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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

作者: 李零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们不妨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一切都清清楚楚。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大陆不是传统文化,台湾、香港也不是。两岸三地,彼此彼此。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1.6)。过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西化不强,保古不力,乃环境使然,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过去叫“封建”)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19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太封建”也“太专制”),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太不民族”也“太不世界”),到底哪个说法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两种危言耸听,都高估了传统文化。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五

  “文革”批孔(1974年),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卒于1969年),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卒于1971年),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卒于1976年),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非常无耻。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1917年11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次年8月到北京,在红楼工作,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转而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还有,他是农村来的,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也看不起。“文革”前,他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毛泽东,史学百家,独取范(文澜)、郭(沫若)。二老之中,更重郭。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作《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1945年),说孔子是革命党(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革命,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两个方面,自相矛盾。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历史剧,到处充满暗示。

  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他本来很喜欢,但他们都是尊孔派,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杨荣国,文字清通,简洁明白;赵纪彬,对《论语》下过几十年工夫,考证细密,观点犀利,更对他的胃口。新民学会,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比。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连教书育人做学问,他都批;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架,挨毛泽东骂,挨周恩来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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