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从1962年起，加拿大的电影与其说是长片生产的复兴，不如说是长片生产的开始，因为直到此时，由于稠密而兴旺的电影放映网控制在美国和英国的手里，长片的生产一直受到阻挠。

　　“加拿大电影管理局”不仅通过拍摄短片培养了一批青年导演，促进了长片的生产，而且还通过制造一批可以同步录音的轻型摄影机（如35毫米的“扩大式”摄影机），来促进长片的生产，这种摄影机可以用16毫米或8毫米的胶片拍摄影片。

　　这种新电影的青年创作者多为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和魁北克的民族运动不无关系。

　　为了拍摄《世界一角》这部影片，米歇尔·布劳尔和皮埃尔·贝罗尔特地说服库尔德岛的居民恢复捕捉大白鲸，这样，他们就把“真实电影”引向一种史诗式的虚构故事的方向，就象影片《莫比·迪克》那样。吉勒斯·格鲁克斯在《单独还是合伙》中表现那些摆脱传统偏见的青年，在《袋中的猫》一片中则触及到魁北克要求独立的问题。阿瑟·拉莫特摄制的《曼努安纳的伐木工》剖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是一部出色的社会学纪录片，如同另外两部加拿大与英国合制的影片一样，这两部影片一部是唐·欧文的《无人挥手道别》，另一部是《孤独的男孩子》，由沃尔夫·凯尼格和罗曼·克洛伊特导演，是专为歌唱家保尔·安卡和他的歌迷们而摄制的。由于它的新方向，加拿大电影在1966年将要上升到先进的行列。

　　萌芽中的美洲印第安电影

　　在玻利维亚和秘鲁，最近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出现了一种用古代文明的语言摄制的真正印第安电影的雏形。

　　在秘鲁，接近印加帝国故都库斯科的地方，印加入豪尔赫·商比在高原上拍摄了几部非常奇特的彩色纪录片；另一个印加人豪尔赫·瓦科导演了一部半纪录性故事片《太阳的子孙》，由当地土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古昂什语演出。从1960年起，一些定住在库斯科的印第安知识青年办起了一项复兴与发展哥伦布前古代文化的运动。在这个团体的协助下，1961—1965年间摄制了五六部印加语的长片。

　　在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豪尔赫·鲁伊斯被格里尔逊正确地称为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他摄制的主要影片有《伍尔弗·塞巴斯蒂安》。

　　在美国，传说有一位靠石油发大财的印第安人酋长，为其同胞出资摄制了好几部西部片，片中那些英勇无畏的“红皮肤人”总是战胜狡猾残忍的“白脸蛋人”。

　　但是，1955—1956年间，鲁道夫·F．约瑟夫叫纳瓦霍族印第安人演出了4部关于健康与卫生问题的16毫米的短片或中型影片，却是确凿的事。我们不知道美国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社团是否拍摄过类似的影片。

　　阿拉伯世界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阿尔及利亚电影业的国有化，突尼斯长片生产的新近发展和阿联电影业的新组织，为阿拉伯世界的电影开辟了广阔的远景。阿联电影业的改组使亨利·巴拉卡特得以拍出一部卓越的影片《罪孽》（1965年摄制），它以有力的手法描写了法鲁克王朝下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景况。这位富有经验的老导演在法鲁克王朝末日时已曾以类似题材拍了一部真正的杰出作品《麻鹬之歌》（1951年摄制）。

　　此外，阿联电影的领导也鼓励埃及青年电影导演去摄制长片，如卡利尔·夏乌基的《山》和胡桑·卡梅尔的《不可能的事》，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在阿拉伯世界，到1966年，影片生产只靠开罗的状况结束了，我们可以设想，到不了1970年，在阿尔及尔、突尼斯、贝鲁特、大马士革，甚至在科威特，将会涌现一批青年电影导演，在科威特，石油带来的大量黄金已使这个国家创建了一个小规模的制片业。

　　正在形成的黑人电影

　　在1965年的非洲，塞内加尔人桑贝纳·乌斯曼的艺术成就还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他曾编导了两部短片。在《马车夫夏雷特》（1964年摄制）一片中，这位小说家叙述了一位流浪在达喀尔街头的贫苦马车夫的一天生活。在《尼亚耶》（1965年摄制）这部影片里，他描写一个滨海村庄的生活，对社会的批判更进了一步。

　　桑贝纳还是第一个摄制一部具有无可争议价值的长片的黑非洲人，在这部名叫《黑女仆》影片中，他叙述一个塞内加尔姑娘在法国被雇当女仆，最后被迫自杀的故事。这部具有独创性的成功作品在电影史上是有着划时代意义，它也许预告在黑非洲不少国家里即将出现电影艺术的飞跃发展。

　　桑贝纳为他的三部影片配上了沃尔夫语（一种为几百万非洲人通行的语言）的译制版。如果人们知道，除去包括2500万人通行的班图语外，有500万到1000万黑人说豪萨、伯尔、斯瓦希里、阿姆哈利克、卢昂达等语，那么，妨碍这些国家用本国一种通行语言来摄制百分之百的非洲长片的，就只有电影放映业的不发达状态和殖民时代残留下来的分割局面了。

　　在美国，据我们所知，强大的“有色人种”运动到1966年之前还未能实现百分之百的由黑人摄制的长片。但由美国白人导演、有黑人参加演出的好些影片，常常勇敢地触及到种族问题。

　　作为时代的标志，我们列举下面几部影片：丹尼尔·彼特里根据黑人戏剧家拉仑·汉斯彼莱创作的剧本改编的《阳光下的葡萄》；拉里·比尔斯描述一件混血通婚、从而产生不幸的后代的《一个土豆，两个土豆》；内容大胆而且获得成功的《只是一个人》，在该片中米歇尔·罗默尔和罗伯特·扬谴责了南部的种族隔离和黑人资产阶级的幻想。

　　结论

　　我们通过近百个国家，在电影世界里作了一次漫游。这一概括的巡视尽管有遗漏、不足与错误之处，但已足可表明，电影艺术的普及已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由四五个强国垄断世界电影生产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电影的趋势，不是成为少许寡头的私有物，而是成为一种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并由他们掌握的充满活力的艺术。电影艺术已不再为几个导演所把持，它已成为各国的表达方式与文化手段，与那些存在已几千年的艺术——舞蹈、小说、诗歌、雕塑或绘画——享有同样的地位。

　　然而，这种趋势，并非畅行无阻，电影的普及化在各个国家，正如在一国内部一样，仍然程度不一，极不均匀的。

　　如果按照传统的和粗略的分法，把人类分为几大种类的话，那么，白种人与黄种人可说长期以来已是电影艺术的能手，而黑或是“红种人”则到1966年还是刚刚迈步。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有一种如同打字机那样方便的“磁带录像机”问世，使他们口述的文化变成纪录的文化，使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型的人民之间的交流工具能够形成。

　　不论发展的差别有多大，也不论人们有过怎样的希望与失望，20世纪下半叶的头十年是以许多民族学派的蓬勃兴起为显著特点的，同时，那些存在已久的电影大多数也继续其兴盛的发展。

　　来自亚洲的一系列新发现已经为人所知，人们对拉丁美洲寄予的希望也正在实现，而非洲则正在觉醒。在50个国家里，民族和人民正在（以极不同的形式）成为日益增多的影片的素材，而劳动阶级——电影的主要观众——又给予这些影片以影响。

　　20世纪的电影艺术日益表明它具有无限的前途。人们再也不能认为电影发展已经到了尽头（因为它已拥有太好的语言），或者反过来认为电影行将消灭（因为新的技术——如电视——使电影的表现手段成为过时）。人们看到的是电影样式的日益增多，电影表现方法愈加多样化。

　　到处都可以看到影片表现世界的多样性，而这种表现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出色，这样精采。电影样式与产量在战后十年间要比有声片出现后的头十五年中高出十倍。语言与国家的繁多为电影爱好者带来大量的新发现，使电影不得不抛弃陈规惯例。旧的框框在无数新生事物的压力下被压垮了，新的浪潮到处出现。

　　电影以其突然的勃兴、突然的危机、无数的观众（1960年达200亿人次）、伟大的创造者们、集体的力量及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今天各种艺术中的第一位艺术。它最近的发展表明，它将更加出色和更加完美地成为明天杰出的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且不久将为人民大众所掌握。

　　电影尚未超越它的未来的黎明时期。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六六年七月写于拉翁——莱塔普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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