，那么，王五就只有8万左右，而朱六则是800万左右。

离厂老职工主要指退休和退职职工。把资本存量量化到这些人的头上，技术上的测算并不困难，困难恐怕是情感过不去。承认离厂老职工量化海尔资本存量的权利，退休职工还好说，最困难的是最近离开海尔进入竞争对手的原海尔的优秀人才。海尔流失的人才，只要没有触犯刑律，没有泄露海尔的商业机密，属于正常的人才流动，就必须承认他们量化海尔资本存量的权利。这是情与理的矛盾，是对海尔高层决策能力的考验。

（1）海尔存量资本中的政府存量资本。政府存量资本主要指青岛市政府无偿或低价拨付给海尔用于扩张的土地。评估政府的存量资本应当明确两点：其一，承认海尔存量资本中有政府存量资本这个客观事实；其二，无偿使用土地吸引资本特别是吸引外资，这是各地政府普遍推行的政策，不只是对海尔一家是这样，所以评估时要进行横向比较。

（2）海尔存量资本中的私人存量资本。海尔集团中有个上市公司青岛海尔，海尔存量资本中的私人存量资本就是指“股民”的投资。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处理。青岛海尔存量资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集团历年收益（利润）的沉淀；二是私人资本历年收益（利润）的沉淀；三是青岛海尔职工历年收益（剩余价值）的沉淀。青岛海尔职工资本量化的方法，既可以直接量化青岛海尔历年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收益，也可以同集团一起量化存量资本。无论采用那种办法，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不会伤害私人资本的利益。

海尔是一家跨国公司，现在已经有本土化了的子公司，随着海尔的不断拓展，在世界各地将会产生更多的本土化子公司。“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改革方案是不是必须推行到国外的子公司，这就要谨慎行事了。处理这个问题，要把“海尔人人成为老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弄清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便于我们了解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资本主义”是对如下两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一种是说参与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种是说人力资本理论主张的活劳动参与收益分配。第一种现象与“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没有共同点，不用讨论；人力资本理论与“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有联系也有区别，需要我们把握分寸。

人力资本，顾名思义就是承认人力是资本。既然是资本就要增殖，所以必须参与收益的分配。比如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企业的职工。但是，人力资本理论涉及对象一是管理阶层，二是技术人员，并不包括普通打工者在内。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体系里，只是“白领”阶层的劳动力是资本，而“蓝领”阶层的劳动力不是资本。“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是以整个活劳动所有者为讨论对象，管理者的劳动力是资本，技术人员的劳动力是资本，打工者的劳动力理所当然地也是资本。这就是区别和联系。

子公司本土化决定的因素是管理层是否认同海尔文化。这里的认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亦步亦趋地照搬总公司的任何决策。海尔文化的精髓是“海”，是最大的包容性。所以，子公司管理层赞成“海尔人人成为老板”就做，不赞成就不做。

按照现行法律，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而股东的身份又是由谁拿了多少钱来确定的，所以打工者是排除在股东之外的；而公司的最高决策结构董事会只是规定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海尔创新”承认劳动者“人人是老板”，那么，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就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海尔创新”对公司治理效果产生的积极作用更是人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理论是两权分离。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还是国家官僚所有制，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监督和控制，都属于来自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按照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最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应当是来自内部的即来自职工的监督和控制。可是，打工者是雇佣工人，老板的利益受到损害，关我们打工者什么事？这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内部人控制”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海尔创新”承认“人人是老板”，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与内部的监督和控制有机结合的新的监督和控制模式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实质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过后，国有中小企业刮起了一股“一卖了之”之风，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很快，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发文“不卖了之”；时过若干年，国有大型企业刮起了“MBO”之风，又出现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热”过后，很快，现在是国家国资委发话了，不允许“MBO”。经过这么两次折腾，所谓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不但一无所获，相反，作为旧体制的基础和堡垒国家所有制更加“坚固”了！

时自今日，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步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一派，所要维护的是国有资产被“腐蚀”；反对国有资产“腐蚀”的一派，所要期望的是国有资产被“流失”。所谓“流失”就是通过暗箱操作和不等价交换把国家财产变为私有财产，所谓“腐蚀”就是通过“寻租”把国家财产变为腐败分子的黑色收入。当然，这话说得有些绝对了。比方，以中共中央党校王珏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人，既反对国有资产被“腐蚀”，也反对国有资产被“流失”，可惜，这不是主流观点。以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新公有制理论”是中国目前的主流观点。

“新公有制理论”是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结盟的特权理论即权贵资本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反映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详细分析见拙文《中国经济理论界价值偏好扫描》、《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运行作形式——兼与厉以宁教授商榷》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一道难关透视》）。在“新公有制理论”那里，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蚀”是一个铜钱的两个面，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搞承包制、搞租赁制、搞“破三铁”、搞一卖了之、搞“MBO”、搞现代企业制度等，都逃不过国有资产被“流失”和“腐蚀”的命运。为什么？道理十分简单。无论怎么改革，都是两个老板在那里做交易，或者是在为交易做准备。私人老板资本积累希望成本最小化在情理之中，政府老板是继起层老板，相对于国民来说本质上还是“内部人”。“内部人”与私人老板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产，各得其所，何乐不为？有效监督吗？根本无法实现。“家贼”（“内部人”）难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两个老板有时因利益分配太过失衡，矛盾也会公开并白热化，比如，2004年的“郎咸平热”主流就是两个老板的代言人在吵架。如果有人觉得这些话有点“难听”，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国有企业职工一无所有的雇佣打工者的身份和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主张“国有化”的同行或许不以为然。国有企业目前效益这么好，还改革什么？国有企业目前效益好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们政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指导下，通过“抓大放小”把一批资不抵债、挽救无望的中小国有企业当包袱扔给了社会，大是怎么抓的呢？资本扩张，通过包装上市“圈钱”实现了低成本资本积累；资本经营，通过“债转股”和强行挂帐，掩盖了资不抵债实情；资本收益，通过行政垄断国民经济急需和必不可少的行业，不但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而且经济效益、职工收入出奇地好。这种靠牺牲多数人利益、完成政府政治目标的国民经济发展思路，将来的后遗症是什么现在还说不准，但它目前直接带来的两个负效应怎么处理就十分棘手：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成为“两极分化”的代名词，把一部分职工向工人贵族方向引导，造成劳动者队伍的分裂，那么，新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群众基础在何处？二是因为政府上市“圈钱”和向银行借钱不还，破坏了最基本的金融秩序信用关系，导致大批社会资金向地下金融涌动，政府是应该“堵”还是应该“疏”？

如果我们把“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改革模式，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切入点，国有企业性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国有资产被“流失”和“腐蚀”的可能性有多大？谁个高兴谁个不情愿？坦率地说，这些问题除了利益判断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讨论的了！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虽然不科学，逻辑却无懈可击。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行为主体，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交换，生产要素自然不用参与收益分配；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垄断了资源社会配置的权利，单个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按劳分配成为可能：尽管按劳分配是平均分配，但能在理论上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可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只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国家所有制不但要保留其主体地位，而且继续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还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这种不伦不类、毫无章法、不讲逻辑的思维方法是我国目前各个系统功能紊乱、市场无序、行为失范的总根源。

这种肤浅、浅薄的认识，导致我们根本不懂得市场门槛为谁而设置。现在的市场门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进去如入无人之境，老百姓呢？政策规定：凡是外国人能进入的，原则上老百姓也能进入！这不由得我们想起解放前上海外滩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现在不同的地方是，制定规则和守门的是华人自己，但是，像这种带有明显殖民文化色彩、伤害民族尊严的条款竟然成为我们的市场准入制度！殖民文化与封建文化一样，本质上都是特权文化，这些有毒的细菌为什么那么容易地寄生在我们制度和官员的身上，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透过物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社会配置的方式，资源配置是人在配置，揭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涵不能脱离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察。社会发展史给出的结论是：资源社会配置政府官员说了算叫计划经济，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叫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说，市场门槛应该放在政府机关的大门口，而不应该放在老百姓的家门前。只是“官场”老百姓才应该“无事不登三宝殿”。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双轨制分配制度。如果不打社会主义旗号，如果不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打算对它说三道四，因为这种逻辑混乱且不公道的双轨制分配制度，就是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萨伊的 “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

为什么说双轨制分配制度逻辑混乱？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现在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把按劳分配改变为工人得工资，这根本不是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说，而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嘲弄。按劳分配与工人得工资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理论体系里内涵根本就不相通的两个范畴。那么，工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又说双轨制分配制度不公道？

工资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所有者投资的“本钱”。劳动力所有者的工资作为一种投资，只收到“本钱”，不参与公司红利分配，没有得到回报；物化劳动所有者投资后，一般都能连本带利按期收回，更多的是“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双轨制分配制度不合理不公道的要害就在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分配所指对象是收益而不是计入产品成本的工资；其次，分配尺度是社会贡献而不是活劳动的劳动时间；所以其三，劳动力所有者和劳动条件（生产资料）所有者都有贡献，都有权利参与收益的分配。社会的分配制度是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单轨制，“海尔创新”就是这种分配制度；如果私有制企业政府不能强制推行这种分配制度，可国有企业非这样做不可，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海尔是不是民有制，海尔是私有制吗？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美国有没有国家所有制，英国有没有国家所有制，我们凭什么说它们的国家所有制“没有改变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我们的国家所有制就是公有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资本叫官僚资本，我们的管理国家机器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因为不叫官，叫公仆、叫公务员，所以国家所有制就是公有制？这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邓小平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所进行的类比，我们为什么只死记硬背基本结论，而不“举一反三”研究其逻辑思维方法呢？

符合逻辑是需要人类共同遵守的思维规律。如果你不与社会接触，不走向世界，关起门来说什么、做什么，那叫“自娱自乐”，别人当然管不着。现在开放了，国家同世界接轨发生困难，埋怨别人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恐怕不是单方面的原因；经济理论界问鼎诺贝尔奖无缘，就说那“葡萄是酸的”，这已经不是“自娱自乐”，而是甘愿堕落的“自欺欺人”了。

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这是最起码的逻辑常识；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其性质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最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既是逻辑常识，也是马克思经济学常识，因为马克思明确说过，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特殊的“以太”、是普照的“光”，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和比重。

其实，国有企业既不姓“公”，也不姓“私”。以社会分工和价值判断为识别标准，国有企业就是官僚资本，这是它的自然属性；官僚资本的社会属性决定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比方说，经济基础若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国家政权姓“资”，国有企业姓“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在内，社会属性都姓“资”；经济基础若是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小生产占主体地位，决定国家政权是封建主义的，国有企业姓“封”，其他经济成分包括资本家私有制、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在内，社会属性都姓“封”；经济基础是“海尔模式”、“横店模式”和“职工持股模式”这样的生产关系占主体地位，决定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姓“社”，其他经济成分包括资本家私有制、个体经济和外资在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质，要么是奴隶主义，要么是封建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无缘。这个不偏不倚的逻辑结论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吧？

国有企业不姓“公”，对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就不应当再有意识形态障碍。用“海尔创新”改造国有企业，今后会有国有资本但不可能再有单纯的国有企业，因为企业里劳动者人人是老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民有制为主体），这样的资源社会配置方式（老百姓说了算），这样的社会分配制度（按贡献大小分配），就逻辑完整性来讲，可以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媲美，至于是否科学，当然应当由实践来检验了。

实践怎么检验？资本家作为老板主导社会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政府当老板主导社会也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其间经过多少成功与失败，又受到多少人的呵护和关爱，我们不去追述了。现在，我们主张劳动者当老板并主导社会，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只需要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完事结论公正就行了。中国改革开放搞了“特区”，现在那些“特区”基本已经“同化”了。我们能不能以长江为界，拿半个中国做试验？这会有什么风险和危险？把国有资本存量中本该属于劳动者的那一部分存量，像“海尔创新”那样，量化到每个劳动者身上，存量资产既没有“流失”到私人老板和外国老板的荷包里，也没有“腐蚀”到贪官污吏的保险柜里，而是完整无损地在正常运行，相反，却“落实”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奋斗目标，我们还害怕、担忧什么呢？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唯一宗旨，我们总不至于“叶公好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