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先生说过：“一个发了财的人，不应该只顾自己的挥霍，也不应该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孙！”而“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1992年8月16日，李嘉诚先生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会晤。他对邓朴方说：“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一亿港元，五年内把内地四百九十多万患者的疾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我国华东地区大雨成灾时，李嘉诚以长实集团四大公司名义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他说：“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的紧急呼吁做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藉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儿引导作用。”

    他谦虚地表示：“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还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一点儿好作用。”

    许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有一句名言：“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当他慷慨资助一项又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时，人们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

    互利互惠，共存共荣

    麦当劳连锁店的营销连锁观念是：供应商不仅能与连锁商一起“有福同享”，而且也能与他们“有难同当”。

    据说，麦当劳的供应商曾帮助麦当劳度过了几次危机。其中一次便是1973年联邦冻结薪资及物价，但没有限制农产品价格，肉价涨了，但是冻肉价格不准涨，麦当劳汉堡包中必不可失的肉饼(由冻肉做成)很可能缺货。麦当劳的一个肉品供应商罗特曼看出这一点，便提出警告，说全国的屠肉商很可能会因为亏本而停工，并提出一项新想法：由麦当劳下订单屠宰。麦当劳自己购买牛，而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屠宰商，屠宰商便不会因为无利可图而停工，其中的差额由麦当劳支付。

    1973年夏，麦当劳采纳了罗特曼的建议，要求所有的连锁店提出8日营业额的5%，集合了500万美元。罗特曼拿着这笔钱，乘着麦当劳公司的飞机，每星期旅行8500公里，在全国20间屠宰场之间奔走。在8个星期的冻结期间，他亲自检视76000头麦当劳订购的牛顺利屠宰完成，总共花了380万美元。

    这项工作使麦当劳在各地市场、杂货店的肉柜几乎全空之际，仍然保持货源不断。而由于麦当劳成为少数在美国仍然能吃到汉堡包的地方，使营业额增加了近15%，完全赚回了所付的5%的成本，避免了危机。

    罗特曼在牛肉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象征了供应商在麦当劳系统中所涉之深。这以后，麦当劳公司董事长克罗克以15万美元的顾问费酬谢罗特曼，但是罗特曼提醒克罗克，他虽然帮助了麦当劳，更帮助了自己，因为他的生意完全依赖麦当劳。因此他象征性地收下了1美元。

    供应商和连锁店建立的便是这种“1美元”的关系，而非“15万美元”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结构，才能共存共荣，“同偕白首难舍离”，没有哪一个可以凌驾于另一个之上。双方都是互相依赖的，要研究其中谁对谁依赖更多并无实益。反过来，倒应注意他们的有所倚或者无所倚的关系。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广泛的合作，互惠互利，不断地稳步成长。货品供应商、连锁店总部和各分店的人员，都是为满足顾客需要的整个动作过程的重要枢纽。他们互相配合，互有所倚，成就了“同谋共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践着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相结合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