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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作者: 王小东 >第四章 文化：最易做灵活解释的断层线 冷战结束之后，原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断层线大部分消失了当然并未完全消失）。于是，人们马上又开始寻找新的主导21世纪的世界格局的断层线。结果，最先被“找到”并鼓噪得最响的竟是“文化”或“文明”的断层线。 什么是“文化”或“文明”呢？这些词汇是极为常用的，人们对它们都有大致的感觉，如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谁都能感觉到确实有些不同。但要给“文化”或“文明”下个确切的定义却是极为困难的。学究们据说搞出了几百种，我们没有必要去一一探索。有一个非常不准确的定义我认为恰恰是比较合适的：“文化” ，是一个人一切后天获得的特性。打个比方说，中国人的头发是黑的，德国人的头发是黄的，这不是文化，这是种族，但男人留短发，女人留长发，或中国男人过去梳长辫子，德国男人过去梳小辫子，这就是“文化”了。用“比特”或“原子”的隐喻来说，就是种族是人在“原子”方面的特性（这个问题有争论，有些人认为种族本身就是文化标签，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谈到过，但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种族在“原子”方面的成分比较大），而文化则是人在“比特”方面的特性。这就有些奇怪了，高度信息化的21世纪照理说应该在“比特”方面是高度融合的：计算机网络将大大促进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的思想交流，在这种完全消除了距离和隔阂的大规模交流中，不要说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就连语言都会趋同。怎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文明”或“文化”的断层线反而会那么重要呢？ 然而，这至少是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且是极有影响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以他的观点为中心，作一个案例分析，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文化”断层线的意义。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亨廷顿在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据《外交事务》的编辑们说，自1940年代乔治·凯南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遏制共产主义的"X"文章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篇其他文章引起过如此大规模的讨论。亨廷顿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并于1996年将《文明的冲突》扩展成为一部367页的同名的厚书(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 为什么文明会发生冲突呢？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差异才是人类的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如共产党人可以转变成民主主义者，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可以变成富人，但是，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成不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却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亨廷顿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行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他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特别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联手的可能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封面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亨廷顿对于世界大格局的认识：封面右上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中国太极图；新月与太极图紧紧挨着。 亨廷顿根据其理论构想的21世纪文明冲突场景 根据上述“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推演出一幅什么样的21世纪的“文明冲突”场景呢？亨廷顿自己为我们推演了一个。这绝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往往可以从一个理论所能推演出的结果去判断其正确与否及其价值。下面就是亨廷顿的场景。 2010年（还有13年了，我们多半都看得见），美军撤出了已经统一了的韩国，并大大减少了在日本的驻军。台湾与大陆达成了妥协：台湾保持事实上的独立，但公开承认北京的宗主权，并在中国支持下按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加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的石油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是由中国，但也有一些越南控制的地区由美国公司开发。由于投射力量的能力加强，中国宣布它将控制整个它过去一直声称领有主权的海域。在中越两国的军舰之间爆发了战斗。中国入侵越南。越南要求美国的帮助。中国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片慌乱。美国宣称它不能接受中国对于越南的征服，呼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并派出了它所剩无几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南中国海。中国谴责这一行动侵犯了其领海并对战斗群进行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斡旋停火的努力失败，战斗蔓延到东亚其他地方。日本禁止美国使用其在日本的基地对中国作战。美国无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宣布中立并且封锁了美军基地。中国的潜艇和从台湾和大陆起飞的飞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军舰及其他设施。同时，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河内并占领大部分越南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有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双方默认的僵持开始了，并且没有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使用这些武器。双方都对于核攻击有恐惧，但美国社会更强烈。许多美国人开始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冒这种危险？中国控制不控制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在美国南部西班牙裔占优势的各州反战情绪尤其强烈，当地人民和政府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想援引在1812年战争中新英格兰的模式退出战争。在中国巩固了它在东亚的初步胜利之后，美国舆论开始认为，打败中国所需的代价太大，还是谈判结束战争为好。 同时，战争对于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了中国被困在东亚的机会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进攻。在开始阶段，印度得手了，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同盟启动了。伊朗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游击队从两面夹击印度军队。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向阿拉伯国家求援——印度以伊朗称霸西南亚的危险恐吓它们——但中国反抗美国的初步胜利在伊斯兰世界激发了大规模的反西方运动。在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亲西方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倒台，由于看到西方软弱可欺，阿拉伯世界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而大量裁减了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阻止。 中国和美国都力图获取其他重要国家的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开始慌慌忙忙地要搭中国“便车”了，它从原来的纯粹中立转向了亲中国的“积极中立”，然后又屈从于中国而成为交战国。日本军队占领了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美军紧急撤出日本。美国宣布封锁日本，美日两国军舰不时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初期，中国提出与俄罗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中国的成功对于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与日本正好相反。莫斯科对于中国主宰东亚的前景十分恐惧。当俄罗斯采取反对中国的立场并开始加强它在西伯利亚的驻军时，西伯利亚的大量中国定居者开始骚乱。中国于是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崴、黑龙江流域，及东西伯利亚的其他战略要地。俄中两国军队在中西伯利亚爆发战斗，原来受中国控制的蒙古出现暴动。 对于交战各方来说，控制和获得石油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日本因此而更倒向中国以确保其来自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的石油供应。在战争中，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落入伊斯兰好战分子之手，波斯湾流向西方的石油已经是星星点点了，而西方越来越依赖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供应。这使得西方加强了把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将其控制扩展到在其南边的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极力争取欧洲盟国的全力支持。但它们除了给予外交和经济支持外，却不想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和伊朗却害怕西方国家最终会聚集在美国的旗帜下。因此，它们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秘密部署了可以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并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卷进来。就像中国对其它国家的威吓除了日本之外产生的都是恰恰相反的效果，这次也是一样。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这些部署，北约理事会宣布导弹必须立即撤走。在北约采取行动之前，塞尔维亚，希望重新确立它在历史上作为反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保卫者的地位，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进来，二者占领并瓜分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且开始它们1990年代未能完成的种族清洗事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想帮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的入侵。同时，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从阿尔及利亚发射，在马赛爆炸，于是北约对北非的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 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为一方，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为另一方，开始了一场全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核武器，双方的精疲力竭可能会导向谈判停火，但这样做解决不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个选择是西方通过常规力量打败中国。由于中日结盟，美国海军无法从海岸线对中国的人口中心和工业区发动进攻。西方可以选择从西面打进中国。俄中之间的战争使得北约欢迎俄罗斯加入北约，并在俄罗斯反击中国对于西伯利亚的入侵和控制穆斯林石油和天燃气方面予以合作，同时鼓励西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起来造中国的反，最后部署西方和俄罗斯部队从西伯利亚打过长城，打到北京，满洲里和汉族心脏地带。 无论这次全球文明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相互核毁灭，谈判停火，或是最后俄罗斯和西方军队进军***广场——其更广泛的、长期的后果必然是主要参加国在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大大滑落。作为后果，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现在又从西方向东方回归的权力，将开始从北方转向南方。最大的文明之间的战争的得利者将是那些没有参战的文明。由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被毁坏了，路就为印度让了出来。它也参了战，但如果它可以逃脱毁灭，现在它就可以按照印度教的原则重新塑造世界了。很多美国公众会把美国受害的责任归咎于盎格鲁－萨克逊精英集团的狭隘的西方取向，西班牙裔领导人将上台执政——并由于未参战而繁荣起来的拉美国家许诺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进一步加强了地位。另一方面，非洲却不能为重建欧洲提供什么帮助，反而涌出大批人群去吞食残存的东西。在亚洲，如果中国、日本、韩国被战争毁坏了，权力也将向南转移，转到印度尼西亚手中，它保持了中立，现在将变成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治理东从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达越南的事务。而这预兆着未来与印度和恢复了元气的中国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世界的政治中心都将向南移。 这就是亨廷顿设想的21世纪文明冲突的场景。对于上述场景你怎么看？可信吗？ 我认为是难以置信的。战争是因争夺实际利益的原因引发的，但在战争中，似乎每个国家都犯了“文化狂热症”，竟然按“文明”的断层线结起盟来。在这一场景中，最离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的力量——我倒真希望中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有了这力量可以不打仗，可以去干点别的；第二点是中日结盟——我看这种可能性只能出现在西方人发明了具有种族识别能力的生物武器，要把黄种人一块灭绝的时候（在目前，美国的国际战略思想界的主流是重新武装日本，以遏制中国，日本也是表示完全效忠于美国，但从亨廷顿的思想中还是可以看出西方人心底深处认为日本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下这个场景的主要脉络乃至各个细节。这是因为，第一，这个场景极为完整地推演了在文明断层线起主要作用时21世纪可能出现的冲突场景，我认为文明断层线绝对没有这种决定性地位，但它可能确实有一定地位，要把它和前面叙述过的其他种类的断层线叠加起来，才能看出21世纪世界地图的真正全貌，因此，这个场景可以作为几张应该叠加起来看的透明胶片中的一张；第二，这个看法在西方是有市场的，再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时，我们必须对于西方人怎么看这个世界有所了解。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假设与基本逻辑都是错误的。“文明冲突”只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委婉语。 还存在儒教文明吗？ 在亨廷顿的世界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儒教文明，以及其核心国家——中国。然而，中国还是一个儒教国家吗？这一基本点本身是大可怀疑的。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整个社会对于儒教进行了全面的谴责，有时甚至是极不公道的诋毁，直至60年代还有“文化大革命”，80代还有“文化热”对于儒教的全面攻击。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崇拜西方文明，有时甚至把西方文明美化到了超过它实际所具有的一切优点的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时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这一思想流派，有时是推崇西方文明中的那一思想流派，但都是西方文明中的一部分。有人会说：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是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大泛滥。这种说法曾十分流行。然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符号系统，如果你把它的主要符号系统摧毁了，它的实质内容也就剩不下多少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的摧毁是不留余力的，甚至连文物古迹，文章字画这样的文明残片都不许留下来，你怎么能说“文化大革命”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那里主导呢？这种说法竟然能够为许多中国人接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中国儒教文明是早已被毁灭得干干净净了，因为你可以如此不公正地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儒教文化头上，却没有多少人哪怕只是出于一种不公正感，或是至少出于对逻辑的尊重而予以反驳，更不用说哪还有几个卫道士了。在今天的中国，恰恰是把什么错处都归到中国传统文化头上，什么优点都归到西方文化头上。 以符号角度说是这样，从实际社会生活中说又何尝不是这样。据亨廷顿理解，儒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就是把集体的价值置于个人之上。我想请问各位中国读者，有多少人真正从心里认为集体的价值在你自己个人之上？儒教文化还极其重视孝道，这是其最重要的伦理观念，现在，即使在农村地区，我们也很难看到对于长辈的服从和孝顺，我们不断听到的是老人受欺负、无人赡养的消息。当代的中国文化可以是任何东西，就是不可能是儒教文化。 在制造“儒教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神话中，亚洲人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 亚洲的政治家们出于为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辩护，制造了所谓“亚洲价值观”的神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由于发泄挫折感的冲动，制造了所谓“中国文化”使中国专制落后的神话，只有少部分“新儒家”是真心地相信儒家思想，但是听他们的人极少，政治家有时支持他们也只是为了利用利用他们而已。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看，他们自己确实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感召力的思想。 当然，历史上属于儒教文化圈的族群还是有一些区别于其它文化的特点的，如比较勤俭，比较重视教育，家庭对于子女管得比较多等等。但仅仅这些是绝对不足以构成人们对于这一文明的认同感的，更不用说为此而与其他文明“冲突”了。 实际上，至少是曾经作为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中国，是拼命地向西方学习，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学习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方的一切，在多数情况下甚至达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亨廷顿对于儒教文明，对于中国的现状了解并不多，他却知道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的说法，并以此证明文化的不可更改性。然而，“中体西用”自“五四”起就被不断地批判。有些中国学者提出在中国应该搞“西体中用”，其实，“西体中用”也只不过是个幌子，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希望的是“西体西用”——当他们听亨廷顿教授说他们的“中国文化”根子就像他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改不了，没救了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沮丧啊！ 实际上，仅从文化的角度说，儒教文明已经成为历史。所谓“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的种种说法，不是另有含义，就是欺人之谈。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儒教文明圈的文化特性将迅速地消融于西方文明之中。因为这一文化圈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没有保卫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热忱，也没有抵抗西方文化侵蚀的意愿，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一样（你只要看看这三个国家满街染黄头发的姑娘就知道了）。如果说，东亚文明圈的人们会与西方人发生什么冲突，那只会是利益的或种族的冲突，而决不可能是什么“文明的冲突”。 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儒教文化的语言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我对那些还没学会几句英语，就声称自己用中文表达不好自己的意思了的“假洋鬼子”十分不以为然。然而，自从我“上网”之后，每天看的英文确实要比中文多好几倍，如果我今年只有十几岁，那么，几十年下来，我可能确实不会说中国话了。 当然，儒教文明作为不久之前还是世界上的一种主要文化，它留下了大量的哲学思想、文学典籍、艺术、建筑、音乐等遗产，在未来，这些东西也许会成为全新的文明的种子，但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儒教文明已经产生不出具有独特性的哲学思想，甚至产生不出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具有一种活的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了。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只能越来越模糊，而究其内容，则是越来越西方化。 那么，为什么亨廷顿等一群西方人却不愿承认这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似乎是“一片大好形式”的趋势，却非要把儒教文明推出去呢？等我们讨论完伊斯兰文明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伊斯兰文明可能是唯一较大的例外 其实，自十八世纪以来，整个世界从文化角度看就是在不断地西方化，但伊斯兰世界可能是唯一较大的例外。直至1970年代止，伊斯兰世界也是在不断地西方化：无论是埃及、伊朗还是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在其国内是西方化的代表而不是伊斯兰的代表）都是全力西方化。然而，以伊朗革命为代表，在197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了反对西方的思想和行动风暴。其背后的原因应由比我更有资格的专家们去探讨，我所知道的是，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伊斯兰才是能够感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们，为之献身的较大的文明，也唯有伊斯兰才具有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哲学思想、价值观。无论是好是坏，儒教文明是绝对不具备这种精神力量的，因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同，它从来不具备神性的感召力，从来就是一种极为世俗的文明，因此，它与今日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式大众文化一拍即合，迅速丧失了自己的特性——无论你认为它是好是坏，事实就是如此。 伊斯兰是十分具有神性感召力的文明，但在科技主宰一切，“知识就是力量”的今天，它恰恰由于不够世俗、由于与科技相隔膜，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它的力量不仅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甚至与历史上属于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各国相比，也是相对弱的。具有如此丰富的石油资源的沙特阿拉伯，在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表上，竟然排在菲律宾、中国和蒙古等国之后。 信息时代也许将赋予伊斯兰文明以科技的巨大力量，然而与此同时，它会不会又因此而丧失了其神性感召力呢？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也可能被信息时代更远地甩到后面。 所谓的“文明冲突”实际上是种族矛盾 亨廷顿按照传统文明的断层线来描画今日的世界地图。按照这种画法，文明的断层线实际上与种族断层线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古代相对隔绝的人群——特别是欧洲与东亚民族在地理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之间，文化的断层线与种族的断层线都是这同一隔绝——既是“原子”的又是“比特”的——的体现。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席卷了整个地球，从文化——即“比特”——的角度看，整个世界都在趋向于同一文明，即西方文明（当然，其他文明也或多或少地带入了自己的特性），这已经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些西方人又突然开始谈论西方文化的“独特性”，谈论其他文化不可能融入西方文化，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在谈论的是种族断层线，而不是文化断层线——因为这种断层线事实上已经十分模糊，未来的信息社会更是将迅速而彻底地抹去它们。然而，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种族主义成了一种为全世界的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符号，因此，要谈种族断层线，要鼓吹种族之间的互相隔离，最好是谈论与种族断层线高度重合的古代文明断层线。 那么，为什么又要谈论种族的断层线呢？这一方面可能与最为根本的动物的生物学内驱力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于其他种族越来越强烈的分享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的要求的忧虑。西方人在过去几百年中独占了这个星球上的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其他种族，特别是东亚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方面使得这些非白人种族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些非白人种族越来越有力量索取这些资源。 这一种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科技发展能大多在程度上解决自然资源的问题。有不少西方人对于东亚的高速经济发展是欢欣鼓舞的，他们认为这是对西方十分有利的事：东亚的经济发展带动西方的经济发展，提高西方人的生活水平。这一判断背后的一个前提是，东亚的经济发展不会对世界自然资源造成过大的压力，特别是信息技术——这显然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对于自然资源所需不多，而伴随的其他高科技发展更将解决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问题。我曾经就“中国能够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这一问题请教过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他说，“中国的迅速的经济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过去十几年中，西方经济普遍处于衰退状态，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缓解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到约翰·奈思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欢呼。在高科技产业界，多半也是一片乐观情绪，不大会去考虑资源短缺引起的种族矛盾等。 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于其他种族从外部和内部（亨廷顿的方案是在西方世界外部划清地盘，西方国家抱成团，不允许其他种族——他的词汇是“文明”——跨进来，在内部则决不允许搞文化多元主义，要搞文化“清党”，以抑制非白人移民有可能从内部进行的破坏）对白种人所独占的资源提出分享要求及对白种人的压倒性霸权提出挑战的可能性十分忧虑。西方人在他们主宰世界的最近几百年中，对于其他种族或文明的态度大致有以下几次变化：最初他们是对其他种族采取以武力灭绝的态度——这在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得最明显；后来是认为西方文化是普适文化，希望其他种族在文化上皈依西方，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已经成功了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最近，而且仍为许多西方人所信奉；但在最近十几年中，西方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于非白种人分享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如移民实际上就是对于土地资源的分享——的前景十分忧虑，他们不再要求，甚至拒绝非白种人皈依西方文化，他们的口号是：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适的，并不比你们的好，我们不要你们加入，你们离我们远一点，呆在你们自己那儿——我们不是还给你们剩了点资源吗？亨廷顿，还有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最近它在法国得到了极大的公众支持）等都是这种态度的代表。 种族的断层线确实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展望21世纪的国际体系时，也认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应该是欧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他强烈地反对那些主要是在高科技和商业领域的美国人主张美国“面向亚洲”的观点。与亨廷顿所描绘的那个“文明之间的战争”的场景有所不同的是，基辛格极其排斥俄罗斯，这大概是冷战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在亨廷顿更具有种族主义——或者是“文明冲突”——色彩的场景中，俄罗斯则是西方的一个盟国。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时代，即使是从赤裸裸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任何道义，仅从种族或“文明”的断层线的角度考虑，制订外交政策，也是十分不明智的。美国的《新闻周刊》1996年12月9日发表的Bill Powell的文章“新秩序的冲突”(The Clashof a New Order)，对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评论道：“为什么美国要更强调它与欧洲的联系，而不是它在迅猛发展的亚洲的利益？是的，亚洲的市场是难啃的核桃；是的，他们确实在文化上与‘我们’有很大不同。然而，美国的利益仍旧要求我们参与亚洲事务，至少应该不低于参与欧洲事务的水平。事实上，我们沿着让亨廷顿如此之担忧的衰退方向滑下去的最可靠的路线，就是让美国人的文化舒适感来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发号施令。我们千万别这样。”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 从利益的角度考虑，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存在资源的短缺和争夺，则世界不大可能沿着“文明”乃至国家的断层线去作无谓的“冲突”；如果存在资源的短缺和争夺呢？单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断层线应该画在什么地方呢？我在《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很可能按以下三条标准划线。 1已经发达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这种军事超强），会被划进圈内。首先，排斥已经发达的国家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很高的代价，其次，已经发达的国家虽然分享财富、占用资源较多，但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不易产生突增的额外压力。因此，保持现状是较容易，也是可取的。 2发展潜力不大的国家不用被排斥。不排斥，它们也不会有多少能力通过经济竞争来分享财富。 3现在尚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庞大的国家将是首要排斥的对象——这一条实际上是前两条的推论。恰恰是这些国家有可能出现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无限增长的前提下将是带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在有限增长的前提下却会带来陡增的经济环境压力。 我们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亨廷顿的那个“文明战争”的场景，就会发现亨廷顿的阵线大致是符合这几条标准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也许还应包括整个华人经济圈，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因此，中国，包括台湾，将是“文明战争”的“首恶”，而根本不管“儒教文明”是否还真地存在。在亨廷顿的场景中，日本被划出西方圈子而归入中国阵营，虽然不符合上述标准，这大概是亨廷顿——也代表一部分美国人——的生物学内驱力在作怪了，但亨廷顿在《未来的冲突》一书的其他部分及其他文章中对日本是网开一面的。对于黑非洲，亨廷顿认为只有在大国打得两败俱伤时它才有可能去"preyon"欧洲，否则也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亨廷顿在该书的另一处还提到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极其反感、惧怕，对于非洲的非阿拉伯人却并不惧怕也不反感，这恐怕是因为黑非洲是符合我提出的上述第二条标准的。只有伊斯兰不完全符合上述的从利益出发的标准。 无论如何，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在许多地方既与种族断层线、又与利益断层线重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最易做灵活解释的断层线。 信息社会与新型的文明断层线 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展开的整个构想是十分不合信息社会的时宜的。它之所以获得了这么大的影响，乃是因为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在一定程度上与种族的或利益的断层线相重合，而就当代世界的政治术语环境而言，讲“种族”是应该避讳的，讲“利益”又太俗气，讲“文明”就高雅多了。但如果我们真想去理解21世纪的断层线，我们最好是从利益、种族，或者国家，乃至智商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信息社会将在很大程度上抹去或改画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 在信息时代，全人类跨地区、跨文化的大规模频繁交流的一个结果，必然是抹去历史上大的文明断层线——只有对于伊斯兰文明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其他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则很难保留下来。也许有人会提出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的崛起，但民族主义的崛起往往并不是为了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特性，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族群利益。它有时也会打起“文化”或“文明”的旗号，然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往往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旗号甚至连作为手段都不屑一顾，90年代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则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手段还值得利用。据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专家介绍，即使是伊斯兰世界，在50、60年代，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也是强调现代化而不是强调伊斯兰文化，如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皆是如此。在其民族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中存在着相当的紧张。即使是极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你也很难说他们的行为纯粹是出于宗教或文化的原因，而没有政治、经济、利益、种族、战败的屈辱感等种种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大的线条说，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之中，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的断层线将变得模糊而暗淡。就其内容而言，这个现代文明的主要色彩是西方的，但其他文明也将其一部分特性带入了这个统一的文明。从更细的线条说，信息时代却为许多原来已经式微了的文化、宗教，如佛教等，以及新的宗教流派、哲学思想等开辟了新的空间。著名的《牛津基督教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有一节就题为“大分化的到来”，并预测：“极端激进主义者（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极端激进派）的信仰在下个世纪将可能更像是佛教，而不是传统的基督教。” 信息社会将打破原有的大的宗教或文化、哲学流派对于思想传播的垄断，大大促进弱的、小的宗教或文化、哲学流派的思想扩散。信息空间所能容纳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思想流派的数量将大大超过以往。其结果是将在21世纪的世界地图上，伸展出大量的、但是细小的宗教、文化断层线，这些断层线将穿越种族、国界等各种边界，当然也将穿越历史上的文明断层线。这才是21世纪的信息社会的“文明”地图。在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文明”冲突呢？我们现在还很难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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