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
作者: 乔治·萨杜尔
第二十六章 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
用“阿拉伯世界”来指数达九亿左右的穆斯林,不如用“阿拉伯语地区”一词更合适些,因为这些穆斯林的肤色与民族特性差别很大,从达喀尔到雅加达,他们是被一种出自可兰经的文化联结在一起。在这部伟大的宗教著作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交通的语言,这种语言所起的作用和拉丁文在中古基督教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很相类似。
这种阿拉伯语,也叫做“阿拉伯文”,已经被现代化和简单化。它被广播电台所采用,而无线电广播在文盲通常占80%—90%的人口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工具。阿拉伯语的主要传播范围是北部非洲与中东地区。这些国家的文化中心——开罗在1940年之后已成为它们的电影首都。
埃及(阿联)
卢米埃尔的摄影师们(其中有北非人梅斯吉希)从1897年起就在埃及拍摄并放映影片。1908年埃及已有十几家影院,1917年增至80家,这些电影院有的属百代和高蒙所有,有的归“布兰巧克力公司”或“马托西安烟草公司”所有,后两家公司把电影票作为奖券赠给他们的顾客。
有相当多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或美国的影片在埃及摄制,但是演员都是外国人。意大利人奥沙托(摄有《致命的花》、《走向深渊》)和拉利西(摄有《洛莱托夫人》、《美国的姑妈》)在1917—1923年间用一些阿拉伯演员拍了几部影片。此外,1924年在开罗上映的《尼罗河之子》(1924年摄制)也是由上埃及的一个农民主演的。
如果把1920年以后由国王富亚德一世的摄影师阿齐兹和多莱斯摄制的新闻片除外的话,真正可称为埃及的电影是从1926年开始的,当时戏剧作家韦达德·奥尔菲(原籍土耳其)为一家法国公司摄制了两部影片,由阿齐莎·阿密尔、法特玛·鲁什迪、阿西娅·达格尔和玛丽·奎尼这些妇女担任演员。这两部影片因缺乏资金曾一度停拍,后来由这些女演员自筹资金拍成,她们因此成为埃及电影工业的创始人,在电影业中占据显要的地位。
埃及人把1927年上映的《莱拉》作为他们电影业的开端,这部由特利奥·希阿里尼导演的影片是为阿齐莎·阿密尔专门摄制并由她主演的。继此片之后是《沙漠美人》,由阿西娅·达格尔和玛丽·奎尼主演,同时,极受观众欢迎的演员优素福·华赫比也请穆罕默德·卡里姆导演了他主演的影片《柴纳布》。
从1929年起,有声电影便开始以《月光下》一片在开罗出现,这部影片是由丘克利·马迪用歌曲与舞曲的唱片配音的。
直到1931年在巴黎才制成了第一批真正称得上有声的阿拉伯影片,如《相思曲》,由意大利人马里奥·沃尔浦导演;《做爸爸的儿子》,优素福·华赫比在该片中同法国女演员柯莱特·达尔弗依搭档,在穆罕默德·卡里姆导演下演出。在1932年,原籍匈牙利的摩赫孙·查博完成了一种埃及的录音法,使影片生产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发达起来。
影片生产在1935年以后大为兴旺,达到年产20部左右,当时米斯尔银行在开罗创立了一家现代化的制片厂,以《韦达德》一片(德国人弗里兹·克兰浦导演)在阿拉伯国家大获成功,该片是由著名女歌星奥姆·山尔苏姆主演的。
在战前,埃及的主要电影导演有阿赫默德·加拉尔、托渥·米兹拉希、依勃拉希姆·拉马、斯特凡·罗斯梯、阿赫默德·巴德拉甘、福阿德·艾尔·加扎埃尔利等人。许多导演还是电影明星兼制片人,片中的角色由他们的妻子、兄弟或亲戚担任。歌唱是他们吸引观众的主要手段,通过唱片与电台的传播使某些明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如男明星巴德尔·拉玛、穆罕默德·阿伯台尔·华哈伯,女明星奥姆·卡尔苏姆、莱拉·慕拉德、阿斯玛罕和黎巴嫩女演员努尔·艾尔·何达等人。在战前埃及电影的先驱者中,穆罕默德·卡里姆常常把阿拉伯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如《柴纳布》、《心里的一颗子弹》);演员阿赫默德·加拉尔主要导演由他的妻子玛丽·奎尼主演的影片(如《临时妻子》、《帕夏的女儿》等);演员兼编剧优素福·华赫比创作了65部话剧剧本,他把这些剧本搬上了银幕,由他主演,导演则是他自己或托渥·米兹拉希担任。
在大战期间,埃及电影扩展到阿拉伯各国,同时涌现了新的一代(在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受过培养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卡玛尔·塞列姆。他在《意志》一片上获得他初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成功,胡森·塞德基在该片中扮演一个穷青年,他成功地进了大学,可是以后又陷于失业的境地。这部影片反映出埃及的真实生活,触及到一个危险的主题。尽管这位青年导演没有按照惯例在片中采用歌曲与舞蹈,却获得持久不衰的成功。卡玛尔·塞列姆接着导演了《重大案件》、《星期五晚上》,同时以阿拉伯风格改编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他那部《殉爱记》显然同样受了《罗米欧与朱丽叶》和阿拉伯一个古老传说的启发。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新的阿拉伯市场的渗入,开罗的影片产量在1945—1946年达到64部,这是优秀影片为数甚多的时期。超现实主义画家艾尔·戴尔米萨尼以《黑市》一片开始导演工作,这部影片属于卡玛尔·塞列姆的现实主义路线。尼亚齐·穆斯塔法在柏林学习电影制作之后,开始摄制一些喜剧片(其中有一部带有女权运动的倾向),以后他开创了在贝都因部落中拍摄探险故事片的先例,拍了《拉伯哈》,这种作法使这部在美丽的天然景色中拍得极好的影片大获得成功。不久,尼亚齐·穆斯塔法在爱情传奇片《安泰尔和阿伯拉》上获得更大的商业成功,在二三年间售票收入竟达到200万埃镑。还应指出的影片有《女人的玩物》(由杰出的女舞蹈家塔西娅·卡莉奥卡主演),该片导演为瓦里·艾尔·狄纳·萨梅赫,他是埃及最出色的布景师,曾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过;《工人》由卡麦尔·姆尔西导演;《穷人的女儿莱拉》,由安瓦尔·华德齐导演;《未知的过去》,由阿赫默德·萨莱姆导演;《新的一代》
和《出租的马车》,均由阿赫默德·巴德拉克汗导演。
战后不久,影片产量骤然下降(1948年生产33部)。埃及最优秀的导演卡玛尔·塞列姆故世,同时电影明星巴德尔·拉马和阿斯玛罕也相继逝世。顾客范围在许多国家的扩大,导致了一种“阿拉伯的世界主义”的产生,要求黎巴嫩、摩洛哥、苏丹等国的演员演出,有时还要求采用这些国家的题材。作为制片厂主人的银行老板们极力加快低成本影片的生产速度,大量复制好莱坞获得成功的影片(他们还购买好莱坞影片阿拉伯语版的发行权)。最后还有国王法鲁克的检查机关沿用英国人在1914年制定的“法规”,加强它对电影的严格检查。
开罗当时被称为中东的好莱坞,但是这种类比在很多方面带有贬义。喜剧和悲剧在装饰极为豪华的沙龙里展开,人物是那些身穿晚会盛装的夫人和穿礼服(头戴土耳其帽)的先生们,中间穿插着歌唱、夜总会与肚皮舞。这种粗制滥造的电影完全脱离埃及十分贫困的现状,和成为法鲁克王朝(尤其是它最后几年)统治标志的穷奢极侈的腐化不无关系。
制片业后来又恢复兴旺,影片产量每年保持在60部左右。一个广阔的国际市场向埃及打开了,这就是从达喀尔到中国的伊斯兰教世界——同时,还不要忘记那些移居他国的侨民(美洲各国有200万阿拉伯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超过30万)。1942年左右,在某些阿拉伯国家里,一部美国片或欧洲影片顶多能放映一个星期,而埃及影片的专映却常常持续好几个月之久,尽管票价还要贵一二倍。而且人们看到,电影中的阿拉伯语(埃及语的一种特殊形式)影响着年轻的一代,他们采用这种语言的声调,措辞方式和它的方言。
到1950年左右,新的一代登上影坛,接替那批只制作商业性影片的老导演。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沙拉·阿布·塞夫和优素福·沙欣。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的某种影响也出现了,尤其是通过定居于开罗的意大利人吉亚尼·韦尔努西奥的作品(《用我额上的汗》)表现出来,但是,这些影响只停留于表面,而且作用很小。到1952年7月法鲁克王朝被推翻,这才为埃及历史及其电影史开辟了新的阶段。
沙拉·阿布·塞夫和优素福·沙欣这两个气质不同的导演同时出现在一个从1945到1958年间经历相当动荡的国家里。两人中年龄较大的沙拉·阿布·塞夫从16岁(1932年)就开始电影生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任剪辑师,直到1947年才导演第一部影片《永记在心》。他最初获得成功的影片为《安泰尔与阿伯拉》,由库卡和赛拉格·慕尼尔主演,表现一个优美的阿拉伯民间故事,但他的气质使他转向现代题材,例如他的杰作《你的时运就将到来》或《工人哈桑》,后一部影片因法鲁克的检查机关强加的种种限制(只要导演想表现平民阶层就会立即招致这些限制),而很受损害。
在埃及宣布成立共和国后,阿布·塞夫摄制的《妖魔》一片中,最坏的人物是一个同拦路行劫的大盗狼狈为奸的督军。安瓦尔·华格迪的演技有些做作,但导演却用了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善于描绘各社会阶层的面貌。阿布·塞夫的这种才能在《蚂蝗》一片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塔西娅·卡莉奥卡杰出的演技在该片中占着突出的地位,影片成功地描绘出开罗一条平民街上手工业者的生活情景。
优素福·沙欣是在好莱坞学习他这一行业的,他深受美国优秀影片的影响,例如他那部《地狱天堂》的结尾中硬加入一个从希区柯克影片中学来的紧张追逐的镜头,因此使影片大为逊色。沙欣在1950年24岁时开始导演他的第一部影片《阿明老爹》,在《伟大的小丑》这部由优素福·华赫比主演的影片中显示出他无可争议的天才。他的《尼罗河之子》虽然采用埃及的传统手法,内容却是美国影片《河上少年》的翻版,不过,他在片中表现了一种个人的风格,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地狱天堂》的最后部分大可批评,但它的开头部分却很引人入胜,尤其在描写那个讨厌的帕夏①的豪华公馆上更为出色。优素福·沙欣的最佳影片是《中央车站》(1958年摄制),这部影片充满悬念,有侦探片的情节和心理刻画,它以一个大火车站为背景,表现了车站上的旅客、职工和小商贩。影片由法里德·夏乌基、赫勒米·罗斯托姆以及优素福·沙欣本人杰出地演出。现实生活也启发这位青年导演拍了《阿尔及利亚姑娘贾米拉》②(1959年摄制),之后他又拍了《萨拉丁》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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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夏:埃及封建时代的省督。——译者。
②我国上映时译为《阿尔及利亚姑娘》。——译者。
在埃及,新电影的潮流(同时也是政治的潮流)是由革新题材的各种企图表现出来的,而这些企图在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前就已存在。易卜拉欣·艾塞迪纳在《伊斯兰教的诞生》(1951年摄制)一片中以坚定的信念表现了穆罕默德的时代。阿赫默德·巴德拉克汗在《凯末尔传》一片(1952年摄制)中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影片的主人公。胡森·塞德基在《打倒殖民主义》一片中描写了反抗英国人的斗争。这些影片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它们的政治倾向,而不在于它的导演技巧。安瓦尔·华德齐的《达哈伯》,艾泽勒·丁纳·朱勒菲卡尔的《走向生活》,阿巴斯·卡梅尔的《一位可敬的先生》,法丁·阿伯台尔·华哈伯的《哈娜菲小姐》,这些影片的政治倾向不太明显,但有的却是艺术上很成功的作品。
《生或死》一片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影片叙述一个药剂师到处寻找一个小女孩,因为他错把一包毒药当作药品卖给了她),这部不出名的影片由卡麦尔·埃尔谢克和老导演优素福·华赫比导演与主演,故事情节发生在开罗的平民区里。
1950年以来,埃及电影有从它长期被禁闭的沙龙和夜总会中摆脱出来的趋势。由于同本国现实的接触,一些由杰出的演员、编导和技师们制作出来的影片一定会很快出现。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1960年以来阿联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在这一年之后,它的制片厂与电影院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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