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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地球 作者: 无名氏 反抗诱惑 这是法国哲学家马塞尔（1887～？）《反叛人类的人》一书中的一节。在略带晦涩的论述中，马塞尔表达了他对“民主化”与“科学化”负面作用的体认，从而显现了他对“信仰价值、信仰意志、人间爱”等的求索热情。二十世纪假借“民主”与“科学”之名，摧毁了传统思想的基本秩序，而一个彻底解放了的思想空间，将如何重新获得新的价值坐标，或新的生存意义？马塞尔的文章，也许有偏颇之处，却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这类书本的讨论中，到底含有些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的确，预言不能构成问题。就人的观点而论，一切事物都不会终结，也不是我们曾经“赌过”的。宿命论是一种罪恶，甚至是罪的源泉，这点必需先弄清楚。哲学家决非预言者，就任何意义而论，都不是预言者。换言之，哲学家并非常常站在“神”的地位，如果在思索过程中，哲学家竟然这样做，那不仅是荒谬，而且是冒渎行为。此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需知道，真正的预言者决不将自我安放于神的立场，而是让自身成为虚空，使神能在其中说话，这点非常不同，而且这种崇高使命也不属于哲学家。今天，哲学家最重要－－或许也是唯一的义务是：教人如何防卫自我，也就是如何对抗那非人性的异常诱惑，因为现今已有许多人屈服在这诱惑中。的确，在尼采所谓“神已死”的情况下，人的苦闷继续增长，似无已时。对明究此事并加思索的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不思不想者认为索然寡味的事物。自我质问或犹疑不决，似乎与行动的要求难以并存，试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一著例。非宗教性的人－－亦即斩断羁绊的人－－将成为不服从者、拒绝者。但我们必须先回到辩证法过程，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只注意发展，而不曾对此辩证法过程加以思索。拒绝者如果与其自我始终一贯，就成为完整的虚无主义者。但完整的虚无主义者，由于仍必需与生存条件、生存结构发生关连，因此只能以极端形态或根本无行动力的例外者而存在，无论如何，必需警惕，千万不可陷入拒绝者的诱惑中，也不可陷入观念上单一存在的诱惑里，这样的单一只能在主观上存在，本质是属于“独语式”的。“我”不能客观说话，只有人们才能客观说话，客观必须是复数。只有在拒绝者中，才有所谓不自然的枷锁。－－我常想将这不自然枷锁对比来看。在家庭与社会组织健全时，自然枷锁可以把同一家庭的成员或同一城镇的居民结合起来。从这种考察出发，我们不能不重估前人所完成的最深透的小说－－而且，在本质上是最具预言性的小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恶灵”。老实说：在已知的世界里，人存在已被真正的枷锁互相结合起来，就另一层次而论，对超越了“人”，并将人包干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结合。拒绝者则已与这高层次原理绝缘，完全不具存在论的属性，常想以虚构的未来投影代替这项原理，最后，只有陷入虚无，纵然他们想在这虚构投影上披加现实的外衣，因而用尽美的辞藻，结果仍然只是非现实性、虚构的代用品。 可是，就在这一点上，出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十分清楚由抽象概念达到抽象化的过程，抽象概念中似乎含有具体的生命，这正如人体中癌组织的生长相似，是一种异常而不健康的生命，只有依靠经验，才能了解何时、何地、如何形成这类生命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考察的是：第一、如何由都市与产业的集中而形成大众的条件，第二、在不能承认存在者的尊严、亦即不能认为有实体的情况下，大家如何以独裁者为核心，而结成狂热集团聚于其左右，以致似乎无可避免地带有电流与磁性。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历史学者，对这两个问题，只能予以概略论述，可是为了模仿生命，揭示大众，我们必须超越历史与社会学提供的资料，举出可称为“死”的社会法则，在恐怖中才能达到力之顶点的社会力学法则，以及多少带有永恒性的条件。无疑地，如果我们希望由尊严与充实中再度发现人性，就必需像已浮上水面的潜水夫一样，尽力再挣脱恐怖之夜的束缚。可是，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甚至可说是适得其反，但如果我们不能统制技术，并为了将其置干将来的从属地位而认真奋斗，那么，技术必会集中于拒绝者身侧，并由其亲自予以组织化。虚无主义有时带有技术万能主义的色彩，同时，技术万能主义也无可避免地会成为虚无主义，这是当前世界中奇妙而意义深长的事实。技术万能主义与技术固有的领域之间，就理论上而言，有绝对的差异，但事实上，这差异似已消失。不过，虚无主义与技术万能主义问的关系并不明显。虚无，亦即全面性的否定，是技术万能主义隐藏于其最深处的秘密，也正因这个秘密，它才能从各种角度显现出来。在终极点上，美国技术万能主义的罪恶与苏俄并无不同：但此处必需注意的是，应该先考虑美国目前趋向极端发展的情况，然后再下裁决，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太轻率的裁决，像一般知识常作的裁决一样，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并没有具体而详细的知识。 从上述一些相当错综的观察中，还可获得更明确的警告。 这些警告中最紧要的，可以下列形式来表达：只要一开始思索－－此处思索意指反省－－思索行为本身，就如哲学史所示，将伴随诱惑俱来，诱向超然，诱向自我的孤立化。可是，只有在反省尚未达到一定层次时，这诱惑才能存在。同时，我所谓的“自我”，并非指“根源”而言，而是指一种妨害，只要能真正了解这个自我，就能克服诱惑。由于这难以消除的幻觉，我们的自我常会以自身为银幕，而自我本性是放映机，但，发光的并非来自自我，断非来自自我。自我，就本质而论，是内部的装饰，广义言之，一切自负、伪装、优越都是它的本性。认清这种根本责任之后，为了完成它，我们应如何全力以赴？换言之，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应信奉的最重要之伦理戒律为何？无疑的答案是切勿冒犯此“光”，所谓“光”此一语词，应有怎样的正确意义？我并非将它当作比喻来用，因为一旦用比喻来判定语言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拥有语言。约翰福音开端就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正是以最严谨的方法，恰当而无可比拟的语言，规限了人存在最普遍的性格，如果再加上一句：除非人被这光所照亮，否则就不是人。作为福音原句的衍生，那么其义更明。虽然如此，拘于不得已之心态，关于“光”这个字的意义，仍然只能规限为爱与真理极限之同一性，低于这极限的真理即是拟似的真理，换言之，无真理的愚，就某些方面而言，实为妄想。由此，我们可接近此光，但仍需自问：那目前仍是神秘、特殊的条件究竟为何？现在，暂时按下本书经常提及与思索有关的启示，先谈谈下面的事实：我们扮演的角色在于不妨害此光贯穿我们而过，同时，为了彼此，所有人都应让此光闪烁辉煌。尽管外观备异，这总是积极的角色。总之，自我是自负，伪装而优越的，我们要战胜自己，粉碎其错误主张，能以此为主要义务，就是积极的角色，这只有靠自由才能达成，就某一意义而论，这也就是自由。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举出若干应该抵抗的诱惑，其中最危险、而且流传最广的诱惑之一就是：受数字（及统计）的迷惑。堕落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单纯独断间，在此完成了最令人作呕的共谋。即使就想象力而论，一旦习惯于受无任何对应的数字之欺，精神就开始腐败－－不论数字是无限大或无限小，都同样真实。当然，如果否认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在他们的领域内从事这种危险运作的成就，那是疯狂之举，但我们必需认清，一旦数字及统计从他们的领域移向其他领域时，即开始面临危机。具体地说，就是从适用特殊方法之特殊领域，转移到人所具有的具体行为之领域。我们必须在后一领域中，重建“邻人”这一语词的意义及其所内含的肯定。在福音书及哲学反省的成果上都已显示了其丰硕的收成。著名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曾以实例向我们显示了一种错误，不可不谈。他是一个坚信的基督徒，但也同时拥有无与伦比的数之魅力。在一次会议席上，曾就世界的进步，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当时，另外一个人提到在苏俄劳动营中有数百万人正濒临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高呼说：“与广远的人类历史相比，数百万人算得了什么！”这是一句多么冒渎的话！由于他只用几百万、几亿这种概念来思维，因此，无法想象像单独的个人面对难以言宣的痛苦现实时，是怎样的情景。一旦一个人只能用“件数”，亦即只能用抽象概念来思考，那么，数字的幻影遂将痛苦的现实从他眼中隐去。 在我撰写“存有的秘义”一书的序言中，曾提议用“新苏格拉底主义”来称呼我今后的思想。在以前的种种叙述，已充分说明了此中的含义，“复归于邻人”似乎正是以新苏格拉底方法接近存在的真正条件。由于我们离开了邻人，这个社会才变成一片迷茫，我们已无法区别存有与非存有。可是，技术万能主义只有在将邻人抽离化、终止否定邻人时才能成立。我记得一个具有优秀知性，却又受现代错误毒害甚深的人，曾对我提出一个意见：某次，当我以赞赏的语气说到一个中产阶级的法国基督徒，虽然遭遇大困难，仍雄心勃勃想要养育许多孩子的事时，他以强烈的语调驳斥说：“我无法赞同你的说法，美国当局在调查世界资源之后，最近已获得一个结论，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结论，那么，你所称赞的多产，显然是一个愚话！”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剧作家－－可以说是喜剧作家，说起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决心生孩子之前，想先知道一下南美与中非的收获状况，于是，急忙赶到专家处探问。但他们忘了法国本地的情形，由于多年累积的错误，法国的许多沃上已荒废不耕。我们不能以世界的规模来考虑家庭，也不能将家庭的地平线扩展至无限，如果一旦以这样的想法来考虑一切，就会成为技术万能主义者。 当然，只是不承认世上有因人口过剩引起的可怕现实问题，我大概就会陷入坏的信仰中。可是，在今天这种处境下的人，是否能应付这问题，甚至，是否能以可理解的语言说明它？这实是“制造者”的问题，“人类的制造者”这想法是矛盾的。由于不承认这问题，我们必须不断支付很高的代价－－即发现自我正处于低落精神水准的代价，作为补偿。这时，在使人免于极度傲慢的防卫上，科学家与行动人扮演了哲学的角色。我们哲学家的义务，不仅要使普遍性的不灭权利获得广泛承认，而且还要进一步小心区分、整理能有效防卫此一权利的领土。在本书序文中，我说过：“普遍性”这一词语具有混紊暧昧之义，容易引起误解，几乎无可避免地，我们会以表示一般性之最大量，来理解“普遍性”，但这正是大错而特错的误解。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从天才精神的最高表现（即具有最伟大性格的艺术品）中寻取支柱。我自己是音乐家，所以想起了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任何人都知道，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一切一般性的观念都不能适用，而他的111号奏鸣曲，127号四重奏，却能导引我们深入人类最深、最神圣的内心世界，在自明而不能规限的意义上，这些作品所指的“人类”只是很有限的数目，但仍一点不影响其普遍价值。普遍在深刻的层次中有其地位，但在广度上则无。此处，仍有一个我们必须极端警惕的观念：是否只有“个人”才能接近真正的普遍性？我们不能拒绝社会的原子论概念，一如拒绝社会的集团概念一样。正如居斯达夫·迪庞所含蓄表示的意见：这两个概念实为使此一过程解体的两个互补层面。如果没有交往，真正的深刻即不能存在，但在因自我中心，而成病态硬化的个人间，交往绝无实现的可能，即使置身群众的中心，也不可能发生交往。我最近撰写的书，大部分都以“相互主体性”为前提，如果没有这观念，则一切精神性都成空言，只有这观念才能开展个人的胸襟。 从行为观点来看，这事实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为我们展开了全新的地平线，只有在以爱心赋予生气的有限集团中，普遍性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批判思索之前，先使贵族主义观念再度重回，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在平等主义名义之下，藉有限思考的最坏理由，贵族主义已使人不敢相信。要使它重回，必须刷新其内涵。职工的贵族主义或许已如此，我之所以说“已如此”，因为法国职工大多已因愚笨的立法遭受组织性的毁灭，所以才不得已用“已”字的过去式来表示。但，重建贵族主义绝对必要，因为，所有的平等化过程都是下降的、朝向位阶秩序的下部。上升的平等化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怎样的焦点上，这种新贵族主义才能建立？这才是该切实探求的问题。这问题也许无法获得一般性的解决，因为各个集团都有其个别的问题，而且，也只能有个别的问题，由这些个别的问题以适应情况、注意制度、个性与生活观，因而形成自我。 不过，这样的集团常有因自我闭锁而形成派阀的危险。一旦如此，这集团就会背离普遍价值，丧失了形成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一个集团在与其他精神迥异，或意见交换频仍的集团，发生关系时，必须经常处于一种自动期待、自动采择的状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义务。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里，各个集团才能成为有生命的集团，才能免于那因自我崇拜而生的病态硬化，而集团的生命才能随时间而发展，并超乎时间之外，将自我导向一完成的方向，更以想象力遥见其完成。虽然，这终结仅为一空疏的想象，但它也能成为生命的原动力，以及一切真正活动、真正创造的原动力。这样的生命，就其本质而言，是冒险的，它无法避免危险，甚至可说危险已成为必要条件。此外，这类生命原理，既不能一般化，也不能以“体系”来表示，凡能还原为体系的事物，往往不能与活用生命最深遂的内在要求并立。这要求含有精神与心的一切神秘，将这类观念用于具体性工作，亦即将其肉体化，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些指导观念没有明确的具体性，则将成为谎言。我们可以说，任何人－－意指过着最慎重生活的人，正如引起我们注意的人一样－－都能使这些指导观念肉体化，并在其过程中发现自己，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在自我之中或之外，使真理与爱的精神发扬光大。但，相反的命题仍然存在：每个人也都会用他所有的拒绝力来阻止这类精神的焕发，而使愚昧（引导世界与自我走向毁灭的愚昧）、不信任与内在分裂的状态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存有的秘密无论受到怎样的限制，都会发现一个领域，以生命将我们自己的活动与爱与真理的普遍目的结合起来。这样的领域如果不能存在，我们就不能对必需完成的工作有所贡献。在使自己相信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谬误与过失，其中最大的谬误就是否定这项工作的存在，或否定对这工作的要求，而闭锁于荒凉的自由意识中。 当然，对我这种企图连结哲学反省与实际智慧的要求，难免会有反对的论调出现，但我不愿就此多加评论。在这些反对论调中，最严重的当推下列的叙述：“有人企图引起我们对邻人感情及直接环境意识的注意。这企图，在本质上难道不是反动的？其结果难道不会扫去我们经由几世纪辛勤而获得的成果？你不仅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同时也在现代科技活动无限扩延的世界与由亲密意识导引而引起哲学反省的狭隘世界之间，树起毁灭的绝缘状态。你认为这种亲密意识常与你的存在意识结合，当然，你是否已明确承认，我不得而知。但，你岂非唆使教训与哲学家论说的人，固定于各类技术世界的某一层面？就像他们以怀疑、吝啬的方式利用这世界所提供的财富一样。如果贤者，在某种意义上，不愿进一步关心现代的技术世界，那他岂不是要对这世界负咎，而眼睁睁看着它陷于崩解的命运？” 但问题是否能用这类一般语句，或批评家擅长的极端想象语句来叙述，着实可疑。我曾指出，设走一种极端情况，并以之作为讨论根据是危险的轻率。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关心技术世界的并非哲学家、贤者。只有他们把自己视为奴隶时，这项工作才能完成。但我们必须指出由粗略思考引起的谬误，以及在想象中构成事实上并不存在之统一性的谬误。“技术世界”即这类空想统一的一例，“哲学”亦然。以权力立场与权力观点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划一”将意谓世界的毁灭。如果不受到语言的束缚，这类物质上的“划一”显然与精神意义中的唯一统一（即心与精神的统一）没有丝毫关连，即便对哲学家而言，这类事物，也是一种偶像。反省生活是人类活动的任何阶段都能够经过的现实存在。总之，我认为行政官与医生、法官并无不同，而现在一般人一谈到哲学家，立刻想到大多是大学中的哲学教授，这也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今日，哲学教授本身，已如我们上文讨论所述，早已遭受想象得到的最坏诱惑。例如，在巴塞尔大学，一位具有优秀知性的年轻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即一著例，在一次公开议席上，当我说及哲学家在今日世界中的任务时，他客气而有礼地批判我的意见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家“不应把行为方针是否适合时代”当作问题。但他不知道，如果哲学家中有人认为只能以这类绝对性立论，那么，他已完全丧失对具体问题提供适切贡献的资格。当要决定对一个政治问题采取某种立场时，没有人会像多数哲学教授那样，表现得如此愚拙，他们具有一种轻率的精神，我觉得亚伦（法国哲学家、作家、莫洛亚之师－－译注）早已清楚地看破这一点。这般哲学家与医生、建筑师等技术者不同，主要只与语言。观念接触，几乎不曾触及真正的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自我的幻想中翱翔天际，就像不知如何走路却蔑视步行的人一样，结果是忧郁的幻想症，我们的世界正如并未离开座椅却相信正在跳跃一样，制造出来的，其中已有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在本质上，是无法意识到自我的。这状态存在于用纯粹抽象观念来思索的人群中。最近，我曾到摩洛哥去旅行，我恐惧地观察到一些人已犯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罪恶，这些沉迷于意识形态里的人，已拒绝了现实，任意选择抽象概念，甚至主张用它来裁断与抽象概念不仅不能获得实际效果，而且内含无限混乱的可能。因此，我想用这篇论文开端的句子作为结论：只有不宽容、不懈怠地控诉抽象化精神，哲学家才能从人的本身当中拯救人，而尽了自己的责任。哲学家常被加以保守、反动或法西斯主义的头衔而遭受非难，但对他而言，这些究竟算什么？将这些责难投射到哲学家身上的是大众，是那般捧着大众神位的人。但，大众就是虚伪，哲学家应该自觉到将自我作为证人，以对抗大众，拥护普遍性。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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