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记》和《汉书》中，有许多共同的题目，司马迁与班固对这些共同的题目，所表现的思想、见解，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代表的是西汉时人的思想，而班固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思想。时间相隔约为一百五十年，二者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说汉朝皇室的基本立场：
　　汉皇朝是秦皇朝的继续。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继承而来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就是连一切统治国家人民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也是由秦朝而来。其中有一点就是重农。
　　重农，本是商鞅相秦时，为在列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权宜之策，并非治国的长久之计。当时在秦国实行，已属饮鸩止渴；汉朝统一之后，列国争胜的情况已不存在，更应拋弃重农政策，使社会经济顺自然趋势，健康全面发展。但因汉朝皇室对此情形未能了解，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国理念不放。
　　汉高祖平天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而困辱之（注3），其用意就是重农抑商。但终高袓之世，社会一直在战乱之中（注4），重农抑商的法令，并没有认真执行。惠帝、高后时期，行黄老之术，采自由放任之态度，与民休息（注5），并没有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到文帝时期，才又由皇帝提出重农的教导。（注6）但达不到效果。
　　又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元年（公元前140）举贤良文学，五年（公元前13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员，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来，在文帝时期，除历次由皇帝下诏书，提倡以农为本外，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贾谊，晁错等，撰写重农的文章（注7）。但是，这些文章尚无法掩盖当时整个学术界，舆论界。而且在西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形下，人民弃农就工商的潮流无法阻止。
　　到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再到了西汉末年，其效果已经显现：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界，舆论界，更独占了官场（注8）。到了东汉初年，儒家舆论，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为：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是非标准。这个是非标准是圣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而圣人的是非标准，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进处士而退奸雄，羞势力而崇贫贱。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品评别人的时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说。而必须将圣人的是非标准，摆在前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像西汉时期一样的自由开放，而已经自我封闭了。东汉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国读书人，都自我封闭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东汉人比东汉人，看不出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形。小脚女人比小脚女人，彼此欣赏，看不到缠脚的害处。但缠脚的见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缠脚的可怜。将班固和司马迁摆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闭性，也看出司马迁的可贵。
　　本文以讨论二人的经济思想为主，所以专就二人在《货殖列传》中的异同来讨论。班固批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但我们又可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释他为甚么要写《货殖列传》。司马迁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注9）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在《汉书》中，也有《货殖传》。奇怪的是《汉书》应该写汉朝（西汉）的人和事；但在《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巴寡妇清等春秋战国时人完全收录，其后才是西汉时人，（也完全与《史记．货殖列传》中相同）。但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则与司马迁大大的不同。他说：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这一段话，就说得非常严重了﹗本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个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创业致富，本身的行为没有甚么不对。尚未发财的人应该力争上游；已经发财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达到王侯一般的水准，也没有甚么不对。反正钱是自己赚来的。
　　班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说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班固写《货殖传》，是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劝世人不要学习他们。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汉书．食货志》，班固说：

　　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描述，也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评价。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刚刚接续惠帝和高后「与民休息」之后，是西汉社会比较安定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盛世。但班固却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战国，根据儒家的说法，「礼崩乐坏」，是一个衰世。班固为甚么说西汉是一个衰世呢？因为西汉「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西汉农民纷纷弃农趋末，离开农业，投奔工商业。班固因而说西汉社会是一个衰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说：汉朝统一天下，出现了两项重要因素：
　　第一、开关梁，因为天下统一，以前各国与各国之间的关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通商往来，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泽，各个地方的天然资源，以前是被各国诸侯霸占住，现在都开放了，商人可以自由开采。
　　总的来说，是全国整体经商环境，比前改善了。
　　商业环境改善，农民弃农事商，本来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马迁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趋利避害，才是不对。但班固不然。他将西汉时期人民纷纷弃农趋末，认为不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根据上引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班固以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而以三代（夏、商、周）社会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会，有四个格子，士、工、商、农各自占据一个格子如下：

在班固理想的社会中，士、工、商、农四个社会阶层，应该彼此隔离，朝夕从事自己的行业，不见异物。他希望每一个阶层，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环境、习惯，不作改变的思想。班固说：这一种模式，是三代的社会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
　　但是，作为一个史家，班固是一个失败的史家。作为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却照着三代社会的理想写。而他所写出来的社会，当然远离西汉社会，也非三代社会，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前面引录班固在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我们又在《汉书．货殖传》中，看到班固对「四民」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说四民，只举出四种生产行业。该四种生产行业是：农、虞、工、商。没有「士」。更没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司马迁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将司马迁的「农、虞、工、商」四业，改为「士、农、工、商」四业。少了一种行业，就是「虞」；多了一种行业，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对「士」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可见「士」已经不是一种生产行业，而是一种不事生产的行业。是在班固的观念中，社会上的生产行业，已经由四种缩减为三种。减少了「虞」。从上古到西汉，「虞」都是一个主要的生产行业。它是除农业之外，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类的一种行业，诸为后代的渔、林、矿、牧等行业，在古代都属于「虞」的范围。司马迁说：「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川泽不辟矣。」可以看到「虞」这一种行业的重要性。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对商人、富人之评价，司马迁与班固完全相反。司马迁对西汉时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并且说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说给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鉴。而班固刚刚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列举西汉时期平民创业致富的人，以及他们创业的简单经历。在这一段的后面，司马迁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所强调的，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强调的是：「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并且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马迁在列举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话是：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一段，司马迁是说，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能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但同样一段话，同样一件事，在班固说来，则语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照这段引文，班固是说，除上面所说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国富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是靠「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而发财的。真可谓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他写《汉书．货殖传》的动机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说：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这种心理就是不对的。因为圣人已经有「均无贫」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发了大财，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犯了「偪上并下」的过错。偪上，因为他富可敌国，财富多到可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下，是指兼并穷人，害得穷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再说，富人生活奢侈，以一个平民，衣服和饮食达到王侯的享受水准，败坏社会风气﹗
　　因此，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

　　第六、《汉书》中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在《史记》中，经济范畴，有农、虞、工、商。在《史记》中，讲经济的有两篇，一篇是《货殖列传》，讲述民间社会经济动态；一篇是《平准书》，讲述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到武帝末年为止）社会百业兴盛的现象。而人民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大别为农、虞、工、商。
　　《汉书》讲经济的篇章，为《食货志》，内容为农业与货币。《汉书．食货志》开头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我们如果将货币不看成是一种生产行业，则《汉书》中讲生产行业的只剩下农业一种了，已经不再提到工商业。即使农业，也已经简化到粮食种植这一个狭窄的范围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农业是相当广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等。

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个项目，广义来说，都属于农业，如果试作细分，可以分为以下种类：
　　一、牧畜业，
　　二、鱼类养殖业，
　　三、林业，
　　四、果树业（枣、栗、橘），
　　五、工业原料业（萩、漆、麻、竹、茜），
　　六、粮食。
可见西汉时期之农业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广义的。但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把农业缩窄到非常狭窄的范围，只是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拋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
　　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有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工农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会，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的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钱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作者系香港树仁学院经济系教授）

    注 释：

1. 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 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 《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 《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6. 《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 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 《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 《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 《史记．太史公自序》。
13. 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 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 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16. 贾谊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下。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一系列的货币理论，理论丰富而有条理。贾谊这篇文章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提出，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帝及政府采用，但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3）武帝收铸币权于中央政府的时候，贾谊的意见大部份被采用。（可参阅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本，2002。）
17. 晁错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上。这篇文章中，晁错说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警句，并且提出「入粟受爵」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提出，实时被文帝采用为政策，办法是：人民可以将粮食送给政府（中央或边郡），政府根据人民入粟的数量给予不同的爵位（有罪者赎罪）。这一政策由文帝十三年（前167）实行，到景帝二年（前155）止。（详细讨论可参阅宋叙五着＜汉文帝时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讨＞一文。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