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李银河和她的丈夫已逝的著名作家王小波一起

　　走进中国社会隐蔽的部落：同性恋人群。与这些被认为变态不正常的人打交道在当时看来是惊骇俗的行为，没有人支持他们的调查研究，包括同性恋者自已。“他们不愿意被打扰，习惯了将自己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然而，做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和一个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对夫妇仍坚持做着他们的研究项目。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愈发感受到这个庞大群体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危险，及他们所处的世俗社会的压力。在他们的调查数据中，占90%以上的同性恋者最后都要被迫地进入异性婚姻。“这对他们的配偶是无法弥补的伤害，但这些同性恋者本身又无力摆脱世俗社会的压力。”李在接受星空网采访时说。

　　1992年，中国第一本同性恋研究专著署名李银河的书《他们的世界》出版，四年后，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又补增新内容的另一本《同性恋亚文化》出版。王小波在评论这两本书时说：“假如你是一位妇女，又不幸嫁给了同性恋者，也许就会遇上冷漠、疏远、没有性生活，却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一生的幸福就会因此而报销。谁能够说，这样的事还不算严重？在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妇女是有的。她们既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样的事，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同性恋者，还以为世上所有的男人全是这样，因而也不会抱怨什么。于是，我们认为很严重的事，她却以为不严重，可是一旦她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定然会勃然大怒，以为受了愚弄。”同性恋者的婚姻问题首次被当众讨论。按照王先生的说法，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是要背负道德和良知谴责的，然而，这却又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在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面前，没有人敢违反祖宗传下来的律条。而更为不幸的是这些同性恋者的异性配偶，他们成为这场婚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直接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超过四千万同性恋者的中国，这种婚姻将影响到至少上亿人的幸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另一个更令政府当局深感不安的问题已摆在面前，逐年激增的艾滋病感染者使这个国家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同性恋人群中的艾滋病感染率明显高于异性恋者，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习惯称同性恋者为“高危人群”。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同性恋者的伴侣关系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与约束，他们的结合显得脆弱和松散，而为了满足心理和生理需求，他们便不停地更换性伙伴。中国不多的同性恋研究专家将这种结果归结于同性恋缺乏与异性恋者平等的婚姻家庭权，李是这种论点的积极游说者，她甚至将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的大面积蔓延上升到立法层面。“承认同性婚姻可以使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建立和保持长期关系，减少短期关系，从而减少艾滋病、性病传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同性恋者理应平等获得和享有这些权利。”李对星空网说。

　　2000年8月，中国修改新婚姻法征求意见期间，李银河首次提出了在新婚姻法中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空间。她为此提出了两个修改方案：“一是将现行婚姻法中‘夫妻’字样改成‘配偶’；二是新增一部同性婚姻法案。”但是这个观点被世人认为太前卫，除了同性恋者给予李以同情和支持外，她听到的都是反对声音。

　　第二年两会期间，作为当年和她丈夫共同研究的成果，李起早了一份《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从同性恋者的公民权、艾滋病性病的预防、保护少数群族与民族精神等方面阐述了提案的合理性。在王小波去世之后，中国同性恋问题的学术研究几近停止，但这个话题在普通民众的辞汇中不再遮遮掩掩，随着西方文化席卷中国大地，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接受。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显然比上一辈人开明得多。在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已呈时代趋势。截止到目前，包括欧洲、澳洲、北美洲部分地区、甚至中国台湾省都给予同性婚姻或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地位。在这个崇尚自我、尊重差异的时代，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和质量也于该国的人权保护联系了起来。李在提案的第二条就提出中国应善于发现并打好这张人权牌。“一旦中国立法保护同性婚姻，将成为我国保障人权的一个有利证据，使仅仅允许同性恋进入军队服役的美国相形见绌。”更多人开始理解和赞同李的观点，清华大学李盾（加木）教授接受星空网采访时说表示，性取向属于从法律意义上讲属于私领域，立法的文明程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私领域的尊重和保护。

　　李在提案中总结说，中国允许同性婚姻，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以及同性恋这个少数族群的利益百利而无一害。由于李本人无法进入全国两会现场，她只好将这份提案委托一个相熟的人大代表将提案带进两会现场。按照程序，一份议案要成为两会正式提案，必须找到三十五个人大代表作为复议人才有资格进入评审者视野。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敏感而害羞的字眼面前多做观摩，他们认为同性恋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然他们中可能存有同性恋者。李委托的这名人大代表只是在事后以写信的方式向她解释了这种尴尬。

提案第一次提交失败后，李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性学方面比如一夜情的研究，这些时下最热门的话题极易引起年青人的关注和拥护。在互联网上，李的名字经常与“性学专家”联系在一起。

　　随着权益意识的提高，更多同性恋者也日益关注自已的生活质量，能否和他们的同性伴侣稳定而长期的生活在一起被当作这个生活质量的最重要指标。“我们认识二年多了，但现

在只能每周末找个时间聚一下。”一个在北京某会计公司工作的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的爱情生活，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并不知道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他的结了婚的男友就会离开他回到他自己的异性恋家庭中去，如果那样，他们两个人都将可能面临一生的痛苦。他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能将他和他的同类纳入婚姻保障体系之中，就可能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

　　李重新将她沉寂四年的同性婚姻提案翻了出来，准备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再次提交这份提案。并在提案原来的四个理由中新增同性恋者与计划生育关系的一条理由。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与中国的这项国策联系起来，显示了这位老人对提案能获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良苦用心。“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研究看，凡是人口增长压力较大的国家，对同性恋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对同性恋则比较严厉。这是因为人口中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将对国家的人口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据统计，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占到3-4%，在中国就是3900万-5200万人。由于没有同性婚姻法，这些同性恋者大多数会同异性结婚生育。如果他们可以与同性结为生活伴侣，将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有利于我国的人口控制。”李在提案中分析道。

　　与第一次提案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新的提案还附加了她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技术操作方案。“这次我准备分别委托两个政协委员提交这份提案。一个是我认识的研究经济的老专家，一个是我们所长。”为了增加这次提案能进入两会现场的可能性，李还专为那位老专家写了一份提案的论证材料，她清楚，这份提案能否进入两会代表的视野，接收她提案的这个老人将是第一关。“但是他当时没有答复我是否帮我带去提案，他说要先看看。”经济学家的答复令李此时的心情惴惴不安。“今年不行的话，就只有再等了。”李说。

　　“就在前几天我还接到一个母亲打来的电话，哭诉她24岁的儿子是同性恋。”对比立法的技术要求，这位一直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专家更感到传统观念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壁垒要大得多。显然，李这份提案的命运远比西方国家她的同类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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