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序

⁽¹⁾1543年9月，彼特奥斯把一部《天体运行论》送给列蒂加斯的朋友阿齐耳斯·裴明·盖塞尔（Achilles Pirmin Gasser，1505—1577年），这本书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在该书第一帖的第二页上，盖塞尔写道，哥白尼序言是“1542年6月在普鲁士的佛罗蒙波克撰写的”（Z，第451页）。这大概是彼特奥斯或列蒂加斯告诉盖塞尔的。无论是谁说的都应认为，当列蒂加斯于1541年秋季离开佛罗蒙波克返回威吞堡大学再任数学教授时，他随身携带的《天体运行论》手稿并不包含这篇序言（因为它这时还未写成）。后来在1542年5月1日，即第一学期末尾，列蒂加斯离开威吞堡大学赴纽伦堡，而彼特奥斯在该处开始排印《天体运行论》。是否在该时和该处已经拟订计划，由哥白尼写这一篇序言，把《天体运行论》献给当时在位的教皇？要是情况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序言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在1542年6月撰写序言后，如果哥白尼把它直接寄往纽伦堡，则它应遭到与彼特奥斯用以印刷N的那份手稿的同样命运。该份印刷稿与序言的底稿一起，会全部消失了。在另一方面，保存下来的《天体运行论》手稿，是哥白尼撰写序言前大约九个月列蒂加斯离开佛罗蒙波克时留下的那一份。因为哥白尼手稿中表示大量增删的迂回曲折的符号容易把排字工人弄糊涂，列蒂加斯需要为彼特奥斯的印刷厂提供一份整洁的稿件。

伽利略对这些复杂的情节（如果上面的说明为正确的）毫无所知，他只晓得《天体运行论》的前两个印刷版本（1543和1566年）。在伽利略的时代还没有发现，从哥白尼所写的信件和旁注中找到了什么。在作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推断后，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致克利斯金娜大公爵夫人的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中，他谈到哥白尼“已经遵循最高主教的命令从事他的艰巨事业，……把他的书奉献给保罗三世”。当然并没有一位最高主教指令哥白尼撰写《天体运行论》，而哥白尼也不需要最高主教或任何别人来命令他创作他为此献出终生的著作。

伽利略的勇敢的支持者托马索·康潘涅拉（Tommaso Campanella）以异教徒的罪名被判终生监禁，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监狱里服刑时写了《为伽利略辩护》（Defense of Galileo，法兰克福，1622年）一书。康潘涅拉误入歧途更甚于伽利略，他说“哥白尼把书献给教皇保罗三世，……教皇赞许了它”，并“允许该书付印”。实际上，身陷囹圄的康潘涅拉对于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在佛罗蒙波克和纽伦堡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比在牢房外面的伽利略（和巴耳蒂）更少。严峻的历史事实是，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保罗三世预先获悉哥白尼有出版《天体运行论》并把此书献给他的意愿，此外教皇对《天体运行论》及其奉献只是漠然视之。可是由于缺乏依据，许多作者仍然以各种令人迷惘的方法，不加鉴别地重复巴耳蒂、伽利略和康潘涅拉的违反历史事实的论述。

(2)这封信的译文见第一卷第十一章。收信人喜帕恰斯并非与之同名的公元前二世纪的伟大天文学家，并且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毫无关系。

(3)舍恩贝格给哥白尼的信见前面。哥白尼说舍恩贝格“在各门学科中都享有盛名”，似乎是对这位主教的客套恭维，而非公正评价。舍恩贝格的一点少得可怜的学术著作目录见贾克斯·奎蒂佛（Jacques Quétif）和贾克斯·埃恰尔德（Jacques Echard）所著Scriptoresordinispraedicatorum，巴黎，1719—1723年版，103—104页（纽约，1959年重印）。

(4)吉兹（1480—1550年）从1504年起与哥白尼同为牧师会成员，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于1537年9月22日成为捷耳蒙诺[德文名为库耳蒙（Kulm）]的主教。在哥白尼的敦促下，他于1525年在克拉科夫出版了一部辩论著作（共出两版）。这本书显示出他的神学知识。在哥白尼逝世六年之后，吉兹于1549年5月20日成为法尔米亚的主教。

(5)罗马作家贺拉斯（Horace）在其《诗歌的技巧》（Art of Poetry）一书中（388—389行）劝告初露头角的作者不要在作品刚写成就立即出版，而是把它放到“第九个年头”。哥白尼采取这个酝酿成熟时期的四倍，有时被人误解为他花费了整整三十六年来撰写《天体运行论》。按这种算法，他是在1507年（或1506年）就开始（按另一种说法，或者甚至是结束）写作这本书。实际上，在1508年以前他不曾有过地动宇宙观的念头（3CT，第339页），而在此之后至少几年他才开始写《天体运行论》。哥白尼说到1542年6月这部著作已度过其第四个九年，他的意思是在1515年前某个时候他已开始撰写。

(6)哥白尼在此处没有提到列蒂加斯，近年来被认作一椿“丑闻”或“对列蒂加斯的背叛”。但是列蒂加斯自己并不埋怨哥白尼轻视他，也没有感到或表示出对他的老师的任何不满。与此相反，列蒂加斯后来公开宣称哥白尼“从未受到足够的赞扬”，并且坦率地说他“随时都爱护、尊重和崇敬哥白尼，不仅把他认作一位老师，还把他看成一个父亲”。他的生父已被当作男巫而斩首。列蒂加斯是一个新教徒和威吞堡大学数学教授，也是富有斗争性的反教皇的马丁·路德异教派智囊团的一员。他很了解，在一篇献给教皇保罗三世并称颂卡普亚红衣主教与捷耳蒙诺主教的序言中，他的名字最好不出现。

虽然关于列蒂加斯对N的反应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但我们知道他立即给吉兹送去两部书还有一封信，不幸的是该信已经遗失。然而我们确有吉兹给列蒂加斯的复信，该信是他于1543年7月26日在他的位于卢巴瓦（Lubawa）的捷耳蒙诺主教府写的。因为这个文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在将它翻译如下。

我在克拉科夫参加[波兰的西季斯蒙德·奥古斯塔斯（Sigis-mund Augustus）王子与奥地利的伊莉沙白女公爵的]皇家婚礼之后返回卢巴瓦时，收到你寄来的我们的朋友哥白尼刚出版的两本著作。在到达普鲁士之后，我才听到他的死讯。失去了这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和我们的弟兄，我感到悲痛。只有阅读他的这部使他永生的书，我才能抑制自己的哀思。然而一翻开这本书，我就察觉出一种坏的信念，这用你的正确说法是彼特奥斯的恶劣行径。这引起我的义愤，比我原有的悲伤更为强烈。对于这种在良好信念的掩饰下的如此不光彩行为，谁能不感到愤慨呢？

可是我还不能断定，这种不良行为是否应由依赖别人劳动的这位印刷商，还是由某一个心怀嫉妒的人来负责。如果这本书博得盛誉，他就必须放弃原来的信仰。也许是担心出现这一情况，他就乘[印刷商]职权之便来冲淡原著中的信念。然而，为了不使这个受别人欺骗而走入歧途的人逍遥法外，我已致函纽伦堡市政府，说明了恢复作者的原意我认为应当怎样办。现在我随信寄去该函的一份抄件，以便使你能决定这件事根据已经出现的情况应如何办理。我认为谁也不比你更适宜和更迫切地想与该市政府一同处理此事。在这出戏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正是你，因此现在对恢复被歪曲的情节来说你的作用会比作者更大。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热情地恳求你极度认真地办理它。如果前面几页要重印，我认为你应加上一个简短的说明，它还可以洗涤在已散发的书本中诡计所留下的污点。

我希望看到在前言中有你写的很精彩的作者传记。我曾经读过一次。我认为在你的叙述中所缺少的只是他的逝世。他的死亡是由脑溢血和接着在5月24日出现的右身瘫痪所引起的。在这之前很多天，他的记忆和思维活动已经丧失了。他直到去世之日，在最后一息才看见自己的著作。

在他死之前散发已出版的著作，这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年份是对的，而出版者并未标明印刷完毕的日期。我还希望加进你的小册子，你在这个作品中捍卫了与圣经对立的地动学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充实该书的篇幅，并回答你的老师在他的序言中没有来得及向你提出的要求。我认为这一疏忽并非由于他对你的不尊重，而是某一种冷漠和不关心所造成的（他对一切非科学性的事情都不留意），当他体力日趋衰竭时，情况尤为如此。我并非不知道，他对你积极而热情地帮助他，经常予以高度评价。

对于你寄给我的书，我对馈赠者深为感激。这两本书会经常提醒我，不仅要纪念我随时尊重的作者，还应想到你。正如你己经表明在他的工作中你是他的一位得力助手，现在你也用自己的努力和关心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就无法欣赏这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你的热忱对我们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这已并非秘密。请告诉我这本书已否寄给教皇。如果还没有这样做，我愿为死者尽此义务。再见。（拉丁文原文载PⅡ，419—421页）

列蒂加斯应当欣然采纳吉兹的建议，把他对彼特奥斯的控告呈交纽伦堡市政府。然后该机构把这一控告转给彼特奥斯，他向市政府提出初步答复。在1543年的市政府档案中，该所秘书赫罗尼马斯·邦加尔特勒（HieronymusBaumgartner）记录了8月29日星期三的下列决议：

约翰尼斯·彼特奥斯对主教信函的答复，致普鲁士捷耳蒙诺主教蒂德曼（Tiedemann）[吉兹]。彼特奥斯复信中的尖锐措词应予删除并改为温和词句。附带谈到：根据彼特奥斯的答复，不应就此事处分他（MK，第403页）。

不幸的是，彼特奥斯的初步答复以及市政府致吉兹的正式复函都没有保留下来。

然而，彼特奥斯自我辩解的主要内容可从迈克耳·梅斯特林（Michael Mästlin，1550—1631年）所藏的一卷N的前言部份第二页顶部所写的一个注释得知。梅斯特林是土宾根（Tübingen）大学天文学教授。人类要深深地感谢他，因为是他使伟大的约翰尼斯·开普勒接受了哥白尼学说。梅斯特林的那本N书现存于瑞士夏佛豪森（Schaffhausen）市立图书馆。梅斯特林的视力之好是罕见的。他用自己的小字体写道：

关于[奥西安德尔所写的]这篇前言，我，迈克耳·梅斯特林，从菲利普·阿皮安（Philip Apian）的书（这是我向他的遗孀借来的）中某处找到下列手写的词句。尽管书写人没有留名，然而我从字形容易认出，这是菲利普·阿皮安的手迹。于是我猜想，这些话是他从某个地方抄来的，其目的无疑是要保存它们。“由于这篇前言，莱比锡的教授和哥白尼的学生乔治·贾奇姆·列蒂加斯，卷入了一场与印刷商[彼特奥斯]的十分激烈的争执。后者宣称，前言是与书中其余部份一齐交给他的。然而列蒂加斯猜想，它是奥西安德尔塞进该书前面部份去的。他声明，如果列蒂加斯知道这是事实，他就要把这家伙痛打一顿，让他以后只管自己的事，而再也不敢冒犯天文学家了。”可是阿皮安告诉我，奥西安德尔向他公开承认，是他把这篇[前言]作为自己的看法放进书里去的（Z，第453页）。

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奥西安德尔向菲利普·阿皮安（1531—1589）公开承认这一点的确切时间。后者住在英郭斯塔德（Ingolstadt），他的父亲彼德·阿皮安（Peter Apian）是当地大学的数学教授。奥西安德尔由于宗教原因于1548年11月18日被迫离开纽伦堡另觅职位。这时他可能去过英郭斯塔德南面五十英里处的大学校，他年轻时曾在该校学习。如果情况如此，菲利普·阿皮安也许听见过奥西安德尔于1548年11月在英郭斯塔德发表的关于前言的声明。

奥西安德尔的招供后来如何流传，这较为确切。梅斯特林于1568年12月3日考入土宾根大学，而菲利普·阿皮安于1570年3月1日成为该校数学教授。梅斯特林于1570年7月6日买了一本N书。应当是在此时或以后不久，阿皮安向梅斯特林再次读到，奥西安德尔承认把他的前言插入N中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偷偷摸摸干的。于是在纽伦堡市政府把吉兹的控告交给印刷商并要求他答复时，彼特奥特才首次发现前言并非哥白尼，而是别人写的。

因为市政府同意彼特奥斯的解释，即奥西安德尔的花招欺骗了他，并决定把整个事件搁置起来，所以吉兹关于修订《天体运行论》前言部份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于是列蒂加斯的哥白尼传以及他关于新天文学与《圣经》可以和谐并存的论述，都没有印出来（并且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他的姓名被排斥于《天体运行论》之外，而如果没有他的干预这本书很可能不会出版。

在另一方面，在彼特奥斯与奥西安德尔之间真诚的工作关系继续存在。这表现在《天体运行论》问世两年后出版了嘉丹诺的《大衍术》一书。此书献给编者奥西安德尔，并由彼特奥斯承印。

(7)关于哥白尼对“回归年”的定义及其与“恒星年”的区别，见Ⅲ，1。

(8)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所采用的宇宙学单元为绕同一中心——即静居于宇宙中央的地球——运转的同心圆球。已经发现用这一同心原则不能说明一切已知的天体现象，因而对某些现象的解释需要认为一些天球的中心不在地球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即认为天体在本轮上运转，而本轮的中心绕同心的或偏心的均轮运行。使用偏心圆和本轮的天文学体系，于基督纪元二世纪时在克劳迪阿斯·托勒密所著《天文学大成》（Syntaxis，误称为Almagest）一书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天文学大成》的希腊文本（以后简称为PS）于1538年在巴塞耳首次出版。列蒂加斯在1539后把该版书一册送给哥白尼，但这为时已晚，不能对《天体运行论》的编写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四分之一世纪中哥白尼使用过PS的两种拉丁文译本。

(9)“均匀运动的基本原理”要求一个旋转的圆周，在相等时间内扫过从圆周本身中心计量的相等弧段。托勒密对这一原理的说法为（PS，Ⅲ，3），“行星的一切向东运动…按其本质而言都是均匀的和圆形的。这即是说，设想引起行星旋转的直线或行星的圆形轨道，在一切情况下都在相等时间内均匀地扫出从各圆中心计量的相等角度”。然后在PS，Ⅸ，2中，托勒密阐述为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把五颗行星一切观测到的非均匀性…都认作由完全均匀和圆周运动所引起的”。须知只有这种均匀圆周运动才能“与神圣的[天体]性质相容，而天体远非无秩序和不规则的”。托勒密宣称，对均匀圆周运动的任何偏离都是无秩序的、不规则的并且是与天体及天球运动的性质不相合的。在此之后，他接着在PS，Ⅸ，5中引入了恰好是这样的一种偏离：“对偏心圆的中心而言，本轮在相同时间内在均匀向东运动中扫过相同角度。本轮的自身中心不应在这样的偏心圆上…本轮中心在符合下列条件的圆周上运转：（甲）与产生近点角的偏心圆相等，但（乙）并非统相同的中心”。本轮中心与偏心圆中心的距离固定不变，但是本轮中心在偏心圆中心所成角度，在相等时间内并不相等。这与“均匀运动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哥白尼在这里用此点来反驳”那些提出偏心圆的人”。

(10)正如哥白尼在前面回顾贺拉斯对有志作家的忠告（见注释⁽⁵⁾）那样，他在此模仿《诗歌的艺术》前五行。

(11)哥白尼把宇宙看作一部世界机器（machina mundi）的概念，与他坚持对均匀运动原理的绝对信奉有关。如果一个机械圈或轮在作旋转运动，并且（按天文学家的传统观念）这个运动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则圈或轮应当绕自身的中心均匀转动。因此，均匀圆周运动是一种机械上的需要。任何一部平稳运转的机器，首先是平稳运转的世界机器，在赞赏者看来是很漂亮的。但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观点并不完全是美学的。在这条注释之后要引用西塞罗关于世界机器的几句话。对这位罗马哲学家在《神的本性》（Nature of the Gods）Ⅰ、10中的这段话，哥白尼也许已经熟知。在这本书中一位演讲者回顾说“柏拉图不承认有任何图形比圆球更美”。“可是在我看来，圆柱体、立方体、圆锥体或棱锥体都更为可爱”。审美观念可以改变。但是如果规定一个在地面上或在天文学家的苍穹中的机械轮，以均匀速率不绕其自身的中心而绕别的中心旋转，则它不会像哥白尼对苍穹所相信的那样长久旋转。因此，他的世界机器只能绝对均匀地运转。

(12)“按古希腊哲学家及博物学家狄奥佛拉斯塔（Theophrastus，公元前371？——公元前287年？）所述，西拉求斯城的赫塞塔斯相信苍穹、太阳、月亮、恒星——简言之，一切天体——都静止不动，并认为在宇宙中只有地球在运动。由于地球以最大的速率绕轴旋转，我们所看见的现象就和苍穹在运动而地球静止一样”[西泽罗，《学术问题》（Academic Questions），Ⅱ，39，123]。哥白尼在佛罗蒙波克牧师会图书馆中可以找到包括西泽罗《学术问题》的手稿（ZGAE，5∶377，n.56）。哥白尼在西泽罗的书中找到上面的一段话，并把它摘抄下来。

(13)见《哲学家的见解》（Opinions of the philosophers），Ⅲ，13。在哥白尼的时代认为这部著作为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尔赫（公元46？—120？年）所写，但现在已知这是误解。因为哥白尼所引用的为伪普鲁塔尔赫的原文，按理他使用的应为希腊文本。

虽然哥白尼的天文学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很少有相似之处，由于他摘录伪普鲁塔尔赫所引用的毕氏信徒费罗劳斯和埃克范图斯的话，这使一些肤浅的读者和作者认为他的体系为毕氏体系。后来这种误解加深了，这是在1616年3月5日，罗马天主教庭颁布禁书目录的红衣主教会议，在处理一批书籍的法令中宣布，《天体运行论》若不修订便暂订发售。对这本书的判决措词如下：

上述神圣红衣主教会议指出，毕达哥拉斯之大地在动而太阳不动学说纯属谬论，并全然违反圣经。尼古拉·哥白尼在其所著《天体运行论》中竟宣扬此种学说…使之广泛流传并为许多人所接受…因此，为使此种有损教庭真理之邪说不致继续传播，红衣主教会议决定上述尼古拉·哥白尼之《天体运行论》一书…若不改正则不应允其发行。

在1620年宣布下列告诫（Monitum）：对尼古拉·哥白尼著作之读者以及对该作用之改正的告诫。

颂布禁书目录之神圣红衣主教会议的长老们，确定著名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论述宇宙运转的著作应予完全禁锢。这是因为该作者所明确承认的有关地球位置和运动的原则与圣经及其真实的教庭铨释相悖（对一个基督教徒而言，此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并且他确认这不是一种假设，而是实在的真理。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著作也包含许多对教会十分有用的内容，红衣主教会议一致决定，哥白尼已经付印的著作应准予发行，红衣主教会议赐予特许，可是应按追加的订正要求，将作者对地球的位置和运动的讨论（不作为假设而是直接的叙述）的各段予以改正。如果上述各段修改如下，并在哥白尼的序言中预先说明这一更正，则今后各版可准予发行。

“哥白尼书中应予修改之段落”将在适当场合指出。

对《天体运行论》的谴责出现于《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两次官方修订之间的时期内，而最后的目录是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于1596年授权颁布的。在克莱门特目录的一份复印件（罗马，1624年）之后，附有该目录问世后所颁布的关于禁书的一切法令。包括1616年的中止法令与1620年的改正法令。红衣主教会议的秘书佛兰西斯·马格道伦·卡皮费鲁斯（Franciscus Mag-dalenus Capiferreus）于1632年在罗马宣布了被禁作者的名单，其中有哥白尼的名字。后来在1664年由官方再次修订的目录中，即奉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之命颁布的禁书目录中，他也再度列入。该目录重印了中止法令与改正法令。《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超过两个世纪，在此期间该书没有出版。第三版是于1617年在中止法令颁布前出版的，而在1835年公布的禁书目录中这本书不再列入，于是在此之后出了第四版。《天体运行论》第三版（阿姆斯特丹，1617年）的书名为Astronomica instaurata，后面用符号A代表，而第四版（华沙，1854年）以后称为W。

(14)哥白尼用拉丁文引用这一谚语，然而它在任何古典罗马作家的作品中都未出现过。它首先由埃拉斯马斯（Erasmus）译为拉丁文。埃拉斯马斯在阿里斯托凡尼斯（Aristophanes）的著作中找到这条谚语，并把它编入他的Chili-ades adagiorum（威尼斯，1508年），而在该书中它为第2629条。没有证据表明，哥白尼熟悉埃拉斯马斯的第一手谚语汇编。但是他的朋友吉兹与埃拉斯马斯有通信联系。后者于1526—1527年发表了一本批驳马丁·路德的小册子，作为抵御他的谩骂的盾牌手（Hyperaspistes）。埃拉斯马斯的标题的第一个字Hy-Peraspistes，被他的崇拜者吉兹采用。吉兹在他支持哥白尼学说与圣经可以相容的论文的题目中，也用了这个字。吉兹的（已经失传的）著作Hyperaspisticon引用了埃拉斯马斯对哥白尼的“十分赞许的”评判。如果没有吉兹的引用，这一评判会无人知晓。在哥白尼和埃拉斯马斯（或者和这位荷兰学者的谚语集）之间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吉兹提供了最可能的渠道，通过它哥白尼才知道阿里斯托凡尼斯谚语由埃拉斯马斯所作的拉丁译文。

(15)由颁布禁书目录的红衣主教会议提出的第一项修改要求，是删掉从此段开始至“天文学是为天文学家写成的”这句名言（即从Si fortasse至hinos-tri labores）之间的内容。

(16)为了进一步说明，如果理解得正确的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与圣经完全相合，列蒂加斯用这一思路写了一篇短文。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见注6），按吉兹主教的判断，列蒂加斯“完全正确地阐明地动学说与圣经并无矛盾”。但是和吉兹的非常狠毒的人（Hyperaspisticon）情况相似，列蒂加斯使哥白尼学说与圣经协调一致的努力也未能逃脱教会反改革势力的魔爪。

(17)见拉克坦歇斯（Lactantius）所著《神学院》（Divine Institutes），Ⅲ，24。

(18)当第五届拉特兰会议（1512—1517年）尚在举行之际，教皇里奥十世宣布他已经“和最伟大的神学及天文学专家磋商过”，他“劝告并鼓励他们考虑如何补救并适当修正”已经陷入紊乱状态的历法。教皇补充说道，专家们“有的写信，有的口头上告诉我，他们已经认真思考了我的指令。”但是这些书面或口头讨论都没有产生适当的改历，于是里奥十世发出广泛的呼吁。例如在1514年7月21日，他在给神圣罗马皇帝的信件中，吁请他“对于在你的帝国管辖下所有的神学家和天文学家，你应当命令其中每一位声誉卓著的人来参加这次神圣的拉特兰会议…但若有人由于某种合法原因不能赴会，请陛下指令他们…把精心撰写的意见书寄给我”。三天之后，他把一份印好的类似通知发给其他政府首脑和各大学校长。在1515年6月1日和1516年7月8日，又重复了这一普遍请求。佛桑布朗的主教，即密德耳堡（Middelburg）的保罗（1445—1553年），发表了致里奥十世的报告，内容为教皇倡议改正流行历书的缺陷所取得的结果。在名为《第二次历法改正补充材料》（Secundum compendium correctionis calendarii，罗马，1516年）的报告中，密德耳堡主教把哥白尼列入提书面建议的名单中，而不是在赴“不朽城”（即罗马）的旅行者之列。不幸的是，哥白尼所写的材料已经无法找到。但是现存资料否定了伽利略所说的“当里奥十世主持的拉特兰会议着手修正教会历时，哥白尼应召由德国最偏僻地区去罗马参加改历工作”。由于伽利略的崇高威望，这一错误说法经常重复出现。还有与他有关的错误，即认为1582年的格雷果里历是“在哥白尼学说的指导下修订的”，情况也如此。

(19)巴耳蒂错误地设想，在1516年前后密德耳堡的保罗给哥白尼写信（信件已遗失）之前，他们两人已经彼此熟悉。在谈到哥白尼于1496年到达意大利时，巴耳蒂作出未经证实的断语，即“在此情况下，他和当时在意大利活跃的所有的知识份子，包括密德耳堡的保罗，都很友好并相互熟悉。那时保罗是在乌尔宾诺（Urbino）的吉多（Guido）一世公爵手下任职”。然而绝对没有证据表明，哥白尼曾在乌尔宾诺久住过，或者从1496年至1503年在意大利时他曾遇见过密德耳堡的保罗。如果不是正式地和生硬地引用“当时主持改历事务的佛桑布朗地区最杰出的保罗主教”，能否认为哥白尼在此表明密德耳堡的保罗已经成为他的朋友？这与哥白尼对“捷耳蒙诺地区的主教”、“挚爱我的蒂德曼·吉兹”的提法，真是完全不一样啊！

巴耳蒂在他所著《数学编年史》（Cronica de'matematica,乌尔宾诺，1707年）中还有一个生动的假想。他把一篇论述占星术士之星的文章说成是马林尼斯（Malines）的亨利·贝特（Henry Bate）写的。可是根据亚历山大·伯肯迈耶（他的博士论文是对贝特的研究）的考证，贝特从未写过这篇文章[见《哥白尼研究（Studia Copernicana），Ⅰ，110]。

(20)正如哥白尼把舍恩贝格红衣主教说成是“在各门学科中都享有盛名”一样，他称颂保罗三世为一位有学识的天文学家，也是一句客套的奉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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