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观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是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都是一些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说到电影跟怀旧，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出版的一本书。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比较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up》，我们译作《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现》，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现》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全裸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断是关于做爱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做爱场面。

李卓陶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天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礼拜日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礼拜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卓陶说：“当时就是饥渴的影痴才会在礼拜天一早爬起床看10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那时候在这些主流院线的星期日早场补看回来的。”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你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季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就是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底下，我们每次入戏院看电影时就有生离死别的感觉，从小就不把看电影当成娱乐。比如说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或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都是这个感觉。”

那时对待电影格外认真，而且戏院环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样，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戏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戏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是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有位电影学者、影评人尤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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