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科学中的革命 作者: 科恩 第十九章 达尔文的革命 达尔文的革命是19世纪科学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宇宙观，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比自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得以再生以来任何其他科学的进步更伟大的变化”（迈尔1972，987）。达尔文的革命是人们通常所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学革命。人们通常列举的科学中的伟大革命，一般都与自然科学家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哥白尼、笛卡尔、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锐指出的，达尔文革命是给予人类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击的三次革命之——其他两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的革命。而且，达尔文革命与科学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为，就我所知，它是在对其理论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着它将产生一场革命这样一个正式宣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的革命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超出科学之外的内容，产生于人们所说的并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对于科学家们的反应来说，这也是事实，因为科学家同其他人一样，其看法要受到他们的哲学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见的强烈影响。所以，达尔文的一位批评家坚持认为，《物种起源》对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说，达尔文是从“原因是上帝的意志”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位批评家说，他能够“证明”上帝“代表着他的创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担心，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最终将使人类“受到一种可能使它变得野蛮和残忍的伤害”。他还担心，达尔文将使“人类败落到一个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严重的退化和堕落的境地，因为它的文字记载向我们表明了它的历史”。这些担心出现在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讲座教授写给达尔文（达尔文，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该信最后的署名是“您的忠实的老朋友”亚当·塞奇威克。这个颇具感情色彩的说法强调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告诫中的预言的事实。赫胥黎曾警告达尔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然你就要受到相当多的侮辱”。 达尔文对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11年之后，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他写就《物种起源》最后一稿时，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不仅宣告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也使为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采取的行动制度化。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阅读的杂志中有大量谈论政治革命、革命活动，甚至科学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尽管在英国有一些工业不稳定的迹象，但是，英国人并未感觉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革命经历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与1789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荣革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变革。所以，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以一种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态来认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学中的革命。在《物种起源》出版前几十年，达尔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变革的形象（详见&19．1），而且他在自己的书中有好几次明显谈到科学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处是在第10章，在此，达尔文称赞赖尔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第9章（1859，3O6）讨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时，达尔文写道，“在我们的古生物学思想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其中对他自己理论作了充分的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合理地预期任何突然的和辉煌的创新，这些创新将在任何学科的知识的特点上打上一个明显的和永久的印记”。他继续说，像“培根、牛顿、奥斯忒、惠斯通、戴维和达盖尔”这样的人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围环境和追求中引起某个重大的变化”。关于科学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着的同时代人）的这些评论，是对他的主要观点的一种注解：“已经过去的那一年，的确不是以任何那些惊人的发现——一它们同时使与之有关的科学部分革命化——为特色的”。这些评论或注解是格外重要的，因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学会中宣读了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初步报告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论文“论变种无限背离其原型的倾向”。 当宣读这些论文的时候，贝尔一直在主持会议。研究林奈学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贝尔显然不怎么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会议上关于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思想中的一场革命的开始”（盖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贝尔意识到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学正在为革命作准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关于自然史中一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贝尔以主席身份所作总结的一个直接回答。 达尔文革命的早期阶段 达尔文的进化论清楚地展示了从早期思想基础的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的发展阶段。达尔文在随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作环球旅行（1831—1836）期间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他对化石的研究以及对“现存的动物在形式上与已灭绝的物种有紧密联系这一自然法则的确认”；但是，如恩斯特·迈尔（1982，395）坚持认为的，“在1831年参加比格尔号环球旅行的达尔文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了”。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同上书，408－409；萨洛韦，1983），达尔文在刚开始环球旅行时并没有成为一个进化论者。他的这个转变发生在1837年，那时，他公开了他的第一个关于“物种的演变”的笔记。 达尔文是慢慢得出关于他的思想的结论的。1844年，他写出了一篇长达230页手写稿的论文（达尔文，1958），它包含着后来写就的《物种起源》的基本内容。因此，考虑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选择理论，而且在大约20年的时间末以任何形式公开他的思想，我们很难说达尔文在1837年变成了一个进化论者。简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非公开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论著中的革命的公开阶段是另一个15年之后的事情，那时（1858），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寄给他的论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独立见解。 从不公开的革命到公开的理论革命这个转变应当引起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达尔文投入到这个转变之中正是他写作1844年论文的时候。1844年7月5日，他写给妻子一封信，信中说，他“刚刚完成”了他的“物种理论”的“草稿”。他请求，万一他“突然死去”，她“花四百英镑让它出版”，同时专门指出，赖尔将是把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编辑（“如果他乐于承担的话”），而且，如果赖尔不能如愿的话，那么福布斯、亨斯罗、胡克和斯特里克兰都可以完成这一嘱托。达尔文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他们这些人“谁都不愿”接受这个嘱托的话，她要设法找到一个编辑，并且告诉她“如果找一个编辑有什么困难的话”，如何处置这部书稿。 正如人们都十分熟悉的，达尔文进化论最初是以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在华莱士寄给达尔文一篇请求转交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的论文之后，达尔文发现它是“异常美妙和有趣的”。实际上，这篇使达尔文感到震惊的论文包含着加文·德·比尔爵士所说（1965，148）的“对达尔文本人关于物种靠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的简洁的但却完美的表述”。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敬的本能就是隐瞒他自己的著作，发表华莱士的短文。但是，最后经过赖尔和植物学家约瑟夫瑚克——他们都是达尔文的朋友，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科学和真理的朋友——的劝说，他同意把华莱士写的论文，与达尔文未发表的1844年论文的摘要，连同达尔文1857年写给哈佛大学爱沙·葛雷的信的摘录，同时一起发表出来。其中包含着达尔文一直在写作的那部著作的“简短的大纲”。这些书信，连同华莱土的论文都在1858年7月1日伦敦的林奈学会的会议上被宣读，而且在同年8月20日的《林奈学会会报》上发表，发表时的标题为：“论物种形成变种的倾向，论变种和物种由于自然选择而永存。” 说到人们对这些新思想的承认，达尔文后来写道：“我们这次发表的联合论文，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我记得当时只有都柏林的霍顿教授，提出了唯一公开的意见；他断定说，这篇联合论文中的一切新观点都是虚假的，而一切正确的观点都是陈旧的“（1887，1；85）。（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林奈学会这次著名的会议。）胡克后来告诉弗朗西斯·达尔文（在1886年），他和赖尔“都曾经强调（就博物学家而言）应当充分注意这些论文以及它们对博物学家、历史学家等等的未来的影响”（1887，2：125-126）。他说，“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讨论”。那次会议之后，人们“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新的学说：“赖尔赞成，而且也许我也有几分赞同……而[林奈学会的]会员们则为此而慑服，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反对这一学说”。但是，后来成为林奈学会主席的乔治·边沁在读了达尔文一华莱士的论文后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撤销了后来准备列入那次会议日程的发言。在那篇发言中，他利用他对英国植物群的研究支持关于物种稳定性的思想”（达尔文，1887，2：294）。 这一段插曲说明了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就对达尔文进化论所作出的贡献而言，我们应当把多少功劳和荣誉记在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名下？把“达尔文革命”仅仅归功于达尔文一人是公平的吗？华莱士的论文，作为激励达尔文为了发表而迅速完成《物种起源》的一个可读版本的直接原因，肯定是头等重要的。而且，我同时认为，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对进化论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从对林奈学会发表的1858年论文的谨慎反应看，单单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的物种依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思想的发表，显然并没引起那场革命。正如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的，这场革命还有待争论，有待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是生物学中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门全新的科学（见斯克里温，1959）。发表的时间是1859年11月24日，而且整本书也即将出版。人们所盼望的第二个版本在大约一个半月后的1860年1月7日同读者见面。紧接着，第三版也问世了。在两年之内，一共售出了25000本。 有一位科学家在一份科学通报中的确使用了在林奈学会上宣读的论文。这位科学家就是坎农·亨利·贝克·特里斯特拉姆。他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和鸟类学家，一直从事撒哈拉大沙漠的云雀和鸣禽的研究。他特别为在这些云雀和鸣禽的色彩中以及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中所看到的“逐渐的”变异或演变打动。1858年，他向他的一位朋友——阿尔弗雷德·牛顿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阿尔弗雷德·牛顿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那时他刚刚结束对冰岛的鸟类考察归来。当A.牛顿回到家时，他发现有一期八月份的《林奈学会会报》，其中登载着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发表的论文。看到这些论文后，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马上认识到，关于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新的学说可以证明特里斯特拉姆的结论以及他所遇见的某些其他的变种。他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特里斯特拉姆。特里斯特拉姆在1859年10月的《鹗》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谈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给林亲学会的通报，并且解释了自然选择如何说明了鸟类有一种与它们所处环境的沙地和土壤相配的颜色，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捕食它们的动物的侵害，并且使它们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处在有利地位；而且，就鸟嘴的不同大小和形状而言，也是如此，它们因此可以使鸟类在它们要在其中采食蠕虫的不同种类的土壤中采集食物时更为有利。 特里斯特拉姆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对于1861年在牛津召开的“英国科学进步协会”的会议上著名的赫肯黎-威尔伯福斯论战作了非常有趣的评论。在这场论战中，人们一般认为毕晓普·塞缪尔·威尔伯福斯（“油嘴滑舌的萨姆’”）被赫胥黎羞辱和战败，而且被迫退出了他在思想上出丑的地方。然而，事实是，威尔伯福斯给当时在场的许多科学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科学家中包括特里斯特拉姆，他第一个在出版物中公开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转向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新的进化论。威尔伯福斯的论点使他确信，他当时变成了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也一直如此，尽管他的朋友A．牛顿曾多次试图使他重新转向这一理论。此外，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威尔伯福斯不仅完全没有为他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而且发表了经过扩充和订正的他在《每季评论》上的谈话。这篇论文后来又被骄傲地重印在两卷本的威尔伯福斯论文集中。（关于特里斯特拉姆和威尔伯福斯的情况，请参见科恩1984）。 最近我有机会重新阅读了威尔伯福斯的文章，之后我发现，虽然威尔伯福斯激烈地抨击了达尔文，但他也称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威尔伯福斯认为，应当归功于达尔文的在生物学思想中的主要创新是——一无论人们相信与否——自然选择的思想。当然，威尔伯福斯并不相信进化，而且因此他把自然选择解释为上帝择除不健全者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格外值得注意的，因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捍卫者之一——有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他从未完全接受其理论的这个特别的部分（见波尔顿，1896，第18章）。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达尔文本人所处时代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认为他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是革命性的。在《物种起源》发表前夕的11月21日，英国植物学家休伊特·C．沃森写信给达尔文说，自然选择“具有所有伟大的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晦涩不明之处，简化了错综复杂的环节，并且极大丰富了以前的知识”。而且，尽管他提醒达尔文“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限制或修改你目前对自然选择原则的运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扩展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最后他告诉达尔文，“你是本世纪（即使不是所有世纪的）自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者”。20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迈尔，迈克尔·鲁斯，D．R．奥尔德罗伊德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现在也一直认为，科学中的达尔文革命确曾发生，而且达尔文的理论自1859年以来对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长期的影响。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的历史，尤其是在过去2O年中生物学的发展，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达尔文的革命是非常容易地通过对这样一些革命的所有检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达尔文革命的性质 然而，达尔文的学说究竟有哪些革命特点呢？谁都知道，达尔文并非信奉进化的第一个人。实际上，历史学家似乎并不太情愿找出信奉一种一般进化论的达尔文的先驱，甚或那些早就考虑过自然选择思想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1859年以前对这些思想的表述并没有像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做的那样，根本改变科学的性质。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看来似乎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达尔文不只是提交了另一篇论文，或者说，他并不只是提出了对一个假说的另一个陈述（不管它表面看来有没有道理），而是经过认真推理和依据大量经观察或考察所取得的证据表明，物种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学说，是合乎逻辑的可靠的学说。其中，他把极其丰富的动植物繁殖者的经验汇集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这些人实行的是一种人工选择——从这里人们可以认识到，自然产生了一种“自然选择”。他还从动植物的地理分布中，从地质学史以及有关自然史的其他领域中引证了大量的证据。此外，达尔文以一种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陈述了在任何单一物种的个体中自然的几乎无限变异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与种群自然增长法则、与可利用的食物的相应增长的缺乏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对于他来说，还是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无法回避的结论是：生存斗争，它导致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后来，他也把这个过程称作“适者生存”。他在这里采用了——在A．R．华莱士的建议下——起始于赫伯特·斯宾塞的一个效果不好的使人遗憾的提法。 换句话说，达尔文并不只是重新阐述了关于进化发展的某些旧的一般思想，而是为更进一步的讨论和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具体论点。我们在他在相继的地质时代的化石记录中所发现的不同物种的沿革问题中找到例证。人们提出了大量的解释来证明这一现象。居维叶提出了一系列“革命”，和毁灭生命的灾变，认为此后是新的生命的诞生。查尔斯·赖尔则提出了一个似乎明显和合乎逻辑的解释，即在物种之中存在生存竞争，在这个斗争或竞争中，一些物种消失了，我们只能通过化石或地质记录认识它们。赖尔提出了恩斯特·迈尔（1972，984）所说的“一种微观灾变论”，一个“关于物种平稳地灭绝并且被新产生出的物种所取代的概念”。赖尔和居维叶之间就这个主题的看法上的主要差别在于，赖尔把“灾变分散成为与单个物种而不是整个动物群相关的事件”。达尔文将赖尔这个物种之间进行竞争的概念转变成为个体之间展开竞争的概念。 根据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确定的变异的事实，一个物种的个体成员的特点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一些变种相应于环境的性质更适合生存。在随后的生存斗争中，一些变种比其他变种更有利；例如，与背景调合的一种颜色也许有助保护某个物种不被某个捕食者在择食时发现，而且因此有利于生存，而一种与背景大不相同的颜色则很容易使它被发现和吃掉。达尔文在这些现象中看到，一个个体生存的机会依赖于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的变种（变异）。他把这个特定的有差别的生存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中最终的成功出现在那些其变种（变体）最适合环境，因而最有可能再生产出它们自己的种属的个体中间。这里对单一的个体的专注，以及“对有机界一切东西的特点的强调”，在恩斯特.迈尔（1982，46）看来，是认识和思考自然界的革命的新的方法的关键：“种群思考”。种群思想家“强调指出，在性方面进行着再生产的物种中的每一个个体与所有其他的个体都是根本不同的”。在研究生物学或自然史的这种新的方式中，不存在任何“理想的类型”，也没有基本同一的个体的任何“等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正是以“对每一个体的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认识”为基础的；恩斯特·迈尔认为，这个认识对于达尔文思想的发展来说是“革命性的”。 从赖尔的种间竞争概念到达尔文种内竞争概念的演变是对我曾经称作思想转变的创造性过程的一个基本说明（1980，第4章，尤其是该章第3节）。产生这个重大的革命越升的原因是达尔文偶然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我们非常感激桑德拉·赫伯特（1971；而且尤其参见吉塞林，1909）指出了马尔萨斯在使达尔文注意“对一个物种的个体的……可怕的修剪”——它“促使达尔文把他所知的物种层次上的斗争的知识运用到个体层次上的斗争中去”——一方面所起的特定作用。然后，达尔文认识到，“物种平面上的生存是进化的记录，而个体平面上的生存则是它的推进”。简而言之，赖尔“专注于物种层次上的竞争”显然使达尔文没有认识到“个体平面上的‘生存斗争’的进化的潜力”。因此。赫伯特断言，对于达尔文在1838年9月28日之后对自然界中的斗争的思想进行解释的可能性所取得的“新的理解”来说，应当把马尔萨斯“看作是贡献者而不是促动者”。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以三个要素为基础的——“个体的变异性，人口过剩趋向，在自然中起作用的选择基因”（同上，2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变作为达尔文创造性思想的一个阶段是多么关键。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明确马尔萨斯真正起到的作用，即它并不在于给达尔文所提出的假说增加另一个因素，也不在于给达尔文提供了一个人口增长的数学法则，而在于通过使达尔文“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然的竞争刺激——一弱肉强食，饥荒，自然灾害——正如它们在同一群体的成员的个体差异上所表现的那样”，从而引导达尔文把赖尔的概念转变成一个个体内部的斗争。这是向对单一种群的个体中间“生存斗争（迈尔坚持这一点，1977，324）的认识的“概念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向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种群思考”的决定性转变。 当然，对于充分理解达尔文的思想对马尔萨斯的感受性以及对导致种群思考（在其中有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竞争的原则，施韦贝尔在1977年，格鲁伯在1974年都对此作了揭示）的竞争的重要性的认识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达尔文本人的陈述：自然选择的概念产生自我的可以称之为人工选择——那些为再生产而可能选择表现出理想特征的个体的动植物繁殖者的长期实践——的一个转化。而且，有一种空幻的看法认为，一个上天注定的过程以一种有点像“选择”的方式清除了不容易适应环境者。 对达尔文学说的反应 有人抨击达尔文没有遵循据说是公认为有效的研究科学的方式的简单的规定的模式；从这些抨击中，可似清楚地看出达尔文思想的革命性质。为了弄清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科学思想规范，譬如说人们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中所看到的规范，人们只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就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论断性的，但仍然是因果律的。也就是说，虽然通过自然选择和各种其他相近的原则，达尔文进化论把一个原因归于目前的物种由自然选择产生的过程，但是，即使具备环境条件的话，这门科学也不能比较精确地预言进化的未来过程。换句话说，达尔文指出，甚至当“不可能对未来作出预言”时，一门科学也可以“对过去作令人满意的解释”（斯克里温1959，477）。 在对达尔文的公开抨击中，亚当·塞奇威克说，“达尔文的理论不是归纳的——不是以一系列公认的事实为基础的”（达尔文，1903，1：149页注），而且，达尔文的方法“也不是真正的培根式的方法”（达尔文，1887，2：299）。他写信给达尔文说：“你已经抛弃了……真正的归纳法”。但是，达尔文在他的《自传》（1887，1：83）中声明，他“应用真正的培根原理，而且丝毫不根据任何已经有的理论，极其广泛地去搜罗事实”。达尔文非常高兴地认识到“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在哲学上都是正确的”（1903，1：189）。亨利·福西特告诉他，根据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看法，达尔文的“推理，自始至终都是相当严格地依照严密的逻辑原则”。此外，密尔说，达尔文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是这一学科特有的唯一方法”。我们可以理解赫胥黎为什么对1860年7月《每季评论》中对达尔文的批评尤其感到不快了（达尔文，1887，2：183）。在《每季评论》上的那个批评中，“一位肤浅的冒牌的理工硕士”竟厚颜无耻地嘲笑达尔文“是一个‘愚蠢的’人，他竭力‘要把他完全不可靠的猜测和臆想的构架支撑住’，而且他‘对待自然的方式’要被视为‘对自然科学是完全耻辱的’而加以谴责和拒绝”。赫胥黎通过揭露那位批评者对古生物学的无知，以及完全缺乏比较解剖学的知识，而表明这个批评是不合格的；只泉在赫肯黎写了这些文字之后，他才发现那位批评者是他在牛津的宿敌——一毕晓普·威尔伯福斯（达尔文，1887，2：183）。 另一方面，达尔文的敬慕者则把他与牛顿和哥白尼相比——他们是过去的公认的伟大革命的发起者。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盾蒙说，达尔文极为幸运地活着看到他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和承认（1912，2，29），这与哈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哈维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欣然承认血液循环之前就去世了。T．H．赫胥黎对于“查尔斯·达尔文与伊萨克·牛顿和迈克尔·法拉第齐名”，并且像他们一样“提出了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和自然的阐释者的崇高理想”这一点毫不表示怀疑（达尔文，1887，2：179）。他还说，就像牛顿的名字“与万有引力理论”有着密切联系，达尔文的名字是同“关于栖息在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的起源的理论”分不开的。而且，《物种起源》一书是扩展自“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发表”以来产生的“自然知识领域”的“最有效的手段”（p．557）。A.R．华莱士（189，142）坚持认为，《物种起源》“不仅把达尔文的名字放在与牛顿同一个平面上，而且他的著作将永远被视为19世纪科学成就的伟大（即使不是极其伟大的）著作之一”。 甚至达尔文本人也在许多谈到接受或反对“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场合，把自己与牛顿相比（1903，2：305）。他极其谨慎和谦虚地坚持认为，他并不想说，自然选择无论如何都是与万有引力相当的。而且，他在自己的辩护中确实援引了这样一个事实：“牛顿不能揭示引力到底是什么”。达尔文（1887，2：290）还补充说，牛顿反对莱布尼茨并且说：“正是哲学领悟了一个钟表的运动，虽然你并不知道为什么重力往地面倾斜”。 达尔文革命的后期阶段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20年中，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有许多著名的杰出人物，但在法国普遍缺少支持者），大多数生物学家都逐渐改变原来的立场，转信物种进化学说。达尔文在1878年写道：“现在，在生物学家中间，对于进化论几乎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1887，3：236）。但是，人们对自然选择、达尔文关于人类的性选择和共同由来的思想，似乎并无多大兴趣（见迈尔，1982，第501及以下各页；鲁斯1979，8；尤其是鲍勒1983）。在我们刚引证过的那封信中，达尔文承认，“关于方法，诸如自然选择发挥了多大作用，外部条件起多大作用，或者是否存在某种神秘的、先天的完美趋向，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R．W．布尔克哈特说的（《科学》，N83，222：156），“达尔文在其所处时代的最热烈的拥护者——英国的T．H‘赫肯黎和德国的恩斯特·海克尔——对于进化的作用有着与达尔文不同的而巨彼此也互不相同的）理解”。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进化是否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过程中的小的变异的渐渐积累起来的影响而进行的，或者是否大的变异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产生于对遗传性的争论，这个问题在两个方面使选择复杂化了：是什么机制引起自然选择对其起作用的变异，而且变异又是如何传给后代的？到20世纪，孟德尔的遗传学把注意力从自然选择和小的变异转向大的变异、突变和不连续变异（参见爱伦，1978；普罗文，1971；鲁斯，1979）。此后，自然选择和达尔文学说开始衰落，这是朱利安·赫胥黎所说的“达尔文学说的黑暗”时期（1974，22ff．）。20世纪30年代，当我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历史的评价是明确的。有一本我们都曾读过的权威著作，即埃里克·诺登舍尔德的《生物学史》（英文第二版，1935））说，“正如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然选择理论“抬高到与牛顿确立的引力定律同样重要的自然规律的地位”是“极其不合理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476）。实际上，诺登舍尔德告诫他的读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在很久以前就被放弃了。达尔文所确定的其他事实也都仅仅具有次要的价值”。那么，我们以什么为根据才能“充分证明”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中达尔文的坟墓紧邻牛顿的坟墓呢？诺登舍尔德的答案是，假若我们不考虑他在科学中的地位而是“依照他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即他对语文学、哲学、历史观和人的一般生命观的影响——来“评判他”，那么，他可以享有这样一种荣誉。 但是，近几十年，自然选择又重新得到认可，并且出现了一种“进化论的综合”（关于这一点请参看迈尔和普罗文1980年的论述，尤其是迈尔的序言）。换言之，最初的达尔文革命衰弱了，因此出现了一场反对达尔文的反革命，这场反革命不是反对整个的进化论，只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的首要概念。恩斯特·迈尔根据“遗传学家与生物学家之间的概念差别”探讨了达尔文主义者或新达尔文主义者与他们的论敌之间的这个分歧，并且指出，这两个派别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生物学，我把它们叫做近因生物学和终因生物学”（迈尔和普罗文1980，9；迈尔，1961）。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构成近来进化论生物学——这是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共同活动的结果—一特点的“进化论的综合”，很可能就是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或者说是达尔文革命的第二阶段，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场变化了的达尔文革命。但是，人们不应当认为这场革命已经结束。入、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它又一次对简单的自然选择提出了挑战，并且根据“不时间断的平衡”作了说明（见爱尔德雷季和古尔德，1972；古尔德和爱尔德雷季，1977）。 达尔文革命在科学之外的影响 达尔文的思想在科学领域之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对于生物学或自然史的重要性。通过对小说的“进化”一直到社会的进化的研究，“进化”已扩‘展到人类思想或努力的各个方面，还有谁不熟识这～点呢？伍德罗·威尔逊在对《美国宪法》的卓越研究中指出，把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运用于这一学科是一个错误。他说，相反，应当通过进化来理解《宪法》：“政府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对于达尔文来说，它是可以解释的，而对于牛顿就不是这样”（1917，56）。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殊社会思想，它试图把社会学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而达尔文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曾经说这个联结是“愚蠢而荒谬的”（1887，3：237）。 当然，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进化论而言，真正使人们产生震动的是这一理论对《圣经》的字面解释所提出的挑战和怀疑。我并不认为，如果问题只是一个动植物的问题，甚或地球的年代问题，那么会有人如此强烈地臣对达尔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把人本身也包括进进化的范围和进化的过程之中，或者没有必要断言人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宗教信仰者也就不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过去（现在仍然）有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如此相信基督教圣经的字面解释，以致他们可能奋起进行武装反抗，甚至对地球的年代要比圣经中所计算的年代长这样一个假设提出质疑。而且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同一种原教旨主义信仰者，现正在美国的州议会和法院中进行努力，为将“神造论”与进化论相并列而确立教室中的“平等时间”原则。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是在一个句子中曾经暗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由此也将得到许多启示”，以图避开人的问题（1859，倒数第三段）。但是，达尔文的批评者自那时到现在一直强调进化论对我们自身的明显含义以及显然无法回避的结论：人类只是持久的进化过程的一个暂时的最终结果。的确，甚至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自然选择可以解释或说明历史中人类的发展，并且认为有必要祈求某个造物主的积极参与（见科特勒，1974）。这个问题是有案可查的。它在1864年第一次出现于《人类学评论》中一篇论“人”的文章中，后又见于《每季评论》（1869）中的一篇书评之中，在这篇书评中，华莱士评述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10版（1867－1868）和他的《地质学基础》第6版（1865）。他认为，仅仅自然选择永远也不可能产生出人的大脑，人类的语言器官和手等等。达尔文极度痛苦地在1869年3月给华莱士写信说，“但愿你还没有把你自己的和我的子孙如此斩尽杀绝”。在他自己的那一份《每季评论》中标出这段话时，在“不”字下面连画了三条线，并且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号。 达尔文革命大概是科学中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的效果和影响在许多不同的思想和信仰领域中都是相当深远的。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对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质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达尔文革命对世界产生了新的看法，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有系统的世界，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以一种进化的模式向前发展的。我们将会看到，卡尔·马克思甚至预见了技术和发明的进化史，在这个进化史中，达尔文用来说明动物器官的概念将被用来分析人类工具的发展。 新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否认任何宇宙目的论，并且认为进化并不是通向一个“更好的”或“更完美的”型式的过程，而是这样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具有最适合于它们环境的特殊条件的特点的个体得以繁殖和延续———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特殊的创造将不再有任何根据。任何“绝对的人类中心说”都将成为过去，因为“共同血统”的原则是对所有活着的生物（包括人）而提出来的。关于这些推断和结论，我们还必须补充说，达尔文的革命给任何关于宇宙或自然中的目的的论点敲响了丧钟，因为变异是一个偶然的和无定向的过程。在生命科学中，实现了从比较陈旧的生物学概念向新的人口思维的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变。而且，除了这些新的方面外，达尔文还开始了方法的创新，引入了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在这理论中，预测的作用是与经典的牛顿的模式不同的。 所有这些含义并不是立刻展现出来的，但是，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如此必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致引起了直接的激烈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一种科学理论的预言和发表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中引起如此直接的激烈的争论——这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的真正革命的特点的一个标志。对于这种理论的阐释、评论和抨击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在现时代其他科学创造者之中，只有一人是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他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一事实向人们表明了弗洛伊德早期把他自己思想的未来影响与达尔文思想所曾产生的作用相比时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见下面第24章）。关于进化论及其意义的历史的、哲学的甚至科学的争论，在达尔文去世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影响着严肃的思想家们的思想，这一点使我们更进一涉确信达尔文学说的非凡的生命力以及他的进化论的深远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