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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里的夏天 作者: 潘荣文 到南极去 “到南极去……” 我站在宿舍楼的传达室外面，手里握着话筒，几乎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 电话是我工作的单位——光明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打来的，这已是晚上8点多钟。一 个星期以前，我在武汉采访一位中年军医，回到报社后，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送进了 工厂的排字房，这时我感到浑身疲惫之极，我确实太累了。 但是，电话中分明是副总编辑的声音：“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派你参加南极考察 的采访。具体情况，明天上午你来报社面谈。” 电话挂断了，我却久久忘了放下话筒。 头上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楼切成不规则的锯齿形，10月的秋风已送来阵阵寒意。我仰 望着那高不可及的苍穹，有几颗发出微光的星星朝我嘲弄似的眨眼。对面的高楼里飘出 忽高忽低的音乐，像一股山涧流出的清泉，从我的心头滚过，流向遥远的平川。 人生的道路常常是难以意料的，仿佛冥冥之中有谁在暗地安排，使人捉摸不透。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寒风凛冽，北京郊外的田野一片单调的土黄色，旋风 不时卷起一阵沙尘，把地上的落叶吹向天空，吹向行人。 天刚亮，我就早早地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西郊海淀奔向西直门。我就读的北 京大学早已放了寒假，同窗好友大多回家过春节，只有我们几个穷学生还待在举目无亲 的北京。那年月，回家探亲的川资对于我们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尽管千里之外的慈 亲望眼欲穿，我们也不能回去。 出了一身汗，也灌了一肚子风，自行车把我从郊外送到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还要补 充一句，那年月，我们这些住在西郊的穷学生，进一趟城也要掂量掂量。记得在大学待 了6年，除了参加国庆游行，由清华园坐火车到朝阳门，然后步行到东单，几年里进城 的次数寥寥无几。存了车，我便径直奔往外文书店，目标很明确，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买 了两幅地图，俄文的南极和北极地图。那时候，外文书店还经销苏联的原版地图，现在 大概很难遇见了。 两幅原版地图花了多少钱我已忘了，大约不太贵。还买了一张油画的印刷品，画面 是雨后的橡树林，金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冠，映出雨后的林中水洼，俄罗斯画家的作 品。但是我更珍惜那两幅地图，它们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连同我的十 几年的日记一起烧了。 记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跑到王府井去买这两幅地图，也许是青春时代的梦吧，那时候 做过好多天真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的我却是挺认真的，当作那 么一回事。年轻时生吞活剥地胡乱读了一些书，南北极的探险记，阿蒙森、斯科特征服 南极的英雄壮举，尤其是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笔下的北极，那广阔的冰原、奇冷的冬天、 神奇的白夜、挤成一堆的浮冰，以及驾着狗拉爬犁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探险者，都引起 我的无限向往。当然我知道，不论是北极和南极对我都是遥远的，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月 球，但我仍然幻想着，幻想有一天去远征那个寒冷的冰雪世界。 青春时代的梦很快就从脑海里遗忘了，那两幅地图的失去也并未引起我多大的惋惜。 时光的流逝使我变得更加现实，不再去作无谓的空想。在祖国960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江 山里，我尽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一名记者的便利，去探索，去漫游，去发掘生活的宝藏。 我曾经这样想过。 可是，鬼使神差，南极洲突然闯入我的生活，搅起一阵不小的波澜。1981年春天， 我跑到北京东郊国家海洋局一幢简陋的招待所，缠住了刚从南极归来的董兆乾，他是一 位年轻的海洋学家。此前不久，1980年的冬天，他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貌学家张青 松，作为我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应邀到澳大利亚在南极的凯西站访问。我是从新华社的 消息获悉此事的。我从直觉出发，感觉此事的深远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说句 冒昧的话，新华社的报道虽然发表在先，但我认为还有深入采访的必要，尽管这个馍别 人已经啃过，但我还想再嚼它一嚼，也许还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我在招待所找到董兆乾，这位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向我详尽无遗地谈了他们在南 极度过的难忘的生活。我像一个执著的矿工，抱着不挖尽宝藏决不罢休的“磨”劲，整 整泡了他一天，从早上到深夜。后来，我又找到张青松，补充了几个细节。这样，几天 之后，一整版的报告文学《啊，南极洲》，在《光明日报》科学副刊发表了。 这是一个契机，它重新点燃了我心中早已熄灭的对南极洲冰雪世界的热情。这里， 也必须提到社会的需要所起的推动。《啊，南极洲》见报后，引起了出版界的兴趣，我 所知道的就有4家出版社把它收入集子里，这还是其次。在这以后的几年，还有几家出 版社和杂志社约我写南极的书或者文章，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我的那几本小册子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它们微不足道，但是我却因此比较系统地看一些有关南极的书籍， 积累了南极的一些资料。我的好朋友李元同志，他是北京天文馆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 天文学和地学方面古今中外资料的收藏家，每次见到我时总是诚恳地对我说：“你应该 到南极去一趟……” 我总是对他报以未置可否的微笑。说心里话，我对人生绝不会抱什么幻想。南极需 要人，但需要的是科学家，我去能干什么呢？何况，这样的机遇是无穷小，无论如何是 不会轮到我的头上的。 1984年10月25日，我早早来到光明日报那幢米黄色办公楼，不知道约我前来的副总 编辑开什么重要会议，直到下班前10分钟，他才从会议室里出来。 一切都决定下来了。 “事情就是昨天电话里讲的，”他用手推了推镜架，又从台历上撕下一张日历，那 上面记着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直接跟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喏，就是这个电 话。” 他接着又告诉我，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大批人马即将动身，11月中旬船队从上海出 发。“你怕是来不及了，”他说，“时间不到一个月，办护照和各种准备都来不及，乘 船去可能不行……” “那……怎么去？” “‘南极办’的意思是坐飞机去，到阿根廷和船队汇合。”他含含糊糊地说。 谈话结束了，我的漫长旅行就在这一天决定下来。我将由北京飞往美国，然后由纽 约到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最后抵达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港，在那里登上我国科学考察 船“向阳红10号”，奔赴南极…… 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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