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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人与商业 作者: 姜奇平 >3、为何亿万富翁年轻得来不及结婚 最近《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篇《最富有者中的最年轻者》，介绍美国冒出的又一位少年亿万富翁Chris Klaus。这再一次引起我们对IT业内屡屡出现的一个奇特景观的注意：这个领域的天才，成功得如此之早，以致他们登上财富之巅时，往往年轻得还来不及结婚。 这是为什么？ 历史的记录 记得上一次“全美最有结婚价值的单身汉”评选，当选的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24岁的网景公司合伙创始人Marc Andreessen。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在纽约股市第一次上市，以28．5元开盘，以58．5美元收盘。当时华尔街是这样评论的：“通用汽车公司花了43年时间才达到27亿市值，Netscape只花了一分钟。”对这种巨大的成就，Andreessen带着单身汉特有的满不在乎，回忆他成为亿万富翁的那一天：“头天我工作得很晚，睡到11点才起床，打开电脑一查股票行情，哦……接着回去又睡觉了。” 杨致远是另一个例子。他靠着雅虎成为亿万富翁时，也只有27岁。从怀有嫉意的美国评论中，可以感到雅虎的成就：“让我们来比较雅虎和某些更值得尊敬的媒体公司，雅虎的市场能力上周超过了90亿美元。而例如，纽约时报公司，市场能力是76亿美元，它还拥有美国三个发行量最高的日报，加上波士顿环球报，以及象高尔夫文摘这样的杂志，八个电视台，两个广播电台，一个广泛的在线服务及其它。……。拥有华尔街日报的道琼斯公司只值44亿美元，拥有新闻周刊和六个电视台及其它好生意的华盛顿邮报公司去年利润为2.81亿美元，但市场能力只有49亿美元”。 盖茨更是人们熟悉的例子。盖茨传纪里曾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位新来的女秘书到盖茨的办公室报到，盖茨不在，这位女秘书被告知，微软的这位董事长从不喜欢别人动他的电脑。然而，刚过了没有一会儿，当这位女秘书有事再次进入盖茨的办公室时，她惊恐地发现，一个大男孩正在随便摆弄盖茨的电脑。于是她慌忙去报告：有个小孩在乱动董事长的电脑，人们告诉她：那个所谓“小孩”就是盖茨本人。 如果由此上溯到1975年，当时创办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只有19岁。当他24岁时公司上市时，股票价值达到了近18亿美元，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 除了体育和表演艺术以外，在经济这一行里，找不到一个领域，可以象IT产业这样，反复地让“少年选手”成为领袖和大师。 Chris Klaus与黑客 Chris Klaus是互联网安全系统公司（ISS）的创办人，是进入今年ASAP 100的最年轻的一位亿万富翁，拥有1.87亿财富。 对ISS，业内行家不应感到陌生。今年6月13日，ISS曾带着他独特的网络安全监控工具系列产品首次在京亮相，同时还宣布与太极联合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 有人这样描绘ISS：“曾经是高明的黑客，转而研究黑客，研制出更高明的检测黑客入侵的系统漏洞产品是ISS公司创业者的经历”。 ISS公司据说至今仍与美国社会上的“黑客”有着广泛联系，“黑客”向ISS公司透露他们新的攻击方法，ISS公司则向美国政府汇报“黑客”的动向，同时ISS公司根据协议将他们的研究情况通报有关公司，促使其系统安全的改进。据了解，ISS公司还与其它系统安全公司有密切合作，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美国网络紧急事务响应小组以及以色列的RSA公司等。 1992年的时候，Chris Klaus产品的原始版本“互联网安全扫瞄仪”还是以共享软件的形式出现的。由于一家意大利公司出1000美元买他的代码，使Klaus意识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他花钱为ISS买了商业许可证，然后退了学，搬去与他的祖母Jean住在一起。 marvels Noonan是Klaus的重要合作者，他回忆第一次偶然见到Klaus时的情景：“我为一个会议做演示，发现一个头发里净是沙子的小孩子……”。也许是借助Klaus开发共享软件时的牛仔气，ISS的软件打了一个好底子。在这个基础上，ISS公司的努力得到了风险投资家的青睐，终于走上坦途。 问起Klaus成功后将来有何花钱的打算，他孩子气地说：“也许我要到佛罗里达回家去看一看。”坐头等舱吗？“不，我坐飞机二等舱。” 什么样的文化因素促使少年成为英雄 《孤独的狂欢》的作者吴伯凡曾把黑客比作“技术牛仔”，认为数字时代的美国精神就是黑客精神，也就是“技术牛仔”的精神。他认为，黑客与士兵都好战斗与冒险，但士兵只是指挥官的工具，士兵对别人负责；而黑客在“战斗”中既是指挥官，又是士兵，他为自己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IT业中年轻的亿万富翁，也是一种“技术牛仔”，只是他们并不一定是黑客。当然，并不排除他们曾经作过黑客或与黑客有密切的联系，如ISS创业者一般。 他们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年轻。“技术牛仔”几乎全是青少年，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大多在20岁左右，还有更小的。 其次他们敢于挑战传统。例如，他们中有许多（Chris Klaus就是其中一个），并不太接受传统的教育制度的安排，名牌大学上到一半，也敢退掉。 第三他们的主要成就大多在非专业的领域获得，是自我成就的结果。 这一切，使得他们具有挑战权威的条件。他们年轻气盛，无所畏惧；他们打破了传统，树立了自己的规则；更要命的是，他们打破了规则以后，往往还不知道这些规则曾存在过——因为他们跟本不是“专业的”。 如果他们生活在四平八稳的工业时代，也许他们并没有机会，因为这种叛逆性，并不是管理者的特征。但问题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一个多变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领导者，而领导者与管理者最大的不同，是领导者要根据形势变化确定新的方向。而正确把握了方向的领导者，也就被称作“英雄”。这种差异，正是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差异。 朗登.温热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中说：“今天，信息时代和赛柏空间的狂热支持者们常常极力强调我们面临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环境，它要求社会的迅速转化。”少年正是所有人中最适应环境转化的人群。所以少年适应网络社会应是毫不奇怪的。曾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问我，中国会不会出现盖茨或杨致远这样的少年英雄？ 我想了一想说，从智力这个角度说，中国不缺乏象盖茨或杨致远这样高智商的人。从客观条件上说，中国缺的是一大批被盖茨们赚钱的人：中国上网用户是117.5万人，而美国是6000万人。如果条件倒过来，盖茨们去赚117.5万低收入人的钱，而我们去赚6000万高收入人的钱，那么在中国生产盖茨或杨致远，可能就象路边爆玉米花：“噗！”——一下可以出来一大堆。 现在想起来，还应加一个条件，这就是主体方面的条件。如果我们的文化，造就的主体，只是一大批“士兵”型的人才，而没有指挥家的头脑，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去创造“技术牛仔”的成就。 我认为吴伯凡有段话非常精彩，正好可以说明财富与少年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抄在这里：“儿童和少年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候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少年精神的时代。要知道‘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就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保持这种少年精神（少年气或牛仔气）。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成人气甚至老人气，那么在赛柏空间和数字时代里只能是充满焦虑、无所适从的落魄者，只能沦为信息和财产（在数字时代，些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上的穷人。” 因此，当我们问“为何亿万富翁年轻得来不及结婚”时，我们实际是在问，哪一种文化造就的人，将获得这个时代的财富？答案部分地在于：在变革时代，最能适应快节奏变化的人，最能获得财富。而信息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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