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下的盛大合谋

31岁的杨是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品学兼优的他一毕业就进了这个让人艳羡的单位。他的婚事自然也为周围“热心人”关注。

　　1999年秋天，同事为杨介绍了在国家某部委工作的张姓女孩。张比杨大两岁，北大毕业，才华出众，众人眼里，她年纪轻前途广。张杨二人被他们的朋友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对，他们在等待喝这对新人喜酒的快乐。但是对于婚期，杨要比张犹豫得多。

　　“她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女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会想法让我高兴起来。我对她也很好，但不是爱恋的那种。说实话，我总觉得我心中有一道坎迈不过去。”杨的这道“坎”即：他是同性恋。杨说自己是“同性恋”时，没有这个“圈子”里常见的忸怩和愧疚，他说这是他想要的一种生活。

　　但是，像中国大多数同性恋者一样，杨对生活的顾虑不得不使他在做出这种选择时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生存居住这些基本的物质欲望。在他这个年龄，那些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住宅令人望而却步。

　　2000年开春，张的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能否赶上福利分房的这趟末班车，是包括张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改变他们生活境遇最大的一次际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登上这辆未班车的机会，张的单位要求只能结了婚的人才能获得住房的权利。

　　“她显得很着急，每次见了我都提分房的事，而我们俩之间真正谈感情的话少得很。”实际上，感情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显得不再重要，在他们眼里，能否得到这套价值五十多万的住房比什么都急迫。杨不停地接到张希望尽快结婚的暗示。

　　“但是在最后做出和她结婚这个决定之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她说我是同性恋，我和她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杨希望以他的坦白获得这个未来妻子的理解，更多的，杨指望张不要干涉他继续与同性朋友交往的自由。实际上，杨也需要婚姻这个道具。

　　“我觉得我帮她忙，也是在帮我自己，我的父母，单位，整个社会都需要我披上婚姻的外衣，我不结婚就是‘有毛病’。婚姻有时候并不都是因为爱情，它只是一种需要而已。”杨还举出他周围那些因为爱情以外其他原因结合在一起的异性恋者。

　　而对张来说，之所以仍接受了杨的“条件”，除了她看重的分房这个不复出现的机遇外，这个国家公务员相信她的爱会“改正”杨的“毛病”。

　　于是，2000年的“五一”节，这两个各怀心思的男女在同一张结婚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婚姻成为这两个性向殊异者一场盛大的合谋。

　　一个女人失败的心计

　　但是，杨张二人对婚姻的期望都过高，这让他们的共同生活一开始就矛盾重重。

　　“她夜里总是要求我，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种事越勉强越不行。我都害怕回家过夜。可是，我又觉得她挺可怜，嫁给了我，虽然房子得到了，可是也毁了她的青春呀。我只好抱着她，就像搂着一盆火，烫疼了我的心。我恨不得立马把它扔出去，越远越好。”这是杨第一次对外人形容他的夫妻生活，之前，张也从未流露过对丈夫的不满。在所有人眼里，他们夫妻相敬如宾，和气美满。

　　然而，只到了归鸟返巢的时候，在别人无法亲临的暗夜深处，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才感受到无可救药的痛。那段时间，杨从网上认识了来自泉州的同性恋者崔，两人在网上互吐衷肠，一见如故，网上一聊就是大半夜，二人结下金兰之约。杨回家越来越晚。

　　后来，崔为杨辞去他在当地的工作来到北京。杨瞒着张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和崔在这里置下安乐窝。

　　杨借故留宿在外的次数增多，这引起张的怀疑。“我相信她是深爱我的，她害怕失去我。只要加班、或稍晚一些回家，甚至出外办点事，她都要打电话查问我。她总以为我是在外面找男人。”杨为遭受妻子的怀疑感到委屈，在他心里，除了崔一个人，他没有像他妻子想象中的那样与男人乱搞。他开始厌恶这个“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人。

　　凭女人的直觉，张发现了杨与崔的秘密。张对自己的痴情感到失望，作为一个女人，她用尽了所有的手段，仍无法挽留丈夫的心。她不得不拿出被人当作泼妇一般不屑一顾的做法。在杨外出的时间里，张分别给杨和崔的老家父母打电话，告诉两对老人他们儿子的“不轨劣迹”，妄图借家长之威父母之慈给这个孤独的女人一些帮助。

　　“我父母也没有太责怪我，而是要我想想我老了怎么办。他们嘱咐我，外面的世界太乱，要我好自为之。”因为张总是向杨的父母投诉他们的儿子待她不好，在老人眼里，这一切是因为儿媳的泼辣所致，所以，当她告诉他们杨是一个同性恋者时，深居小城的老人明显袒护他们的儿子。

　　但是崔则不这么幸运。“他的家人以为是我把他们的儿子带坏了，不让他跟我来往，把他召了回去。”杨说是崔带给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快乐，他希望尽早结束和张的婚姻，然后把崔再接来。杨相信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日久弥坚。

剥去婚姻的社会色彩

　　显然，张的这起千里状告逆子激起了杨的愤怒：“如果她不这样做，我们的关系可能还要维持得久点，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加速我们分手。”杨称他现在只要一回到那所以婚姻换来的房子就感到恐惧和压抑。他决定离婚。

“我尽可能地做出一切让步，只要她同意离婚。”作为条件，杨愿意将房子留给张，但张仍迟迟不给他答复。这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到底在想什么，谁也无法知道。

　　杨为此苦恼不堪。他希望重新获得婚姻之前的一个同性恋者的自由看来尚需时日。为了逃避，杨申请去德国留学。

　　“当婚姻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后，剩下的就是要将它解体，还其本来面目。”杨的留学签证顺利通过，七月十日是他飞离中国的日子。杨希望以时间和距离来冲淡婚姻的社会色彩，尽管他知道这对于一个女人的残酷。

　　“我是一个坚定的同性恋者。”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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