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 -- 策应武合昌，发展大九江的战略思考 -- 追寻梦想＞其它文库＞经济管理

九江地处东径113º57'--116º53'，北纬28º47'--30º06'。全境东西长270公里，南北宽140公里，总面积18823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11.3％，其中市区规划面积71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48平方公里。东与波阳县和安徽省东至县毗邻，南接新建、安义、靖安、奉新和铜鼓五县，西与湖南省平江县和湖北省崇阳、通城、通山、阳新四县搭界，北与湖北武穴市、黄梅县及安徽宿松、望江两县隔江相望。

本文联系中外区域发展与规划理论，综观九江、江西和国家层面，对九江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针对性地分析和阐述，特别提出需要在欠发达地区区域规划与管理有关理论模式指导下，提出了九江的城市如何正确定位和探讨其发展的着力点，以及结合“武汉-合肥-南昌”金三角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来进行九江规划的课题。谨供参考。

“中部崛起”是继“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后国家提出的又一区域发展战略，至此，包括率先发展起来的南部和东部，中国所有的区域都进入了国家的战略重点规划之中。 “过渡区域”指介于两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而又明显区别于周边区域的经济区域，严格意义上“中部区域”大多属于“过渡区域”，主要包括七大经济地带中的中部五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九江位于过渡区域中江西省的设区市，用《香港商报》记者的话说：盘活九江，上可策应武汉在中部的辐射力，下可接应长三角溯江而上的扩张力，中可强化提升江西全省的竞争力，从而在京九大动脉上打造一个强大的泵站，大大提升京九与长江的交互力。长江和京九托起了九江作为第二武汉的地位。

九江开发历史较早。夏、商时期，九江属荆、扬二州之域，春秋时九江属吴之东境，楚之西境，因而有“吴头楚尾”之称。途通五岭而势据三江，秦划三十六郡已有九江，三国时期吴国水军基地柴桑，此后九江又有柴桑、浔阳、汝南、湓城、德化等古称，但主要以九江、柴桑、浔阳、江洲著称于世。唐宋明清时期就有“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和“鱼米之乡”之美誉，九江又是江西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九江在1949年之前就已形成了轮船、电力、纺织、火柴、瓷业、面粉、茶叶、稻米加工等一大批近代新兴工业。‘一五期间’，为加强南昌工业建设，从九江调拨了大量人员与设备支持南昌。建国后，九江是江西省国家大项目的重点投放地之一，九江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在全省名列前茅。九江对于江西省的优势是历史的、久远的。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九江将成为江西富省之唯一商埠，中国南北铁路之一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论证认为：九江最有条件成为京九中段新的经济制高点。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考察后认为：九江处在中国的要冲位置，未来的形象是经济交流中转城市，发展前景远大。江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吴新雄用‘五个不可替代’，更是把九江在江西的发展战略价值表述得淋漓尽致。

九江位于长江与大京九线的交汇点，是上海到重庆的中点，与湖北、安徽隔江相望，西接湖南，历来是赣北、鄂东、皖西的物资集散地及水陆空交通枢纽。江西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昌九高速，就是对九江经济地位的充分体现；连接长江天堑的九江长江大桥和京九铁路的相继贯通，更是将九江从江西的层面提升到国家的层面上，使九江在长江中游的战略区位优势提升到仅次于武汉的地位。1998年大洪水之后，国家投入20亿把九江堤防修建得固若金汤，解决了九江水患，这为九江的安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之条件。国家发改委关于过江通道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提出，九江长江段将再建三座过江大桥，这样九江对于相邻四省融通力将大大加强，也从国家经济地理战略层面将九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句话，九江集万里长江，千里京九、名山名湖名城等众多令人羡慕之优势于一身，可以说九江在区位条件上具备了快速发展的一切要素。

随着已建成的九江长江大桥、鄱阳湖大桥，大京九铁路、合九铁路、武九铁路，昌九高速公路、九景高速公路、经黄黄高速连接的九武高速公路和九合高速公路，以及正在施工和即将开工的铜陵-九江铁路、九江-景德镇铁路、武汉-九江复线铁路，瑞昌-黄石高速公路、湖口-安庆高速公路，瑞昌-武穴亚东长江大桥，湖口-宿松九江长江二桥的相继建成。九江有望形成与长江北岸的湖北鄂东地区、安徽皖西地区形成一小时的小板块经济区，与武汉，南昌，合肥形成现代的四小时内可抵达的大板块经济圈，而九江则是该经济圈中重要的一环。

内河水运具有占地少，运量大，能耗小，成本低的优势，对江西地区的部分河流进行改造，即可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港口以人流、物流支撑，一个港口的发展有赖于广大经济发达的腹地作为其货物集散来源，腹地的深广、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港口的兴旺发达。腹地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运输的集疏运系统是港口发展的基础，所以一个港口城市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同腹地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按照规划，九江港集装箱运输以中转运输为主，服务范围为长江北岸，南岸市镇，特别是南昌、景德镇、宿松、武穴等，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沿京九线的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腹地内地区经济已有较快地发展；“三资”企业后来居上，发展迅速；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发挥出巨大威力；地区经济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逐步形成。

长江水流从湖北切割过来，在一百五十二公里的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大的湾，九江一边是受长江水流切割的一方，这种状况使主河道偏向九江一方，极利于九江的港口建设，从九江市区往上游的瑞昌段上行，直到亚东水泥厂码头和江洲造船厂，用九江人自己的话来说，九江沿江一百五十二公里几乎处处都可以建造码头。九江港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且口岸查验机构齐全，是江西省唯一的国家一类口岸。外贸码头、214码头、油品码头、粮食码头构建了大流通、大物流发展的平台。然而，九江口岸功能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口岸集装箱吞吐总量处于较低的水平。以外贸码头为例，港口实际年吞吐量可达120万吨、3万个标箱。据统计，2002年，外贸码头货物运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76万吨、7800个标(外贸运量占10％)。随着腹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地区集装箱运输需求将逐年增长，集装箱运输的前景看好。

九江市委、市政府曾提出深入学习、研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以战略的眼光提出"以存量促增量，把优势变财富"的策略，充分发掘九江市的存量资源。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４年末，九江地区总人口４６３．２万人；九江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境内山地、丘陵、平原、湖泊皆备，有“六山二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全市土地面积为１８８２３平方公里；从经济总量看，２００４年九江市ＧＤＰ总量为３５６．７６亿元；从经济总量的增速看，“十五”期间(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下同)九江市年均递增１３．７％，近四年发展速度加快。另外，九江拥有丰富的水资源，长江和江西境内的五条大河都在九江境内聚集，鄱阳湖、柘林湖、八里湖、七里湖等湖泊更为九江用水提供保障。

1．位于经济凹陷地带的“过渡区域”，与东部区域或西部部分区域相比经济总量不大，发展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九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横向比较仍属长江沿江城市中的欠发达地区和我国东部地区的“洼地”。江西则是华东地区经济最落后的省份（见附表1），同时也是全国较落后的省份之一。如果从国家地理战略上九江处于“高地”，是一个正锥形，那么我们将九江当前的经济状况则可看成是一个倒立锥形，是经济凹陷地带。形成这个状况的因素既有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湘军”在江西境内进行的经济、军事“扫荡”关系，也是近代日本侵华战争和解放战争“灾后经济生产贫瘠后遗症”，更是九江市主要领导被频繁更换，客观上使发展的连续性大受伤害。江西省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20年中，江西一直没有一个明确而坚定不移的战略，战略上的摇摆不定，让江西、也让省内其他城市付出了历史的代价。

2．制度安排不足论。我们认为制度安排不足是过渡区域发展滞后的关键，所以创建区域治理制度安排是促进过渡区域发展的重点。主张建立过渡区域政府间协调合作机制，打破目前沿长江城市的行政格局，成立沿江城市联盟。制度安排不足针对九江来说表现为：湖北、安徽、江苏都是具有长江两岸的省份，而湖南、江西只有一岸，行政区划的可利用资源相对薄弱。加强沿江过渡区域“五省”政府间，特别是沿江城市间的对话和合作，甚至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行政区划进行局部调整都是必要的，但过分地强调政府治理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带来更大的政经不分。

3．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论。相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区域，过渡区域之所以发展滞后，我们认为关键制约因素是“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核心城市无序规划”的空间经济结构严重限制了发展，因此主张通过调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来加快发展，包括实施过渡区域核心城市即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和合肥，特别是武汉-合肥-南昌的“有机疏散”与区域的“重新集中”，实施三核心一轴的都市圈战略（如示意图），实现以武汉为核心的“单中心放射式”向以武汉-合肥-南昌为核心，沿长江为轴的城市“三中心一轴式”转变，重组发展空间等。该城市群GDP总量2004年达到4953.56亿元（超过福建及其他很多省份的年GDP，接近上海的年GDP）,辖区面积81151.77平方公里,人口3846.28万人,财政收入623.79亿元（见附表2）,已成为具有发展活力、辐射力和向心力的经济圈。国外都市圈发展经验表明，都市圈半径大都在５０－７０公里左右，且具有较强的向心性，层次结构十分明显，整体性非常强。打造九江次中心并使之成为带动昌九板块经济的一个极点和武汉-合肥-南昌金三角的节点。

4．资金转移时机论。我们认为江西省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享有到国家政策的优势，在大京九铁路贯通前丧失了香港、广东资金转移的时机，使得资金流向沿京广铁路沿线省份城市以及长江三角洲，现在又面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泉漳三角洲资金转移的机遇，然而由于九江连接资金实力最强的长江三角洲尚存在交通上制约，没有直接的、迅捷的连通方式，正被安徽省的部分城市、江苏以北的城市占据先机。九江境内目前的大量福建投资者是这一论断的很好注脚。同时，这些现象的出现，也是我们所处的发展时期的反映，是我们的软硬基础结构和城市战略管理滞后的反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推动下，企业和生产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地区间流动和重组。沿长江经济地带将进一步改变以往城市间缺乏紧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经济结构趋同的状况，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在战略性服务活动（包括专门化的服务产业、产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如研发、管理等）和生产制造活动等方面的分工架构日益清晰，社会资源利用更为合理，中心城市的战略性服务特色更为明显，促进沿长江经济地带紧密合作的区域经济分工的形成。九江身处其中，将对九江发展和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全球商品、资金和信息的高速流转。这种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发展浪潮引发的产业优化升级，对沿长江经济地带产业空间布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新经济产业，尤其是物流、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性产业和管理中心越来越趋向于大城市集聚布局，以寻求空间集聚和经营活动的同步。集聚的经济环境，也为科研、教育的发展和交通、通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出了更大的集聚效益。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性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也推动着各个区域经济板块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不断调整优化和重组。在全球化趋势下，大型企业的功能呈现了突出的空间集聚和扩散特征，企业的管理研发功能集聚于大城市，生产加工功能则分布于中、小城市，形成了经济功能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系统，也推动了城市功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成为沿长江经济地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知识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中部开发战略并会出台相关配套的政策，受到其他先开发和正在启动的区域集团的竞争压力，九江产业和城市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和挑战。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经济发展带，环渤海经济带，沈大经济发展带等都已明确地从理论到实践上地展开区域内协作，实现了内外全方位开放，不断优化重组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构筑具有竞争实力的经济地带城市群。武汉-合肥-南昌金三角经济带概念是基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论提出的，是促进沿长江经济地带走向高质量与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之路的当务之急，也是符合这一区域发展的需要，建构这一城市群发展战略是对国家提出的中部开发战略的呼应。首先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再从实践中寻找结合部。

基于以上分析，那么我们应如何进行九江城市规划和发展安排呢？九江区域化合作应有什么理论进行指导呢？“区域”是指社会交流频繁、经济联系紧密的特定空间，是经济活动共同体。一般来讲在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是许多功能上独立的、经济上一致的城市区域；这些参与者的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参与者的活动必须相互协调才能促进区域的持续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区域规划和区域治理之间的整合程度、协调程度。城市“智慧发展”理论是基于对城市规划自身内部的资源整合并使之走向生态化发展的道路；非均衡发展理论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规划城市发展的道路选择；可持续的发展观则是全社会和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城市乃至区域规划达到的目标和理想。这些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的层面为我们在进行九江发展规划时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这里对有关区域规划与发展进行理论性探求。

1996年，美国农田信托组织（AFT），美国规划协会（APA），美国大都市规划协会（AMPO）等多家公共部门、非公共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全国性协会一起组成了“智慧发展网络”（Smart Growth Network）。他们研究了一些发展较为成功的社区的特点和发展过程，提出了“智慧发展”的十大原则：“提供丰富和多样化的住宅选择；创立可步行的邻里；鼓励社区和利益关系人合作开发；增强地域感，培养独特的、吸引人的社区；使开发决策具有可预见性、公平并节约成本；土地的综合用途开发；利用现有社区的设施；提高保护开放空间、农田、景观和重要的环境区域；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方式；加强和引导现有社区的开发；运用紧凑型的建筑设计。” ICMA强调，“智慧增长重视发展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用新增长来实现社区的优化。……它以市镇为中心，以交通特别是步行为导向，倡导居住、商业和零售的混和土地使用，致力于保护开放空间和环境。”美国罗德岛州“智慧增长”委员会（GSBDRI）把“智慧增长”定义为一种“精心规划了的发展，它保护开放空间和农地，复兴市镇和乡村中心，控制房价和提供多种交通方式的选择”。美国地面交通政策项目(STPP)和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则认为它应该是“集约使用的、可步行的、公交可导的”，用来作为对郊区蔓延的矫正。同时，“智慧增长”还“可以用它的目标和结果来定义”。包括：“邻里的适宜居住性；更多的交通途径和更少的交通量；兴旺的城市郊区和市镇；扩大经济机会共享受益；更低的代价更低的税收；保护开放空间。”

通过对美国“智慧增长”模式及其实践活动的了解，可以发现“智慧增长”已经从一句模糊的口号，逐渐蜕变成一种区域发展的新型模式，它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的九江城市发展新模式。其创新性表现在：规划与治理同构，规划与治理互哺，治理贯穿规划的整个实施过程。作为新都市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增长”的贡献既有发展指导思想层面的，例如保护环境，保护农用地，混和使用土地等等。但更为重要的在于方法论的层面，在于“智慧增长”对区域规划和治理过程的高度整合。在“智慧增长”中，规划和治理不再是脱节的两张皮，而是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正如ICMA指出的，增长绝不能付出以城市衰退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规划、治理和发展的原则，都必须体现“区域知道向何处发展，并且知道什么是区域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对任何一个区域来说，其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增长和均衡（或"效率与公平"），而增长与均衡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一个区域要同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和合理的经济均衡两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一个区域），在资金供给既定而有限的约束条件下，要达到增长和均衡两目标之间的协调，必须采取非均衡增长的区域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都表现为非均衡增长。

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核心是对于非均衡增长模式的探讨。佩鲁指出，在一个区域内，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某个特定的小范围的区域，或是某个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赫希曼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区域实力中心（经济体或区域）首先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增长点或增长极出现的必要性意味着增长的国际间与区域间的不平等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某些具有区位优势的中心地区，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吸引周围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区域间的差异增大，但"增长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向周围地区进行资本、知识、经验技术等方面扩散，即所谓"滴涓效应"增大，区域间的差异逐步缩小，趋于平衡。正如威廉逊所指出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的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此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非均衡理论提出后，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纷纷用于区域规划中，有的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有的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众多学者对它褒贬不一。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从一些点开始的，然后以这些点为依托，沿着某些地带扩展到整个国家，都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和平衡，从无序到有序的渐进过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非均衡理论所强调区域经济发展先集中后扩散的思想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均衡发展思想，还反映了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规律，为各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开发提供一种很好的模式。特别是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政府主导区域发展的意义就越为重要（当然，这显然与纯市场体系的理论是不吻合的，因而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利用非均衡理论来指导区域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有据可依、重点突出，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区域相对优势的定位与发掘上来，避免了发展的盲目性。

科学的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包含着经济发展，也包含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全面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保障。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就不是全面的发展，因此，要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和社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促进全面发展，还要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和支持。要推动三个文明共同建设，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协调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保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实现结构、质量、效益目标的重要的前提。但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只有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加效益，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保持协调发展，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结构调整，提高质量和效益。这是指导经济工作的十分重要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永续的利用，实现社会永续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尽可能少的代价来获得经济的发展，在不牺牲未来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达到的较高境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所在。

廊坊市属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周围有其他大中城市，与九江区位有相似之处。廊坊利用其区位优势，周边众多的人口就是潜在的巨大消费群，廊坊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低廉的费用，作好环境这篇文章，筑巢引凤。据2004年廊坊市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建市14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倍，达528.5亿元；财政收入增长10倍，达38.2亿元。

廊坊是全国惟一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中等城市，获得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首届全国50家投资环境诚信安全区等荣誉，还是河北省“5·18”经贸洽谈会、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东北亚暨环渤海国际合作论坛、国际金融论坛的举办城市。

作为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腹地的廊坊开发区，目前已有来自26个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1000多家客商进区投资建厂。其中有著名跨国公司40余家，包括美国天合、日本东芝、德国西门子、澳大利亚BHP、韩国LG、德国鲁尔等13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总额达到350亿元人民币，累计到位资金200多亿元，形成了机械、电子、食品、新材料、轻工纺织、教育六大主导产业。其中，华日家具、立邦涂料、好丽友食品、汉王软件等，都是市场上的知名品牌。廊坊开发区充分发挥区位、市场、环境、产业、人才、交通等优势，抓住我国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和环渤海经济圈合作机制形成的机会，以建立高效服务机制、优化良好的软环境、强化积聚效应、提升商气人气为着力点，从而吸引更多的大公司在区内设立生产基地，实现快速发展。在落户廊坊开发区的跨国公司中，一种是总部设在北京或者上海，生产基地设在廊坊开发区内，属于“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如东芝的总部设在上海，2002年与中国电科院合作，在开发区内设立了廊坊电科院东芝避雷器有限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在廊坊和上海都有其生产基地；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是韩国东洋制果在开发区设立的生产工厂，至今已先后三次增资，在中国食品行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总部也设在北京。另一种是将地区总部和生产基地均设在开发区内。如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国设立的三个生产基地之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分别位于上海和广东惠州。

“廊坊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有廊坊特色的和谐发展之路。”原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侯宗宾在调研报告《建设“和谐廊坊”的启示和思考》中这样表示。廊坊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营造出以廊坊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和谐廊坊”，是一种可持续的、主要依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新“廊坊模式”。

2004年东莞GDP总量突破千亿，作为一个由农业县发展而成的以国际加工制造业闻名的新兴城市，东莞20年来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东莞奇迹”。东莞的经济在20年中始终以平均每年22％的增长率蓬勃发展，在全国最具竞争力的100个城市中排名第七，外贸总量连续7年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从消费角度看，东莞市平均每天电讯费用高达6500万，所辖32个镇区去年的民间存款已经超过温州1700亿的数额，高达2000亿人民币。东莞在经历了对简单手工制作、严重污染制造业和IT产业的三次大调整后，确实走到了需要主动发展的阶段。

首先，大力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其次，鼓励外源型经济发展的本土化。包括：生产本土化、营销本土化、研发本土化、人力资源本土化、融资本土化、营运管理本土化。再次，推动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的融合，形成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培育产业组织竞争力。最后，实施品牌战略，推进品牌共享。

近些年，东莞先后兴建了一批文化设施，包括图书馆、展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科学技术博物馆、大剧院、群众艺术馆等。东莞图书馆的规模在全国城市图书馆中名列第七，地级市中拔头筹，引进了外地省级图书馆馆长管理；展览馆以先进的声光科技展示了东莞从5000年前先人居住至今方方面面的发展历程，使东莞历史纵深感由此深厚，东莞作为一个有历史有品位城市的整体形象代替了以往“大工厂”的粗放感观。城市建设的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人文氛围的营造，都表明东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正努力营造更优质的人居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一点是一个城市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也是今后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之一。

东莞的政府管理者还致力于一个东莞20年不变的主旋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农民向市民、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型。东莞市已逐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市区范围内62个村全部完成村民委员会改居民委员会工作和集体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造，8个中心镇也全面铺开了“村改居”工作。率先在全国推行农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险体系已经涵盖了全市的城镇和农村。现在东莞正在大力推进“农民上楼”工程——规划力争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农村住宅公寓化改造，使农村成为东莞城市发展的新亮点。

东莞与长三角众多具备人才优势的城市相比，东莞的创新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最近两年多时间里，东莞仅本科生就引进了10万人，硕士以上毕业生超过5000人。东莞对吸引人才而言，除了实行特殊政策，更是要靠推动产业转型，打造新的产业集群，加快产业发展，使人才感觉到这里有适宜发展的空间。除了吸引外地人才，东莞还要开发当地人才的潜能，增强东莞人自身的发展能力。东莞提出要创建学习型城市，全民学习，提高素质，把学习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东莞读书月”、“东莞讲坛”、主题论坛等各类学习、培训活动成为新的载体，努力在社会中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构建终身教育的体系。此外，东莞还在城镇、农村大力倡导“全民创业，兴家强市”的行动，引导年轻一代投身企业、基层，学习生产技能、市场经济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在创业中学习，在创业中发展。

1978年，国家对外加工政策刚刚放开，东莞就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首创“办事一条龙”服务。“三来一补”为东莞积聚了发展的基础，为农村工业化营造了条件。到1994年，东莞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当时“镇镇办厂、村村冒烟”是生动的写照。与此同时，东莞提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敏锐地把握了世界产业经济梯度转移大潮的机遇，把招商引资的眼光进一步拓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莞制造”已经世界闻名，尤其是IT制造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上95%的IT产品都可以在这里配齐。进入新世纪，东莞又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确立以建设现代制造业名城为突破口，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到迅速提升。

安徽“两点（合肥、芜湖）一线（沿长江一线经济圈）战略”中的芜湖，芜湖成为安徽脱颖而出的次中心，虽然只有四区三县218万人口，但是其GDP总量接近有两区11县450万人口的九江。而其财政税收年底可达50多亿元，几乎相当于九江的两倍。芜湖人均GDP已近1500美元，而九江只有806.8美元。2003年，芜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120亿,而九江只有50亿，这些数字都无可掩盖地显示安徽打造出了自己的次中心，并使其担负起领舞皖江一线城市群之使命。九江与芜湖具有太多的相同点，两市所属省份的经济与基础相近，都是长江沿线城市，历史上分量、名气相当，鸦片战争同为五口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又同为沿江开放城市，基础相当，基数相当，对各自省份的责任与战略意义相当。一句话，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对如此相像的城市。要说不同，则芜湖较九江更接近出海口，并接受南京较近的辐射。但九江从综合优势上看却比芜湖强。首先，九江是赣省的唯一通江达海的水道，江西的水系好像专门为突出九江而设，省内五大河流无一例外汇聚鄱阳湖，交由九江一口出江，而800里皖江之上分别有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等众多城市，长江穿皖省而过，任何一个结点都密布码头，因此芜湖对皖省之汇聚能力，简直与九江无法等量齐观。其次，芜湖虽然有南京辐射，九江却得武汉呼应，鄂、皖、湘、赣四省交汇处还暂未形成一个与九江争夺的城市，这恰恰又是九江做大做强的无可比拟的优势。江西提出“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对于九江具体就应该是“瞄准芜湖，关注武汉，放眼长珠闽”。可以这么说，九江与芜湖对比，从江西和安徽的赛跑现状来看，赢未必都是九江的功劳，输则一定有九江的责任。

英国的新城开发被规划界誉为"规划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首先解决了英国战后城市人口拥挤的问题和战争导致的城市无序发展问题。新城开发提出了科学的规划方式，组织了大规模的建筑开发。英国先后建成的几十个新城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为满足不同的功能目的而开发的，其人口规模和环境设计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科学地规划的。新城自成一个小城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心城是一个核心，许多重要的公共设施都设在那里，但副中心能基本满足就业、居住、购物之需。新城规划的另一大特点是，预留大面积未开发的土地，以便进一步开发。平均每个新城预留20%的土地以备未来开发。

例如，英国小镇天福镇（TELFORD）是英国大城市伯明翰和胡福汉顿市的新城，位于West Middleland郡，这是处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郡，大多数居民由伯明翰和胡福汉顿市迁居于此。其城市按照英国新城的总体设计规划和建设。但工业布局上以新兴工业为主，所有具污染性、能耗高的工业项目都不能在这里投资设厂，主要有电子电器、汽车零配件、食品、软件、工业设计等，鼓励设立区域性的企业总部，以及服务性行业。在这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里聚集了全球知名的130多家厂商企业。与之配套的政府鼓励投资政策、基础设施设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一应俱全，有3-5所综合性的大学和3-4所地方技术职业院校为之提供技术支撑和咨询服务。

美国西部城市奥兰治介于洛杉矶和圣迭戈之间，辖区面积仅2066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但没有像样的工业，也极其缺乏资源，仅有碧蓝的天空、秀丽的景色和牧场。但随着“阳光地带”的兴起，奥兰治市加快了区域经济开发工作，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城市郊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阳光带的优势，采取了一系列区域开发措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一跃成为美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1978年该县中等家庭收入达到22300美元，高于全美平均收入的20%。奥兰治开发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借鉴：

由于紧邻大城市洛杉矶，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为其邻近地区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利用其有利的区位优势，抓住战后美国广泛实行休假旅行制度的良机，奥兰治制定了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要说明的是，奥兰治除了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并没有秀丽迷人的自然景色，于是该市采取了发展人文景观吸引游客的旅游业开发战略--1965年由著名动画制作大师H.迪斯尼在此建设大型的现代化游乐中心“迪斯尼乐园”，并在附近农场建设了一个主题公园，使之成为全美第二大的大众化游乐中心。而围绕这些游乐场所兴建的旅馆、餐馆、停车场、出租车公司、汽车修配、商店、银行等相关服务行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同时，该地区又在阿那海姆（奥兰治下属地区）安排美国人喜欢的棒球、橄榄球的精彩比赛和表演，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使阿那海姆也成为著名的旅游城市。这些地区利用旅游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从60年代开始向周边地区发展，并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奥兰治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制造业的发展。但决不发展污染工业。该市地处阳光地带，天空是碧蓝的；因位于洛杉矶和圣迭戈两个大城市之间，具有劳动力、资金和市场等发展工业的优势，加之美国经济向西部阳光地带转移，为当地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而奥兰治在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战略。要说明的是，二战后该市就致力于发展宇航工业，而这一发展又为电子计算机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70年代，电脑工业已在奥兰治初具规模。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利润回报吸引了大城市的财力和人力，同时还吸引了许多相关科研机构及公司在此落户，使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工业在奥兰治得到迅猛发展，使其一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兴工业中心之一。

奥兰治虽然由一些中小城市组成，但城市规划都做的十分精致，各城市职能特色鲜明。如阿纳海姆是旅游中心，新港小城为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等等。新港小城70年代才发展起来，这个新城集工业、行政、商业等多功能于一体，城市规划合理并具有新意，成为吸引区外投资的重要场所。因此，合理规划、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是奥兰治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

　　1. 用“非均衡发展理论”指导来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实力，对比武汉，南昌，合肥三角经济区内的其他城市（见附表2），九江应实行错位发展观，发展成为沿长江经济区的主要城市，武汉-合肥-南昌三角区域中重要节点城市，南昌-九江次中心城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沿长江经济区要确保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相互促进，继续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为主线，加快转变粗放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九江城市竞争实力，使之建设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

　　2. 以美国“智慧发展”和英国新城建设模式为指引，增强集聚和辐射功能，拓展其发展空间。主动寻求区外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网络等方面的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和口岸管理方面的协调，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营造沿长江经济区的服务后勤中心和加工生产基地。同时，要积极参与省内、国内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加强同全省及周边省区的联合与合作，发挥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使之成为整个沿长江经济区、泛珠江合作地区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聚集和辐射的中心，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下，全面提高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创造适宜生活和创业发展的环境。加强九江城镇发展和建设的协调，全面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坚持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的方针，优化城镇资源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高品质的城乡生产、生活环境，在城镇空间拓展的同时，全面提高城镇综合发展质量，充分体现整体优势。参照“廊坊模式”，以环境的建设提升城市的等次，为九江经济提供更优越的发展空间。

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心城市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龙头作用、支撑作用、带动作用和辐射作用的城市；是区域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与人力等资源集聚的有效载体；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有效运行的平台；是区域综合实力、竞争能力、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三个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势表明，区域间的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演化为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九江市城市规模偏小、产业支撑不够强、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也日显突出。如何把九江城市产业做强、规模做大、功能做优、环境做美，增强九江的综合竞争力，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集聚中心和辐射中心，以九江的大发展实现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加快九江区域物流中心建设的步伐，沿江加快仓储-加工区一体化的建设和政策扶持力度，要加大人才投入、设施投入和研发投入，加强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全球卫星定位技术、计算机互联网络、电子商务技术在区域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应用，与客户建立互动关系，提供超时空服务，使物流中心融入沿江城市大供应链系统，以保证现代物流快速顺畅地通过。要遵循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第一阶段实现智能化的信息处理；第二阶段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度统一，实现决策支持系统，建立高效的业务分析模式；第三阶段实现与其他长江港口之间的统一的数据交换服务系统，完成信息港的建设。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九江必须抓住机遇，大力实施“公交优先”的交通政策，加快建设以九江为核心，以沿长江经济带为主轴，以南昌至合肥、武汉至南昌、武汉至合肥为发展轴，向整个沿长江区域辐射的网络状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同时要确立起与快速轨道交通相耦合的城镇发展模式，通过轨道交通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加强九江市到达长江北岸市镇（黄梅、宿松等地）的通达程度。加快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不断增强城市的吸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

以九江港口开发为突破口，捆绑上海、宁波等海港，抓住中远集团等航运运输龙头企业，积极发展江海联运，实施一体化运输战略。一是差别化发展，处理好九江港与武汉，以及长江沿岸其他航运中心的关系。九江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今后的发展中具有很大的潜力。但从目前情况看，九江港还非常弱小，确定“配套港”、“组合港”的定位，更符合实际，也更容易让武汉接受。二是加强对外运码头的改造建设步伐，扩大集装箱运输能力，九江是国际集装箱的可运抵内河港口之一。从长期看，随着国民经济的“集装箱化”，集装箱运输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联运集装箱运输的能力方面会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交通部已经确定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快航运结构调整，发展内河集装箱运输，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主题和“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为核心，加快内河集装箱运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集装箱运输前景一片光明。

区域性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发挥公路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主通道和基础性作用，形成并不断完善高速公路网--国道公路网--省道公路网的分层次干线公路网布局，提高公路运输整体效益。完善京九铁路的各项设施，强化其中部城市群客运交通主动脉的地位，进一步推动沿线各城市的发展。全面建设和整治长江"骨干航道，配套内河航道支持保障系统。提高九江机场的利用率，开辟商务直升机和包机业务，完善客货运功能，协调区内各机场的分工协作。沿长江各城市内部交通和城际快速轨道交通以及区域公路干线、铁路、港口、机场之间，必须在空间布局和运作机制上加强相互间的衔接，形成协调发展、互联互补的立体交通体系，建立与城市建设高度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网络。

信息基础设施。21世纪是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电子商务正在融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九江城市建设也不例外。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企业主体、资源共享"的原则，推进信息网络向综合化、宽带化和智能化发展。管理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已成为九江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世界各地处于严密而又有序的国际化经济网络中，在追求高效益的同时，不断谋求对己有利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地位。在现代城市竞争因素多元化、城市经营国际化、港口腹地经济贸易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信息化建设，无疑为港口城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进而强化整体竞争实力提供了重要手段。基础建设在信息时代应包括运输系统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及环境建设。九江城市经济若要得到大的发展，必须建设两个网：一个是交通运输网的建设，以便于有形生产要素的流转；另一个是信息网建设，以便于有利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能及时获取和发布。建设连接沿长江各市的10千兆／秒以上速率的宽带光纤主干网，配套完善各市的局域光纤网，建立公共服务网和专业网，逐步实现信息网络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并进入办公室、家庭。推进电信、电视和计算机“三网融合”。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建设机制，把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广播电视、体育场馆、医院等公共设施建设作为当前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采取多种方式予以支持，大力增强城市的服务功能，提高城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把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科技园区、实验基地等有机结合起来，提供策划、咨询、管理等服务，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建立区域教育和培训网络，大力发展文化馆、影剧院、体育馆、公园等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为城镇居民提供学习知识、陶冶性情、休闲娱乐的场所。

强化社会服务体系。积极开展面向包括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内的所有城乡居民的各类社会服务，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强化职工再教育培训，扩大住房供给，加强社区建设，满足城市居民、进城农民和外来人口在就业、住房、医疗等各方面的基本需求。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筹资办各种公益慈善活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扶助弱势群体。

很长时间以来九江以“软环境”建设为其薄弱环节，很多投资厂商进入九江后往往对这里的地理、人居环境极为满意，但在投资后不久却不得不撤资。究其根本原因，政府的宏观调节或微观干预功能不全或失职是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和各种制度的控制权，因而能够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施以强大影响，政府对市场进行程度不同的宏观调节或微观干预，是世界各地通行的做法，从历史发展的实证分析，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政府作用的发挥造成的。要发挥好政府在九江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应该使地方政府能介入到区域发展的各个系统中去，用恰当的手段合理地配置发展的部分资源，九江市政府应特别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建立高效透明和服务型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投资与发展环境（即通常所讲的“软环境”，而无须过多地出台经济性的政策）；二是要制定与引导好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区域资源与发展优势充分发掘出来，然后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进行合理配置；三是要加快区域市场体系的建设，包括健全要素市场、发展中介和服务组织等等；四是做好公共产品的分配，发展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事业。

九江在自身工业化和对接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的过程中，应立足于对于工业化的认识，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产业集群（包括高新技术的）是现阶段我国集群发展的主流，其走向创新性集群的道路值得九江市政府，尤其是科技部门的充分重视，如建设汽车配件工业园，高科技孵化园。工业化的实质是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工业化的水平是衡量发达与欠发达的最主要标志。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由不发达到发达的最重要的动力，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讲，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结合国内市场机制的深入完善，欠发达地区应该选择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全面参与的工业化模式，而不能认为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就不应该直接参与工业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扩张的过程中只起被动作用。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纲领中一个基本的和完整的组成部分，因为市场力量自身不能克服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僵化”。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就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道路，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是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农业的工业化也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命题显然对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推进工业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改造的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的均衡状态。舒尔茨指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将农业作为重要、直接的发展目标之一（而不是简单地为工业提供剩余劳动力或是农产品剩余），而不能重工轻农。第一，增加对农产品初步生产的资金投入，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对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增加适合本地种植且可深加工的农产品的种植量；第二，增加对农产品提供深加工企业的资金投入；第三，增加对特色产品生产人员的科技培训的资金投入量，最终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

建立这种协调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省际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必然要求，特别是黄梅-九江-宿松这三个城市发展的协作与对话机制。为此，一是要组织编制区域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形成一个大的框架，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确定一个原则。二是要建立监督机制，由省里和有关部门，按照统一规划、平等互利、公平竞争的要求，实施有效的监督。监督机构一定要有权威，要有相应的手段。三是要形成市场化运作机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对区域重大工程和项目要利用市场机制，通过项目公司的形式，吸收民间资本和国（境）外资本，实行法人化、市场化运营。四是应以交通设施特别是武汉-合肥-南昌都市圈内城市快速交通连接、区域性的防汛体系和区域性的基础设施（供水、供气等）为重点，统一规划，共建共享。五是形成一年一度的市长联席会议，地点设在庐山，积极有建设性地推动武汉-合肥-南昌金三角地带的发展。

给予九江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等以政策和财政投入上支持。九江的高等院校有：九江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九江职业技术学院，九江职业大学，九江电大，九江职工大学等；中等职业学校有：赣北职业技术学校，九江师范学校等。立足本地财政状况，并积聚社会各种力量，给予一定的教育投入，使教育这个无形产业为九江建设提供人才，积聚人才，创造人才。

一个人才所带来的产业可以激活一个城市，其事例枚不胜举。九江应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上形成一以贯之，不以领导人更替而变化的制度，不能固化人才的“角色”，而是这个人能演什么“角色”就演什么“角色”，要以“军功”和“赛马”理论识英雄，论英雄。避免单纯地靠情感留人或政策留人的倾向，而是以事业留人，环境留人，为人才施展拳脚创造优越的“识人、用人、创造人”的环境，成为各种人才聚集、扎根之地。

人才是知识——这一知识经济时代必备生产要素的载体，若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九江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可再生资源，它有着很高的投入——产出比，同时支持各种机构、单位等的人员在本地区高校的再深造。当代社会的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今日的人才很可能会成为明日的“废物”，所以人才的再培养深造并非多余，而是对九江投资环境的优化。

走"经营城市"的新路子，推动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城镇建设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成本竞争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作为外生性因素的天然资源禀赋(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及规模经济的实现，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与组织成本，从而获得价格优势。

城市营销，可以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刺激作用。城市根据自己城市的自身资源和自身优劣势，从而确立自己城市的核心产业；城市的良好形象得到了树立，对于城市自身的素质的要求和对市民的要求都会产生一种推动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的良性发展。比如深圳城市的科技营销为深圳的高新科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反过来也树立了深圳高新技术发展中心的地位。当前我国城市营销的特点：一是各地城市政府已经开始把城市营销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战略，在招商引资、城市改貌、经济增长乃至制度变革等方面引入营销手段，城市营销正在有效地对城市形象建设起到一种推动作用；二是国内的主流媒体开始介入到城市营销活动中来。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用事业经营机制。要在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对市政公用事业放开经营，鼓励单位或个人以股份制、合资、独资等多种形式建设和经营城镇的市政公用事业，逐步把市政设施维护、环卫清扫、绿化管养、环卫保洁、垃圾清运、物业管理等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同时，要按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确定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可在水价改革的基础上，推行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捆绑经营。

总之，通过对区域规划与发展理论的探究，结合国际上已有的区域治理和发展经验，如美国“智慧治理”、英国新城镇运动、非均衡发展理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与经验，以“新阶段、新发展”的思路，策应武汉-合肥-南昌金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树立加快发展的理念，营造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制定与九江城市与区域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规划与对策，为建设“美丽、富裕、和谐、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九江做出新贡献。

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地区	亿元	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上海	5304.7	14.2	3140.4	21.0	2590.8	24.8
江苏	10510.3	14.8	5789.5	23.1	4251.1	26.5
浙江	7870.0	14.7	3683.2	20.9	3170.8	25.5
安徽	3454.9	13.1	972.9	25.6	1284.9	34.2
福建	4148.0	12.6	1623.7	23.6	1354.2	30.0
江西	2220.0	12.7	548.5	25.9	1097.3	33.5
山东	10575.4	15.0	5785.0	26.4	4605.0	26.9

地区	出口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地区	亿美元	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上年同期=100
上海	672.0	49.8	2239.5	10.5	102.2
江苏	784.9	50.8	3755.9	16.7	104.2
浙江	523.7	40.9	3266.9	14.7	104.1
安徽	35.6	30.4	1351.7	12.8	104.8
福建	264.1	40.8	1807.1	14.6	104.1
江西	17.7	33.9	943.6	14.4	103.7
山东	319.3	36.5	3992.9	13.6	103.9

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	元	增长率	元	增长率	亿美元	增长率
上海	15315.0	12.5	6019	9.6	61.6	14.2
江苏	9611.1	13.0	3557	17.4	-	-
浙江	13398.0	11.0	5491	15.4	54.5	27.3
安徽	6866.2	11.3	1796	27.3	4.5	33.6
福建	10258.7	11.8	3046	10.5	44.3	15.2
江西	6820.0	10.2	1864	22.8	18.5	27.0
山东	8600.6	12.4	2888	17.2	90.3	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