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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灵光 宋建林（编） 2 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生于阿韦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农村打短工。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多年小学教师。他以研究昆虫解剖学及行为而著名，经常细心观察昆虫的生活，将观察所得详细记录下来。他撰写的10卷《昆虫记》，是用生动文笔写成的观察昆虫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得到广泛好评。还著有《自然科学编年史》等。 声誉首先是从传说那里获得的：描述动物和人的故事，优先于记述他们的历史。虫子总是在最不拘泥真实的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位置，所以昆虫始终特别能吸引我们。 就拿蝉来说吧，有谁不知道它呢？起码它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昆虫学领域里，哪儿还有像蝉一样出名的昆虫啊？它那耽于歌唱而不顾前程的名声，早在人们开始训练记忆力的时代，就被拿来当作主题了。那些学起来毫不费劲的短小诗句让我们知道，严冬到来之际，蝉一无所有，跑到邻居蚂蚁家去讨东西吃，这讨乞食物的不受欢迎，只得到对方一席戳到痛处的挖苦话；正是这些话语，让蝉出了大名。两句恶作剧性的粗俗答语是这样的： “那会儿您唱呀唱！我真高兴。” “那好，这会儿您跳呀跳吧。” 这些话给蝉带来的名声，比它自己凭真本事建立的功勋还来得大。这种名声所钻入的，是儿童的心灵深处，因而再也不会从那里出来了。 蝉在油橄榄生长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大多数人没听过它的歌唱；可是它在蚂蚁面前那副沮丧模样，却已是妇孺皆知的了。名声就是这么来的！世上有糟蹋自然史和道德的大可非议的故事，有全部优点仅仅在于短小易唱的哺乳婴儿听的故事。这样的货色都成了声誉的基础。如此产生的声誉，将在各个时代支配人们紊乱的精神思想；其目空一切的淫威，看一看《小拇指》的皮靴和《小红帽》的煮饼所将显示的，也就清楚了。 儿童是效果极佳的存储系统。习惯和传统一旦存入他的记忆档案，就再也无法销毁。蝉能如此出名，应归功于儿童。儿童在最初尝试背诵东西时，就结结巴巴地念叨了蝉的不幸经历。有了儿童，构成寓言基本内容的那些浅薄无聊的东西，便将长久保存下去：蝉将永远是在严寒袭来的时候忍饥挨饿，尽管冬天本来不会有蝉；蝉将永远乞求几颗麦粒的施舍，实际上那食物与它的吸管是根本不相容的；蝉还将总是一位乞讨者，所乞求的却是自己从来不吃的苍蝇和小蚯蚓。 出现这些荒唐的谬误，责任究竟在谁？拉·封丹的大部分寓言，确实因为观察精细而引人入胜；然而在上述的问题上，他的确颇欠思虑。拉·封丹早期故事中的主题形象，诸如狐狸、狼、猫、山羊、乌鸦、老鼠、黄鼠狼，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动物，拉·封丹自己是了如指掌的；它们所做的事情和动作，都描写得准确细腻，惟妙惟肖。这些故事人物就生活在当地，出没于附近一带，甚至与作者朝夕相处。这些动物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都发生在他眼皮底下。不过，在他那个“兔子雅诺”蹦跳的地方，蝉是看不到的，属于外乡人；蝉的声音他闻所未闻，蝉的模样他见所未见。他的心目中，那名声蜚然的歌唱家，肯定就是蠢斯这类东西。 格朗维尔绘制插图，以其狡黠透顶的铅笔线条同寓言作品的原文争夺读者，却不知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混淆。他的插图里，蚂蚁被打扮成勤劳的家庭主妇。它站在门槛上，身边摆放着大袋大袋的麦粒，正调过脸去背对着前来求乞的蝉；那蝉则伸着爪子，唔，对不起，是伸着手。头戴18世纪宽大撑边女帽，胳膊下夹着吉他琴，裙摆被凛冽寒风吹得贴在腿肚子上，这就是那蝉的形象，而且是一副愚斯的长相。格朗维尔并不比拉·封丹高明，他没有猜对蝉的真实形象，倒是出色地再现了普遍的谬误。 此外，在这内容单薄的小故事里，拉·封丹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另一位寓言家的回声。描写蝉如此备受冷遇的传说，可以说和利己主义，和我们的世界一样源远流长。古代雅典的孩童们，早已把这故事当作需要背诵的课文了。他们带着装满油橄榄和无花果的草筐去上学，一路上口中喃喃有声：“冬天，蚂蚁们把受潮的储备粮搬到阳光下晒干。忽然来了一只以借讨为生的饿蝉。它请求给几粒粮食。吝啬的藏粮者们答道：‘你夏天曾在唱歌，冬天就跳舞好了。’”这情节显得枯燥了点儿，但恰恰成了拉·封丹的主题。当然，这主题不符合人们的正常概念。 这个寓言显然出自希腊，可希腊正是以油橄榄树和蝉著称的国度呀。因此我怀疑，伊索果真像人们历来想象的那样是作者吗？不过，疑问归疑问，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讲故事的毕竟是希腊人，是蝉的同胞，他们想必是充分了解蝉的。譬如，我至今还没见到我们镇上有那么缺见识的农民，竟看不出冬天有蝉这件事是荒谬绝伦的；冬天即将来到，需要给橄榄树培土，这时节，只要是翻弄土地的人，他就会看到蝉的初期形态，因为他时常用铁锹挖到蝉的幼虫；到了夏天，他又千百次地在小路边上见到蝉，知道其幼虫如何从自己修造的圆口井里钻出地面；他还清楚，出土的幼虫怎样抓挂在细树枝上，然后背上裂开一道缝，接下去再丢弃比硬化羊皮纸还干枯的外皮；他看见，脱了皮的蝉，先是草绿色的，随后迅速变成了褐色的。 古代雅典的农民也并不是傻瓜；他当时察觉到的，其实就是今人当中最缺乏观察力的人也能看到的情况；他当时知道的，也就是我的邻居老乡们今天一清二楚的事情。创作这个寓言的文人，无论如何，也是最有条件掌握上述情况的人，真不知他们那故事中的谬讹是从哪儿来的。 让我们试为被寓言诋毁的歌唱家恢复名誉吧。有时候，蝉和蚂蚁之间是有关系，但都不是较为确定的关系：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它们的关系恰恰与人们所说的相反。并不是蝉主动与蚂蚁建立关系，它活在世上，从来无需别人的援助；这关系是由蚂蚁的主动造成的，它是贪得无厌的剥削者，在自己的粮仓里囤积一切可吃的东西。任何时候，蝉都不会到蚂蚁的窝门前乞讨食物，也不会保证什么连本带利一起还；正相反，却是缺食慌神的蚂蚁，向歌唱家苦苦哀求。请注意，我说它是苦苦哀求！借还之事，绝不会出现在掠夺者的习俗当中。它剥削蝉，而且厚颜无耻地把蝉洗劫一空。我们现在讲一讲蚂蚁的劫掠行径，这是至少尚未查清的疑难历史问题。 7月的下午，热浪令人窒息。干渴难忍的平民昆虫，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它们在已经蔫萎的花冠上转游，徒劳地寻找解渴的途径；可是蝉却满不在乎，面对着普遍的水荒，它付之一笑。这时候，它的喙，一种微口径钻孔器，在自己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酒窖上，找到一处下钻的位置。它一刻不停地唱着，在小灌木的一根细枝上稳稳站定，钻透平滑坚硬的树皮。树汁被太阳晒熟，把树皮胀得鼓鼓的。过后，它把吸管插入钻孔，探进树皮，津津有味地痛饮起来。此时此刻的蝉，纹丝不动，聚精会神，全身心沉醉于糖汁和歌曲之中。 我们守在这儿，看它一会儿。说不定还能看到什么意外的悲惨事件呢。果然，一大批口干舌燥的家伙在居心叵测地转游；它们发现了那口“井”，渗淌在“井沿儿”上的树汁把它暴露了。它们涌向井口。初来乍到，它们还算沉得住气，舔舔渗出的汁液而已。甜蜜的洞孔，四周一派匆忙，挤在那里的有胡蜂、苍蝇、蠼螋、泥蜂、蛛蜂和金匠花金龟，此外，更有蚂蚁。 为了接近水源，个头儿小的溜到蝉的肚子下面；秉性温厚的蝉，用肢爪撑高身体，让投机者们自由通行。个头儿大的，急得跺起脚来，挤进去嘬上一口退出来，然后到旁边的枝叶上兜一圈；过一会儿又凑上去喝，而这一次已变得比刚才更肆无忌惮。贪欲益发强烈。刚才还能讲体面的一群家伙，现在已经开始吵闹叫骂，寻衅滋事，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掘井人从源头驱逐开。 这伙强盗中，数蚂蚁最不甘罢休。我看到，有的蚂蚁一点一点地啃咬蝉的爪尖；还有的拽蝉的翅膀，爬到蝉背上，搔弄蝉的触角。一只胆大的蚂蚁，就在我眼皮底下，放肆地抓住蝉的吸管，使劲往外拔。 遭这群小矮子的如此烦扰，巨虫忍受不住了，终于弃井而走。不过临走时，非要往这帮拦路抢劫犯身上撒泡尿不可。它是位受蔑视的主宰者，它做出的这种表示对蚂蚁毫无作用！蚂蚁已经得逞。这不，得逞的成了水源主宰。却不料，那水源是很快就干涸的，因为引其涌冒的水泵已停止运转。甘液可谓少而精也；能得此一口，足矣，足矣，足可以再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了。只要机会一来，还可如法炮制，攫取下一口琼浆。 大家这下看到了：事实把寓言臆想的角色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专事趁火打劫，丝毫不讲客气的乞求食物者，那是蚂蚁；心灵手巧，乐于与受苦者分享利益的工匠，那是蝉。还有一点儿情况，更能揭示角色关系是被颠倒了的。歌唱家尽情欢乐了五六个星期。这段已不算短的日子过去后，它从树上跌落下来，生活耗尽了它的生命。尸首被太阳晒干，被行人踩烂。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脏物的强盗蚂蚁，半路遇到蝉的遗骸。它把这丰盛的食物撕开，肢解，剪碎，化作细渣，以便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储存食品堆。人们也常常遇见垂死的蝉，临终前，翅膀还在尘土里微微颤抖，一小队蚂蚁就已经在一下一下地拉拽，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它了。此时此刻的它，忍受着的是极度的忧伤。领略了这残食同类的行为，两种昆虫之间的真正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王光 译）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儿童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这个故事对于在座的我的同辈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们很多庄重可敬的年轻人，曾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知识教养，也许，仅仅是从比较神话学的初级读物熟悉了仙境，因此，有必要把这个故事作一梗概的介绍。这是一个关于一棵豆子的传说，它一个劲儿地长，耸入云霄直达天堂，它的叶子伸展成一个巨大的华盖。故事的主人公，顺着豆秆爬了上去，发现宽阔茂密的叶子支撑着另一个世界，它是由同下界一样的成分组成的，然而却是那样新奇；主人公在那里的奇遇，我不去多谈，这些奇遇一定完全改变了他对事物本性所持的观点；尽管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们编的，也不是为他们写的，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观点。 我现在的探索与这个勇敢的探险者的探索有某些相似之处。我请求你们与我一起，借一粒豆子之助，尝试着去进入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感到奇特的世界。正如你们所知，那个世界是一个简单的、看起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是如果有适当的种植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有足够暖和的温度，它就会非常显著地表现出一种十分惊人的活力。从土中露出地面的一枝小青苗，很快地茁壮长大，同时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会像我们在故事里所遇到的那样使我们那么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这一植株以觉察不出的步骤逐渐长大，成为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的一种既大且多样化的结构，每一部分从里到外都是按照一个极端复杂而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铸造出来的。在每个复杂的结构中，就像在它们最微小的组成部分中一样，都具有一种内在能量，协同在所有其他部分中的这种能量，不停地工作着来维持其整体的生命并有效地实现其在自然界体系中所应起的作用。经过如此巧夺天工建立起来的大厦一旦全部完成，它就开始倒塌。这种植物逐渐凋谢，只剩下一些表面上看去毫无生气的或多或少的简单物体，恰如它由之生长出来的那个豆子一样：而且也像豆子那样赋有产生相似的循环表现的潜在能力。 不必用有诗意的或科学的想象来寻求与这种向前进展又好像是回复到起点的过程的类比。这就像向上投掷出去的一块石头的上升和下降，或者像是一支沿着轨道飞行的箭的进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生活力起初走的是向上的道路而后走的是向下的道路。或者可能更恰当的是，将胚芽扩展成为成长的植物比作打开一把折扇或者比作向前滚滚流动和不断展宽的河流，而由此达到“发展”或“进化”的概念。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名词只是“噪声”和“烟雾”，重要的是对名词所表示的事实要有一个明确而恰当的概念。由此说来，当前的这一事实是永远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生命并在成长中的植物从种子的比较简单和潜伏的状态过渡到完全显现为高度分化的类型，然后又回复到简单和潜伏状态。 对这一过程的性质深刻理解的价值在于：它适用于豆子，也适用于一般有生命的东西。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中一样，从非常低级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型，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世界的其他方面，循环进化从各个方面部表现出来。诸如表现在水之流入大海复归于水源；天体中的月盈月亏，位置的来回转移；人生年岁的无情增加；王朝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这是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 正如没有人在涉过急流时能在同一水里落脚两次，因此，也没有人能确切断定这个能感觉到的世界里的任何事物的现状。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当他思索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不再适用，“现在”已变成为“过去”，现在式的“是”（is应该是过去式的“曾经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了解到我们所谓的静止只不过是没有被觉察到的活动；表面的平静乃是无声而剧烈的战斗。在每一局部，每一时刻，宇宙状态只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一种暂时协调的表现，是斗争的一幕，所有的战士都依次在斗争中阵亡。对世界的每个局部来说是这样，对整体来说也是这样。自然知识越来越导致这样的结论：“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从星云的潜力，通过太阳、行星、卫星的无限成长，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通过生命和思维上的无限的差异，也许，还通过我们没有想到，或不能想到的各种存在形式，而回复到它们由此产生的不确定的潜在状态。这样，宇宙的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渗透于宇宙的合理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 我们已经延着豆秆攀登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在那里，普通而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新奇的东西。于是，在这样表现出来的宇宙过程的探索中，人的最高智慧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利用；巨人们听命于我们的使唤；思辩哲学家的感情都被那些值得永恒不朽的美所吸引。 宇宙过程，像机械结构那样完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美好，然而，却还有另外的一面的表现。当宇宙创造力作用于有感觉的东西时，在其各种表现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忧愁的东西。这种进化中的有害产物，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随着动物机体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人类，则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顶峰在仅仅作为动物的人中，并没有达到；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中，也没有达到；而只是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成员的人中才达到了。这是他努力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必然结果，即在那些对于充分发展他那最高贵的才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下生活的必然结果。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有感觉的东西的世界里，已经进展到了领导地位，并且由于他在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变成了超等动物。当环境条件处于某一种状态时，人在宇宙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结构比他的竞争者的结构更好地去适应这些条件。就人类而论，他已表现出构成生存斗争的本质的“自行其是”、那种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所能抓到的东西和顽强地把持着一切所能保持的东西等特性，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主要靠着他与猿、虎共有的那些特性，靠着人的特殊的体质结构，靠着他的灵巧、他的社会性、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模仿力，以及靠着在受到对方激怒而引起的粗暴、凶猛的破坏作用，才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然而人类愈是从无政府状态进到有社会组织，文明的价值是增高，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质就成了缺陷。文明人也会仿效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的样子，踢倒他自己借以爬上去的梯子。他非常满意看到“猿与虎死去”。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方便；他那火热的青春时代的这些亲密伙伴对安排好文明生活进行的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在宇宙过程必然给单纯动物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之外，增添了无数无法估量的痛苦与悲哀。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加上罪恶之名，把它们所从事的许多活动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处，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竭尽全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先前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我已经说过，文明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我最好说，遵循伦理原则的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伦理这门科学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不管在专家中可能存在何种意见分歧，总的一致的意见是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 故事的主人公又从豆秆上爬了下来，回到了普通世界里。这里，生活与工作都同样艰苦；这里，丑恶的竞争者比美丽的公主要常见得多；这里，与私心搏斗的持久战，比与巨人交锋取胜的把握要小得多。我们已干过类似的事。几千年前，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同类在我们之前已经遇到同样的可怕难题。他们也已经懂得宇宙过程就是进化，其间充满了神奇、美妙，同时也充满了痛苦。他们试图发现这些重大事实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找出是否有关于宇宙行径的道德制裁。 李普曼（1845——1921），法国物理学家。生于卢森堡霍勒利赫。1875年获博士学位。1883年任巴黎科学部教授，后任索邦大学教授。主要成就在光学方面，发现“李普曼干涉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发明天然彩色照相法。190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就提出了彩色照相的问题。如大家所知，贝克勒尔最早提出了一个不很理想的方法。他发现，在暗室中彩色的像能够记录在紫色的氯化银层上。金克用干涉效应解释了贝克勒尔的发现。许多实验证明，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金克的理论对氯化银不适用。贝克勒尔照片的缺点是难于定影，经过光照射后便褪色。后来，维纳对干涉环照相，发现这些干涉环在银镜面附近。然而，物理学家还没有设想过用干涉法得到颜色。我不打算强调以前的实验方法和概念，而想借此机会让诸位看一些物体的彩色照片。 彩色照相方法很简单。在玻璃板上涂上一层光敏物质，涂层要均匀而且无条纹，然后把它放在装有水银的容器内的架子上，让水银与光敏层相接触。经过一定时间，在光敏层上就形成银镜面，这样就制成了照相底片。底片经曝光后，用普通方法显影、定影和干燥后，就可看到彩色。 颜色重现是在感光层中发生了干涉效应的结果。在曝光过程中，入射光与底片镜面上的反射光发生干涉，在乳胶的整个厚度上形成间距为半个波长的干涉条纹。这样处理后的底片，在白光照射下因选择反射而出现了制备该底片时的颜色分布。底片上的每一点只反射使之感光的那种颜色的光，其他颜色的光因干涉而抵消，因此我们只看到原来颜色的光。这就好象在肥皂泡或珠母表面上产生的选择反射现象一样，那是在无色薄膜上形成干涉现象。 这种解释可通过下面的演示来验证。先把一张光谱的照片投射到幕上，大家看到颜色很鲜明。现在把底片弄湿后再投射到幕上，颜色看不见了。因为明胶已经膨胀，干涉条纹之间的间隙（金克薄膜）已经比原来大了两、三倍。等一、两分钟让明胶上的水份蒸发，我们看到，颜色随着变干过程的速度而逐渐再现。颜色将按照我们预想的顺序出现，即波长最长的红色先出现，接着是橙色、绿色、蓝色和紫色。 单色光谱的重现最容易实现。用照片重现外表为彩色的物体比较困难。乍一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在单色光的情况下，干涉的极大值形成一些间隔为半个波长的等间距的平面，对于复色光很难分辨每一波长所对应的极大值，也就是说，光敏层的整个厚度被这些极大值连续地占满，看不到单色光情况下在照相底片中出现的间隔为半个波长的纹理面。因此需要对有关此现象的理论重新作广泛的修正。首先必须注意，由干涉产生的合振幅，即使在单色光的情况下，也是按余弦函数变化的，一般情况可由傅里叶分析得到，因此能够证明复色照相是可能的。 一旦全部理论工作都已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解决获得底片单色性的技术困难。我用蛋白质底片得到了相当好的结果。后来，维也纳的瓦伦塔、里昂的卢米尔发现了涂敷无纹理明胶底片的方法。这种底片单色性十分好，比蛋白质底片好得多。柏林的纽豪斯博士获得了完美的单色性。我还要感谢米特、克罗恩、雷曼等人的工作，他们帮助我完善了彩色照相技术。下面请大家观看一组照片。 这一组幻灯片中有写生绘画，花和花瓶，有下列各地的风景照：枫丹白露、昂西、比阿里茨、威尼斯以及儿童的生活照片。 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照片的日光曝光时间约一分钟。每张照片的显影、定影和晾干共需十五分钟左右。这些照片大多是我在旅行中拍摄，在旅馆房间的壁炉台上冲洗的。这说明这种照相方法很容易实现。 当然，有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例如在阳光下拍摄人像用一分钟的曝光时间是太长了。我最初拍照的曝光时间是十五分钟。今后曝光时间可能会缩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事业的进展则十分缓慢。 （李新章 译） 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彼得堡大学毕业，获军事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科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心脏生理、消化生理和高级神经活动生理三个方面。晚年提出了两个信号系统学说。他的高级神经运动学说对于医学、心理学，以致于哲学都有影响。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消化腺机能讲义》等。 我们在神经病院分析各种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有两种人所特有的神经官能症，即歇斯底里和精神衰弱，并且我把这种结论与人的两种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联系起来，即一种是艺术型，而且这是与动物相类似和接近的一种类型，因为动物也是仅以直接感受器来感知那表现为印象的全部外在世界的，而另一种类型乃是以第二信号系统工作的思维型。因此，人脑是由动物的大脑和表现为词的人的大脑部分所组成的。第二信号系统是从人类起开始占有优势的。可以设想，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之下，在神经系统衰弱的情形之下，如果能重新进行大脑的种族分析的话，那未有的人就可能主要是运用第一信号系统，有的人可能主要是运用第二信号系统。这就把人的本性分为艺术的与纯理智的、抽象的两种。 如果这种分歧在各种不同的不利条件之下达到极大的程度时，那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这种复杂性就发生病态表现，可以说，就成为夸张艺术家和夸张思想家（病理学）。我认为第一种相当于歇斯底里病人，第二种相当于精神衰弱患者。我曾经见过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如果就这些病人的无生活能力和不活动情形说，则应当说，精神衰弱患者在生活上必定较歇斯底里病人更特别无能为力，这有种种事实证明。许多歇斯底里病人都会变成生活上的“大活动家”（就连那位创立某种特别宗教的美国女子说，她虽然是个典型的歇斯底里病人，但她也赚得了百万横财和声誉）①。相反地，那些只运用词的精神衰弱患者，就生活方面说，大部分是无论什么地方也都不适合，而是完全孤立无助的。当然也有生活达到极度混乱的歇斯底里病人，他们同样不能给自己找到生活位置，结果成为他自己和别人的一种负担。 ①指曼丽·拜克-艾姬，“基督教科学”创始人。 我曾经给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动物的情形是怎样呢？在动物中间，精神衰弱患者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它们没有第二信号系统。归根到底，人的一切复杂关系都已转变为第二信号系统了。我们已形成我们的词的、抽象的思维。第二信号系统是生活关系上最早的和最经常的调节器。动物没有这个调节器。它们的一切，直到最高峰的高级神经活动，都在于第一信号系统。人的第二信号系统，按照两条轨道去分别作用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部。第一，第二信号系统是以它的非常发展的、而为皮质下部所缺乏的、或者差不多缺乏的抑制（应想到在第一信号系统内，这种抑制是较不发展的）来发生作用；第二，第二信号系统是以它的积极活动——诱导规律——发生着作用。既然我们的活动都被集中到词的部分内——第二信号系统内——所以第二信号系统的诱导作用就必定要作用于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部。 动物不可能有这样类似的关系。不过这样的关系可以表现为这种形式，即抑制过程在第一信号系统内（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是在皮质下部上面）或许是很微弱的。如果就动物说，第一信号系统也是这种皮质下部的调节器的话，就能够形成实际上类似于歇斯底里病人情况的关系，而且如果在动物的第一信号系统内抑制过程是很微弱的话，就会使皮质下部发生一种不适合于外来刺激物作用条件的骚扰。可见，动物也许有某种类似于歇斯底里病人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人有第二信号系统对于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部的压力，而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对于皮质下部的压力。实质虽然是相同的，不过在后一种场合，其抑制来源是惟一的，而在前一种场合，其抑制来源则是双重的（一部分渊源于积极系统，另一部分渊源于主动的活动）。 在柯尔土什庄有一只叫“威尔尼”的狗使我发生了这种想法。这是一条真正狂躁的不可抑制型的狗。“威尔尼”是一种警犬型的狗。它除了主人以外，不许任何人接近。它的食物反射是狂暴的。我们从它身上久已得不到多少还勉强过得去的条件反射系统了。这很类似玛·卡①的那只阉割了的狗的情形。不管刺激物的强度怎样，也不管分化完全与否，总常常出现超反常相。在错后时期，即在条件刺激物发生孤立作用的时期内，其反射过程是令人感觉兴趣的：在头五秒钟，它分泌出大量的条件唾液来，而在后五秒钟则完全没有这种条件唾液（即等于零）。我愿意说，这是歇斯底里病者，它那调节着神经系统和皮质下部能量的第一信号系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这里，在信号系统作用与皮质下部的情绪基调之间缺乏适应性。这是可以证明的，如果我们加强了第一信号系统内的抑制时（用溴素），那时它的秩序就会建立起来了。如果用6克的大量药剂时，我们就可以大大地调整这种混乱状态。 ①即玛丽亚·卡比托诺夫娜·彼特洛娃，苏联学者。 因此，在实际上，很可能把“威尔尼”认为是歇斯底里病患者而忽视它，认为它对于这种皮质下部情绪基调并没有多少显著重要的调节器。 （吴生林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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