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也应该提高，如此逻辑，主导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增长跟不上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引发了许多人怀疑政府的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更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真是如此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一看“市场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状况。发达国家的农民显然是没有收入问题的，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方法大家也都比较一致：国家给予农业补贴。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补贴农业，还可以说是偶然；如果只有一部分国家补贴农业，也可以为分析不同国家的农业政策留下余地。可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补贴农业，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受到如此长期普遍的特殊关照。于是，我们不能不问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中，工农业真的可以均衡发展吗？无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式如何精巧，图形如何美妙，市场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农民收入要跟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市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不仅如此，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三农问题就存在了，亚当斯密曾经告诉我们，财富来源于分工；而农业不可能积累财富，因为农业中的分工受到了限制。可惜的是，许多自称是亚当斯密信徒的人，却认为完全市场中的农业可以积累财富，可见，要做亚当斯密的信徒并非那么容易。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收入问题，并非是指农民收入不存在绝对增量，而是指收入增长的速度显著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人试图证明，市场可以改变这一状况；并以这种状况为理由，指责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许他们可以找到无数的论据，但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学中找到这样的论据。

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制于土地，由于土地的收益递减性质，任何要素的投入增加，其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数量不变，农民的收入就存在一个上限，任你如何增加投入都无法突破的上限，而非农业却没有这样的上限。一个有上限，一个没有上限，其结果如何，简单明了，市场如何令农民收入增加？也许有人以为科技进步可以突破上限，但是，首先科技进步的投入并非农业可以承担，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农业并非独享科技进步成果，科技进步对农业的推动远远小于对非农业的推动。所以，讨论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是否同步的问题时，最好不考虑科技进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农民耕种的土地。所谓收入增加，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有效途径，就是耕种更多的土地。

土地的自然储量是有限的，增加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唯一的方法是减少农民的数量，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增长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原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重复发达国家农民收入增加的过程。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型，其基本原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基本吻合。他认为，经济的发展的过程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的过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则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率，称为“制度工资”，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当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时，非农业部门的财富是不断积累的，而农民的收入则仍然低于不变的“制度工资”，形成农民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三农问题”。

英国人曾经用超过百年的时间，成功地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支撑这种就业转移的是包括大英殖民地在内的世界市场；美国人曾经也曾经用超过百年的时间，成功地将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支撑这种就业转移的也是整个世界的市场。中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超过一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而农村还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提供如此众多的就业机会呢？

美国的农民只有不到人口的2%，不仅有足够的市场，也有足够的土地，但是，他们如果要生存下去，仍然需要国家的补贴。用49个人的国民收入，来补贴一个农民，经过补贴，美国解决了“三农问题”。

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了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经济学所熟悉的理论在南美，在东欧，在印度都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观望或思考，他们观望在中国还会发生些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解释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几乎全部选择了暂时沉默，学术声誉可比生命还重要。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在不断地、反复地用几句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语言不断地批评中国。但你只要多读一点教科书，你就会发现，经济学没有这样的理论，说市场可以解决农业收入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国家相信市场基本教义的教条，他们坚信，要保证农民的收入，依靠市场都是扯；，要真正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只有依靠非市场的手段，依靠国家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