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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道 设局之策 做局者的必修课（2） 一张看不清本色的脸 兵者，诡道也。想玩计谋，就不能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必须掩盖真实的意图，不见兔子不撒鹰。那些圆滑世故的人都是些两面派，都是没个性的人，一般人看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笔者最近对清末民初的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看了些史料，对这一点感受尤深。还是拿袁世凯做例子吧。 袁世凯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不过他也有苦衷，谁让他生在晚清那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呢？他八面玲珑，不管风向哪面吹，他都会顺风而动。他先是趋奉李鸿章，得到仕途上的保障；在康有为革新派受到欢迎的时候，他便到处侈谈“维新”；在看到慈禧一派守旧势力依然不可摇动时，便转脸之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 在北京，袁世凯广交权贵，很快就博得官宦们的欢心。他们认为袁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进而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同时，袁还极力谄媚巴结慈禧太后的亲信——握有兵权的荣禄，他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并百般地向荣表白其倾慕之心。于是，袁世凯很快就在荣的心目中有了位置，荣称其为“特殊人才”，欲大力提携。从此，袁世凯打通了步入最高统治阶层的道路。 康有为“公车上书”在朝野内外引发了一场地震，袁世凯觉得康有为提出的变法主张很可能会符合光绪的心意，前途不可限量。于是，袁世凯便有意接近康有为，在饮酒商谈中，他随风倒柳，大谈练兵、变法，还把康有为称为“大哥”，显得异常亲切。他还常向康有为吹嘘自己在朝鲜时，与日本人如何如何打过仗以及主张对日强硬等“英雄壮举”，一时间产生了“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的效果。袁世凯很快便取得了康有为的信任。8月底，康就和学生梁启超共同发起了“强学会”，袁慷慨解囊捐银五百两；从此康有为等维新派将袁视为“同志”，并对他寄以无限的希望。 当时朝廷上分成了维新和守旧两股势力，维新派以光绪为主，守旧派却是以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为主。光绪帝主张变法却苦于无权，相反，慈禧太后掌权30多年，心腹极多，树大根深，是很难撼动的。话虽如此说，但光绪毕竟是皇帝，占据法理上的有利地位。袁世凯一时无法算定哪一派会最终得胜，便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静观时局的变化。光绪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为讨光绪欢心，慷慨激昂地大讲“国政腐败，只有推行变法才能有所转机……”之类的豪言壮语，光绪也觉得“维新”得有“有力之助”，于是破格提拔袁世凯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袁连连磕头，对光绪皇帝感激涕零。然而，袁世凯刚刚表演完了便摇身一变，接着就登门拜访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向顽固派表白自己反对“维新”的心迹。 当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之时，袁一再表白“青天在上，不敢辜负天恩”，“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见如此，便把“诛旧党”、“杀荣禄”的方案和盘托出。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才悟出光绪破格给自己升官的用意，这时他权衡两派实力，着实犯了难。据说他回到家，他的老母亲问他：“儿啊，什么事让你心神不宁？”袁世凯说：“母亲，好比有这么一件事：有个仆人侍奉一个大户人家，那家的母子不和，你看这个仆人该听谁的？”母亲说：“当然要听母亲的了。母亲经历多，能主事。”袁世凯恍然大悟，马上作出决定，立即乘火车去天津荣禄处，彻底出卖了维新派，同时建议“欲破奸谋，卫慈圣耳”。随着谭嗣同等“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袁世凯也飞黄腾达了。他获得赏银四千两，荣升为工部左侍郎。 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慈禧立了大功，深得慈禧赏识。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致认为：袁世凯既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赖，又有魄力，尤其是对太后忠心不贰。于是这个八面玲珑、诡计多端、极其阴谋狡诈的袁世凯，又一次受到提拔，在李鸿章死后，便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自古以来，两面派作为贬义词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其实，在局面混乱不清，各方势力难解难分的时候，不妨学着做个两面派甚至多面派，这样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袁世凯是这样骗光绪的，蔡锷不也是这样骗袁世凯的吗？ 当年袁世凯要称帝，为拉拢云南督军蔡锷，请其进京商议。蔡锷为了掩盖反袁意图，在北京花天酒地，并与妓女小凤仙混在一起，迷惑袁世凯。乘其不备，他东渡日本，绕道香港，回到云南，举起反袁旗帜，可见其心机之深。袁世凯喜欢搞两面派，护国英雄蔡锷不也是大搞两面派吗？看来中国人的心机真是看不透啊，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吗？ 谢某嗜酒如命。一日，赴友宴会，友因家贫而不能多沽美酒者，预戒斟酒之童子，每客只斟半杯，苦不酣畅。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谓：“我因脏病不能多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我酒也。”童子发封，得土块，恨甚。斟酒时独多加满之。谢是日因得畅饮。 两面手法是个中性的东西，就看使用它的人了。用它的人心术不正，就会干出坏事；用它的人出于正面的目的，就能干出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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