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
作者: 乔治·萨杜尔
古巴
这个有700万人口的大岛于1897年摄制第一部新闻片
《扑灭火灾》,从1908年开始摄制故事片。但古巴电影的真正开端应该是1913年8月6日长故事片《马努艾尔·加尔西亚》的上映,这部影片,由恩里克·迪亚斯·克萨达导演,叙述独立战争期间一个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是巴布罗·桑托斯和杰苏斯·阿蒂加斯,他们是一个马戏团的老板。以上三人合作,一直到1920年,拍摄了一些社会题材与革命题材的影片(《血与糖》、《在丛林中》——又名《古巴女人》和《桑吉里队长》等等)。
在20年代,古巴摄制了30多部影片,其中有埃斯特万·拉米雷兹导演的影片(如《恶神》、《面向生活》、《阿罗亚托》等),尤其是拉蒙·贝翁导演的影片为数更多。拉蒙·贝翁在离开本国前往墨西哥前拍了《慈悲的圣母》,这部影片尽管剧情幼稚可笑,可是导演却很杰出,演员的演技和民族典型人物的处理上都很成功。这是古巴最后一部有价值的无声片。
为纪念解放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诞辰一百周年,独裁者巴蒂斯塔组织了一次强制性的募捐活动。募捐所得的款项除去挥霍浪费之外,剩余的被用来摄制一部纪念性的影片《白玫瑰》,由墨西哥人费南台兹导演,他很不注意历史的真实性,结果使影片充满官样文章那样沉闷令人生厌的气氛。
闹剧片、哀情片、歌舞片、为美国旅游者摄制的“地方风俗片”、对西班牙后裔及黑人进行粗野挖苦的滑稽片,这些片种组成了从1938年起直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发生前在古巴生产的有声影片的大部分。
1959年,电影协会(简称I.C.A.I.C)成立,它被授权管理唯一的一家制片厂、几家电影院和一个放映网。它开始拍摄一些受新现实主义与纽约学派的影响的纪录片,其中应当指出的有托马斯·G.阿莱亚导演的《土地属于我们》和加尔西亚·埃斯皮诺萨导演的《住房》,后者就是当年曾被巴蒂斯塔禁映的那部《沙洲》的作者。电影协会向外国导演发出广泛的呼吁邀请他们到古巴工作,其中有法国人克利斯·马尔凯(拍了《要古巴!》一片)、阿涅斯·瓦尔达(拍了《向古巴人致敬》、阿芒·迦蒂(拍了《另一个克利斯托巴尔港》)、苏联人卡拉托卓夫和叶甫图申科(拍了《我是古巴》)和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拍了《古巴纪行》和《武装的人民》)。
在1961—1965年间,青年导演完成了近20部长片,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加尔西亚·埃斯皮诺萨导演的《古巴在跳舞》和由柴伐梯尼编剧的《青年反叛者》、古蒂埃雷斯·阿莱亚导演的《革命的故事》、《十二把椅子》和《古姆比特》。
中美各国
中美洲的小国(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一共只有1000万人口,有350家放映35毫米与16毫米影片的电影院,其中顶多有100家每天放映影片。
在巴拿马,第一部故事片似乎是在1949年摄制的,这就是卡洛·鲁伊斯和胡利奥·埃斯皮诺索导演的《幻想破灭之时》。
在危地马拉,1950年摄制了《帽子》;1952年摄制了《加勒比海的女儿》;更值得注意的或1953年摄制的《黎明》,导演J.M.德莫拉在片中以欧洲殖民者虐待印第安人为题材。但在1954年发生的军人政变之后,一切影片的生产都中断了。
萨尔瓦多在1950年左右也许拍过一部彩色长故事片。
在洪都拉斯,许多电影院都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的财产,这家公司在中美各国有很大的势力。
在尼加拉瓜的某些城市里,电影院除去缴纳普通的捐税之外,还要支付一种“火山税”,用以救济火山爆发时的受难者。
在一些居民主要为印第安人与混血种的国家中,有65%80%是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不上两次电影,电影艺术在这些国家还处于初步阶段。
在加勒比群岛,多米尼加共和国或是海地的电影观众人次一直停留在上述水平(320万居民中有95%是文盲,电影院总共有6000个座位)。在一些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殖民地,观众人次要高些。在这些岛屿上,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与故事片都是外国人摄制的,民族的电影艺术还有待诞生。
波多黎各
在这个美国殖民地,观众人次相对而言要高些(每年每人平均购票九张)。1950年之后,由维拉德·范戴克创立的一个杰出的纪录学派在那里颇有发展,范戴克本人是个导演,分别于1939年与1948年在纽约拍了《城市》和《摄影师》两部影片。在波多黎各成功的影片中有:范戴克的《白蹄马》、阿米尔卡·蒂拉多的《桥》和《山里的声音》、奥斯卡·托莱斯的《桎梏》、B.多宁格的《谦虚的人》、路易斯·梅索内特的《我是莱翁的胡安·彭斯》。另一方面,为旅居美国的波多黎各人摄制的商业性影片也相当发达。
委内瑞拉
战后十年,电影企业在这个国家有了令人注目的发展。放映35毫米影片的电影院数目几乎增加了三倍(1954年达到575家),观众人次平均每年每人购票7张(全国人口为550万人),达到了欧洲的水平。有两个重要的放映网(1951年合并)控制着全国近百家较大的电影院。
委内瑞拉制片业是在有声片初期,由各界人士(包括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①创建的“阿维拉影片公司”真正开始的。
这家公司在1930年至1944年间每年生产一二部影片,到大战将结束时,它被一家新公司——波立瓦尔影片公司所收买,后者建立了一家现代化的制片厂,正如另一制片公司——亚特拉斯影片公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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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委内瑞拉小说家、政治家,曾在1948年担任过几个月的共和国总统。——译者。
波立瓦尔公司经历了大战期间连续性的危机之后恢复了影片生产,它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请来了C.H.克利斯登森,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裸体天使》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这位阿根廷人在委内瑞拉接着导演了《游艇伊莎贝尔今晚归航》,也获得十分可贵的成功。这部拍得很美的影片是根据吉列尔莫·梅内塞斯的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改编的,以一个渔村为外景,地方色彩在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指出由墨西哥人维克多·乌鲁丘亚导演的《荒野灯光》
(1953年摄制)。
波立瓦尔影片公司到1954年停止一切影片生产。它的竞争者,设在加拉加斯的梯乌纳影片公司也濒临破产的境地。但该公司的创办人马努埃尔·斯科洛把它挽救过来,在1956年生产了三部影片。
然而,委内瑞拉第一部有国际水平的影片却是由独立制片人生产的。这部影片的女导演玛尔戈特·贝纳塞拉芙于1953年开始拍片,摄制了一部奇特而引人入胜的纪录片《雷维隆》,纪念委内瑞拉一位著名的画家。她在1959年又导演了《阿拉亚》这部长故事片,描写在一片闪闪发亮的可怕的盐田中工人们的艰辛劳动。我们还应该提到青年导演罗曼·查尔沃德的影片《少年杀人犯》。
从1958年开始,政府保证给予电影业以支持,因为电影业似乎并未从好莱坞的商业衰落中获得多大利益。而这种商业衰落在委内瑞拉,正如在整个拉丁美洲一样,是十分明显的。
秘鲁
这个印加人的国家在1954年只有243家影院,人口为
900万,而首都利马却有两三家制片厂,它那十分现代化的“电影城”是在1948年建立的。
秘鲁和智利一样,在二次大战期间电影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每年影片产量曾达到6部。但是,影片生产到1945年就几乎中断,直到后来贝尔纳多·罗加·雷伊在一家临时搭建起来的制片厂里摄制《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一片时,才开始恢复起来。
在拉丁美洲各国中,秘鲁是印第安风俗与文化在日常生活与民间艺术中得到最直接反映的一个国家,它不象墨西哥那样时常受到旅游业的影响。这种情况使得秘鲁在1960年前后产生一种印加电影,对这种电影我们将在后面另行叙述。
厄瓜多尔
这个国家摄制的第一部有声片《他们在瓜亚基尔相识》于1950年获得空前的商业成功,似乎从这时开始,厄瓜多尔每年摄制一二部影片。电影放映业从1950年起发展很快,而在此以前,观众人次连平均每人每年购票三张都达不到(全国有人口350万)。
玻利维亚
在1954年,该国只有60家电影院,总共3 个座位,而全国人口是300万(其中80%为文盲),一半的居民操印第安语,不懂西班牙语。观众人次是否达到每年每人平均购票一张,还未能确定。我们不知道该国是否拍过长故事片,也不知道年轻的玻利维亚人豪尔赫·鲁伊斯是不是一个杰出的纪录片制作家。
哥伦比亚
该国在1920年前后就拍摄最初的几部长片,而根据某些说法,有一个时期这个国家的影片生产在产量方面甚至超过墨西哥与阿根廷。从1940年到1950年哥伦比亚共摄制了10来部有声影片。
阿尔方索·罗贝兹总统的政府当时颁布过一项保护电影业的法令(在大部分西班牙语共和国家中都有此种法令),但是很快就应美国大使的要求而被撤消。观众人次在1957年还未达到平均每人购票4张,不过电影院的数目却由250家增至641家(1954年),放映的节目多为墨西哥和阿根廷影片。1964年,哥伦比亚可能生产了10来部长片,对这些影片,我们还没有任何资料。
乌拉圭
乌拉圭由于电影观众人次与银幕密度都相当高,所以成为一个在电影艺术方面有许多爱好者的国家,每年在埃斯特角举办电影节,在蒙得维的亚举办纪录片与实验影片的电影节。该国在短片方面作了一些颇令人感兴趣的努力,如恩利柯·格拉斯拍摄的《阿蒂加斯》、《人民自由的捍卫者》和根据拉斐尔·阿尔维蒂和玛丽亚—戴莱萨·列翁写的剧本拍摄的先锋派影片《被拍卖的孤儿》。
尽管在蒙得维的亚有一个制片厂,但由于全国人口太少(250万人),使它不能经常生产影片。影片产量每年从未超过两部,质量都很一般,只有几部纪录片与实验性影片是例外。我们要指出的有1947年根据皮兰德娄原作改编的那部《听君摆布》(由一个阿根廷人导演)和1952年摄制的《偷梦的贼》,后一部影片是一部由库尔特·兰德导演的轻松喜剧片,故事情节是在乌拉圭种葡萄的农民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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