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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作者: 王小东 第三部分 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构 讲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主与专制等问题时，人们总是喜欢从意识形态，从价值观等角度去讨论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人，更是喜欢从所谓“文化”、“东西方文化”等角度去讨论问题。其实，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第三章结尾处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主与专制等是由技术决定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观念的反作用。 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给我们的社会在结构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众人看法不一。一种看法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的分权化、多元化。喜欢这种趋势的人说，信息技术将带给人类更多的自由，更少的限制；不喜欢的人则说，信息技术带来的将是无政府状态。另一种看法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的集权化，一元化。喜欢这种趋势的人说，信息技术将带给人类更多的秩序，更少的混乱；不喜欢的人则说，信息技术带来的将是绝对的专制，不用说，广泛地存在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恰恰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确实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我们考察一下信息空间里的各股力量，就会发觉，朝向分权的力量与朝向集权的力量都因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武装而变得极为强大了。它们的平衡方式将决定人类未来社会的结构。可以想见的是，如同在任何极为复杂的系统中一样，一边倒的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还是可以乐观的。 第九章 黑客：信息空间的制衡力量 中国迄今尚未完全进入信息社会，对于信息技术的了解、使用和依赖的程度都不像发达国家那么深。因此，人们很少会感觉到信息空间的特有产物，黑客的重要性。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黑客”这个名词，听说过的也只是觉得这是些神神秘秘的人。然而，在信息空间中，黑客是一股真正重要的力量。我们在前面讨论战略信息战时已经谈到过黑客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不仅仅在信息战中，黑客将在信息时代的整个社会结构中起重要的制衡作用。 “老大哥”的前景 《时代》周刊1996年4月8日刊载的HelenGibson的一篇报道“躲在角落的窥视者”(VoyeurontheCorner)称：在伦敦的地下铁道中，装备了14000架以上照相机，监视着过往的旅客；在伦敦的金融区也装备了1300架，大多数为银行、企业所有，也有一部分属于警察，监视着过往车辆、行人，每一辆车里的司机和前排座上的乘客都照得清清楚楚。中央政府在1996年计划花两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再购买10000架照相机装置在中心地区。一个好事之徒巴瑞·戈尔丁把从保安公司、零售商和市政府那里买来的录像带编辑成了一部45分钟的“窥视录像带”，名为《当场抓获》。录像带中有男女躲在办公室的文件柜内偷情的镜头，也有武装抢劫的场面，你能看到毒品贩子在砸一辆汽车，也能看到一个女人在她自己的卧室里脱衣服。最绝的是里面有戴安娜王妃和一个朋友在伦敦的一家商店里喝咖啡闲聊时，隐蔽的保安摄像机从她上面照进内胸、从下面照进大腿的一段录像——这是演员演的，但事情是绝对真实、丝毫不差的，用演员演只不过是因为原片被没收了。 信息技术将给权威当局提供空前的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打击犯罪是十分有效的：英国伦敦中心地区的犯罪案件在安装了十六架摄像机后下降了26％，在一个百货商场安装的摄像机帮助破获了一起谋杀被诱拐儿童的案件。然而，这种到处安装隐蔽摄像机的场景总是让人想起奥威尔那部著名的小说《1984年》来。事实上，《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开头的：“老大哥(bigbrother)在大不列颠监视着你，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的电子眼在更近的距离上监视着你，以防止犯罪的名义。” 然而，比起信息技术在不远的将来所能提供的监控能力，英国现在的这些摄像机只不过是小打小闹。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你在一天24小时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你发出的任何一封信、打出的任何一个电话、写下的任何一个字都会在权威当局那里留下记录。更为关键的是，未来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巨大处理能力，能够把有关于你的每一个比特，都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甚至能够把它们与你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这种能力将是十分可怕的。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还感觉到有些属于自己的个人隐私，感觉到一些自主性，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能够收集有关我们自己个人事务的所有信息，或者说，即使收集到了也无法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如此大量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最多可以对极少数的几个重点对象进行分析）。在一个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分析的社会中，犯罪很可能是没了，但个人自由也完全没有了。这样的“超净”社会值得羡慕吗？我相信，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宁愿忍受犯罪活动的侵扰，也不愿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因此对于这种控制力量必须进行制衡。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权威当局的权力当然是一个途径，但更可靠更有力的途径是用技术的手段进行制衡，使得全面监控技术在实际上不可行。我认为，这种打破绝对专制的技术可行性的制衡力量很可能就是黑客——当然还有通过立法途径的制衡手段，这我们会在后面谈到。 信息时代的侠客 什么是“黑客”？黑客是英文"hacker"的音译。我手头的一本英语字典对于"hacker"的动词原形"hack"是这样解释的：hack:gainunauthorizedaccesstothecontentsofacomputerizedstoragesysytem,egadatabase（黑客行为：未经授权便进入一个计算机的存储系统，如数据库）；对于"hacker"本身是这样解释的，hacker:personwhosehobbyisprogrammingorusingcomputers（黑客：嗜好编程或使用计算机的人）。就其英文原义来看，是比较中性的，虽然有“未经授权”等不合法的含义。中文译成“黑客”贬义比英文原义似乎略重，但大致恰当，而有些书翻译成“计算机窃贼”就十分不恰当了。 用什么来比喻黑客最合适呢？我想，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极为贴切的概念来比喻黑客，这就是“侠”。黑客就是信息空间中的“侠”，因而不妨译成“信息侠”。在古代社会中“侠以武犯禁”，他们凭自己的武艺自行其是，独来独往，不受体制的束缚。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体制的监控能力加强，“侠”似乎消失了，至少是少了。然而，新的信息技术，似乎又提供了体制外的活动空间：黑客们凭自己的智慧犯禁，各行其是，独来独往。侠客与罪犯不能完全等同，他们虽然与罪犯同属“犯禁”者，但在侠客中不乏慷慨仗义之士，他们也杀人越货、抢掠钱财，但往往也劫富济贫、仗义疏财。黑客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第五章介绍过某些黑客进行的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但这只是黑客活动的一部分。在多数情况下，黑客们并不在意钱财：他们有时破坏权威当局的计算机系统是为了表示对当局一些专制政策的不满或抗议，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空军等网页的破坏，有时是开开玩笑，如他们常常诈骗别人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开心，但并不真的窃取钱财。他们有时还帮助堵住一些软件的安全漏洞：1997年初，一群德国汉堡的黑客在国家电视台表演了如何使用"ActiveX"控制器（微软公司的环球蛛网浏览器“探索者”用来进行多媒体操作的一类小程序）在无需提供身份识别号码的情况下，把钱从一个银行帐户搬到另一个帐户上去。用这种方法当然是可以盗窃钱财的，但这些黑客没有用它干坏事，却是公布了出来，以引起人们的警惕（要一劳永逸地从技术上堵住这些漏洞不可能的，人们只能提高警惕而已）。 黑客们常常干一些让权威当局哭笑不得的事。1995年4月的俄克拉亥马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麦克维在他自己的辩护律师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干这事，那样可以少死些人的问题时，回答说：“那样政府就不会在意，我们必须多杀人，才能使它在意”。消息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的愤怒。这个消息是黑客们非法侵入麦克维的辩护律师组的计算机得到的。他们共窃取了25000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以及其他数百份保密的法律文件。在审判之前公布这类消息会严重妨碍司法公正，全国的愤怒情绪会使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公正裁判，另一方面，辩护律师们也可以以此为借口，为犯罪嫌疑开脱。总之，黑客们就是喜欢把一些正儿八经的事搅黄。 黑客们的行动往往是针对权威当局，或者大组织的。当然，他们有时也很招一般个人计算机用户的讨厌，即使在计算机使用还处于一个相当低水平的中国，也是几乎每个使用计算机的人都碰上过病毒的侵扰。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进入网际网络，他们的个人计算机也会像大型主机一样，越来越有可能被别人远距离侵袭。1997年3月，美国三所大学的学生先后发现了微软探索者（又是微软）的三处安全漏洞。其中最严重的一处是由马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发现的：黑客可以制作这样网页，当你看它时，仅仅是看它，即使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使没用鼠标去点它的任何链路，它也可以在未得你的允许的情况下，把文件（有可能是病毒）到你的硬盘上，建立或删除你硬盘上的目录，启动你机器上的程序。微软公司在得知消息后，紧急提供了修补程序，但修补程序只是在事先提出警告，并不帮助你作出该不该文件的判断。因此，你要么许多事都不能干，要么还是要冒风险。据微软公司自己的专家说，黑客们其实尚未充分利用电子邮件这个非法进入其他人的个人电脑的利器。另外，据CNN1997年6月12日报道，网景公司的所有浏览器，包括其最新版的Communicator，也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个人电脑如用网景公司的浏览器观看网页，则其硬盘上储存的所有文件都会暴露给别人。看来，随着个人电脑大量上网，黑客们恣意畅游的空间更大了。既然如此，我们其他人如果学得会的话，也最好学些黑客的本事，以在信息空间中多几分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 黑客的伦理 美国的《时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StewartBrand:"WeOweItAlltotheHippies",Time,SpecialIssue,Spring1995,Volume145,No.12.)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网际网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乃是继承了1960年代嬉皮士精神的几代黑客所造就的。 当60年代的那一代人之中的绝大部分认为计算机是中央集权控制的体现时，其中有一小部分后来被称为“黑客”的人却认为可以把计算机改造成解放的工具。而这在后来真的被证实是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第一代黑客是在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出现的，他们使用一种叫做“分时系统”的技术，把大型主机改造成了实际上的个人计算机，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70年代末的第二代黑客发明和制造了个人计算机。这一代黑客都是非学术界的，铁杆反文化的类型。如大名鼎鼎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是半途辍学的嬉皮士，在成功地开办苹果公司之前，两个史蒂夫都曾制造和销售过用来偷打电话的“蓝盒子”。他们的合作者，设计出第一台便携式电脑的李·菲尔森斯坦因(LeeFelsenstein)，则是一个新左翼激进分子。80年代初的第三代软件黑客则为个人计算机编制了应用、教育和娱乐程序。自80年代中以来，第四代黑客登场了。他们开办了数不清的BBS站点和以非层级方式联接的Usenet，并用把美国国防部主办的ARPAnet改造成了今天的网际网络。 几代黑客都恪守着所谓的“黑客伦理”，其中有这么几条。 “进入计算机的权力应当是不受限制的和完全的。” “所有信息都应是免费的。” “不相信权威当局－－提倡分权。” “你可以使用计算机创造艺术与美。” “计算机可以使你的生活更美好。” 黑客们最重要的信条是不相信权威当局，提倡依靠自己。他们把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改成了“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你自己做。”因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一改过去学术界蔑视商界的传统，半途辍学去办自己的小公司。他们认为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信念创造了“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的概念，使得每个需要这些软件的人都可以得到它们。 迄今为止，在信息空间中，这些信念获得了成功，依靠自己带来了活力而慷慨给予带来了富足。 究竟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带来了这样一个网状的、无拘无束的信息空间，以及不相信权威当局，依靠自己的，信念还是这种信念引导信息技术发展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该文引用公开密钥加密体系的创始人，威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Diffie)的话说：“我一直相信这样一个论点，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与他的智力工作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 制衡力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伦理是靠不住的东西。因此，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黑客之所以对于社会有用是因为他们有高尚的伦理。如前所述，黑客经常干非法的事，有些事无伤大雅，甚至我们觉得是法律不对，因而同情黑客，但有些事也许就无法同情了，如敲诈勒索，也许以后还会有更严重的罪恶，包括危及大量人的生命，我们在信息战的场景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前面所介绍的“黑客伦理”只是其好的一面，这一面不那么靠得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比较靠得住的东西是力量制衡。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这我们在前面已有所描述。这种力量如果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那么，人类社会的前景是极其暗淡的－－很可能比古代的专制暴政还要可怕，因为那时人类的力量毕竟极为有限，专制君主并无全面控制社会的技术手段。黑客，则是在现代科技的一个最为关键、统辖全局的环节－－信息空间－－上，对于有可能占据垄断地位的力量提出了挑战，使得不可能出现一个掌握全部力量的中心。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在权威当局的计算机中所储存的有关我们每一个人一举一动的大量资料将被不断出现的黑客袭击所删改，使之失去各部分的全面联系，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控制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再比如，如果有人，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人，在进行极为邪恶的计划，如研究种族灭绝的生物武器等，只要这等计划达到一定规模，它就多半要借助计算机，要借助网络，这就有可能被某个黑客发现，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黑客是信息空间中的一种噪声，这种噪声可以妨碍任何一个中心获得过高的效率，取得压倒其他所有人的力量。任何一个中心都处于有可能被袭击的战战兢兢之中，因而任何一个中心也不敢恣意妄为。这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都有重大意义，人类只有在这样一种力量平衡的处境下，才会相互妥协和让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从原则上说，科技的力量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还是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到过“两张网”的结构。应该说，力量就是集中在上面那张小网手里的。问题在于那张小网是不是能够维持住它的网状结构。如果在小网中能够维持多股力量的平衡，保持住网状结构，那么大网中的一般公众的处境就会好些，因为小网中的各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谋求大网中的人们的支持，大网中的人们也就有了一定讨价还价的余地。 如果在小网中出现了一个占有压倒地位的力量（另一种情况是出现小网中精英集团的合谋，但由于小网中的人数也不是太少，因而合谋是不那么容易的），网状结构就会被打破，重新成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这时，由于小网的一极化，大网的讨价还价余地将完全失去，因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大网甚至失去了为精英集团服务的价值，即你找人剥削你都找不到。 要维持住多股力量的平衡，单靠民主制度是不行的。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越来越复杂化，权力将越来越转移到掌握专门技术和保密信息的技术官僚手中。总统之类的民选代表只能根据技术官僚提供的有选择的信息，推荐的有倾向性的备选方案做出决策，实际上是越来越受技术官僚的摆布。因此，必须有技术领域的制衡手段。我们不应对黑客的作用估计过高－－包括他们在信息战中的作用，但黑客确实是股制衡力量，而且这将是信息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 另一方面的担心也是存在的。美国《时代》1997年2月3日发表的NealStephenson的文章“数字时代的美梦与恶梦”(DreamsandNightmaresoftheDigitalAge)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加密技术（我们将在集中谈这个问题）的发展，有可能使政府“残废”。这篇文章说，我们在许多时候都要依靠政府解决问题，而政府要解决问题就得有钱，钱是从税收来的，而税收是靠一些庞大的、有着许多令我们十分厌恶的窥探特权的税务机关收上来的。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许多交易将通过电子货币进行，这将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避开政府窥探进行大部分财务交易的能力。这样政府就收不到税了。政府要解决税收问题也得花钱，可是钱越来越少，因此，税收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一旦陷入这一恶性循环，政府将走投无路，除非建立全面的极权主义制度。因此，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信息时代的公民们，夹在“老大哥”和无政府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正确的回答恐怕是，每一个具有足够智商的公民都尽可能地多掌握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包括黑客的本事，做一个在信息时代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公民，到时候，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站在谁一边。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前面讲的“人民战争”，或许应该称之为信息时代的民主，在这里，每个公民的投票权与他掌握的控制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成正比。需要提醒一句的是，在使用这种能力时，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好恶，还要考虑一下力量平衡。前面提到的《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的结论是乐观的，它相信，无数好奇的科技爱好者必将比坏人更早地占据科学技术的新领域，从而使那些坏人沮丧万分，无法恣意行恶。但是，这恐怕还得要好人们努力进取，不睡懒觉才行。最近英国一份报告建议给每一个9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都分配一个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使他们都能够进入信息空间。工党领袖布莱尔已对此建议表示赞赏，虽然他说还要研究一下费用问题，现在还不能作任何承诺。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国家认真考虑的建议。 迄今为止，信息技术的发展显然是有利于“信息民主”的。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有其不可预测、不可捉摸、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一面。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力量集中到极少数大组织手中再度成为不可避免的技术要求（比如说，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使得我们在前面讨论信息战时所说的“进入成本”大大提高），或是某一项单独的技术突破至少在暂时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比如说，在密码破译方面获得了某种关键性的突破），则“信息民主”就会岌岌可危。前者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国内专制和国际霸权，而后者则既有可能形成专制也有可能一下子爆发出无政府状态－－这要看是什么人首先获得这种突破。 然而，从自然界的大多数高度复杂的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看，这种一下子失去平衡的现象是少见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它决不会发生。未来的信息时代很可能达成一种力量的平衡。黑客的噪声永远是一种对于力量完全统一的干扰。侵入计算机的技术将与计算机保安技术同步发展，因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非法侵入计算机的现象，这就是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什么组织，不可能完全保住机密不被泄露，也不可能达到过高的信息处理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找到突破所有计算机保安措施的办法，这就是说，谁也不会掌握一下子就使整个信息基础设施瘫痪的破坏能力。 很可能有一天，人们会立法允许公民在某种条件下，不经权威当局许可，也可以自己凭本事进入任何人的计算机。就如今天美国的判例，允许新闻机构公布其合法地从第三者手中获得的偷来的文件，即使它事先知道这些文件是偷来的也不会被起诉，被起诉的只能是偷盗者，这是今天已有的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而在法律上作灵活处理的一个例子。这样，该保密的和该泄露的，恰恰达成一个适当的平衡，任何机构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恰恰达到一个适当的效率。这种想法也许是太“自由化”了，但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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