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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纪录 作者: 朱天文 《悲情城市》十三问（1） 第一问侯孝贤是摇钱树? 是的，对不起，他是。 侯孝贤是摇钱树，这句完全违反常识的大胆预言，不是我说的，是詹宏志早在一九八六年所说。称它作预言，因为不仅是它说得简直太早，早在开放探亲党禁报禁解除之前那时候孝贤正是当红的票房毒药，并且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能看见的，侯孝贤但求作为一棵保本树，那已经是他最好的状况。 一九八六年《恋恋风尘》与一九八七年《尼罗河女儿》的拍摄期间，为了请詹宏志策划宣传有数次见面谈话的机会，我后来才发现，詹宏志对单次单部影片的宣传其实兴趣不高。他的想法很大，大到出资老板不免也对他觉得同情。他的许多看似险招奇术，事实上是吾道一以贯之。要用，就要彻彻底底连他的背景和基础一起用，押全部，赢大的。詹宏志洞悉这一切，一边却也婉转尽意地陪耗了不少时间，结果亦如他所料，大脚穿小鞋，三折五扣绕一大圈后毕竟还是回到原来安全的老路上。对于他的创意，不能用，不敢用，也不会用。就是在那段时期，我恭逢其盛，耳闻他谈话之中谬语肆出。譬如他说，侯孝贤是摇钱树。 他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他说，这是一个没有风险的生意。 他说，卖电影可以像卖书。 他说，侯孝贤下部片子的首映应当在国外，巴黎，纽约，或东京。 他说，把侯孝贤当西片做。 他说……他说过很多。我感到荣幸，在爆发那些似偈似颂的结论的一刻，我是现场目击者。詹宏志常常是"结论在先，证明于后"。关于以上所说，尚未见他演证于文字，那么可否暂时让我以现场目击者的亢奋心情，先来夹议夹叙地芜讲一遍。 第二问艺术与商业兼顾吗? 错了，为什么要兼顾。 侯孝贤之所以仍有赚钱的一点希望，乃是因为他的艺术，而非他的商业。 是这样的。一般产品的市场策略，可以寻求"大众市场"，也可以寻求"特殊区隔市场"。如唱片，一张古典音乐唱片在台湾也许只有数千张的市场，但它会在全世界都有一部分区隔市场，集合起来就是惊人的规模。同样，影片除了好莱坞的"大型公司"能真正出品掌握全世界的大众市场以外，其他在国际市场活跃的电影出品国都采用了特殊区隔市场的策略，尤其是法国。法国目前乃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国，凭借的并非大众通俗作品，而是调子偏高的艺术创作。 录影带市场崛起之后，使电影市场的"卖埠"有了全新的面貌，区隔化的程度愈高，各类影片互贩的机会愈大，过去亚洲人影片难打进欧美市场的情形已有新的改变。录影带亦改变了电影的收益结构，它进入一种可称之为"劝募式"的收益方式，即电影开拍时，实际上已卖出了有线电视和录影带的版权，最后再加上戏院的租金。戏院不再是电影收益的惟一来源，它只是一部分。 所以一方面经营台湾的中高水准观众市场，一方面争取欧美其他地区的艺术电影市场和小众市场，如此包括国内、海外和影视录影带各项权益总和，才是评估一部影片的盈亏实绩。 欧美市场的卖埠交易回收较慢，约需一年至一年半，电影公司必须有较长期的投资计划，和较为健全的财务能力。此不同于以往国片的市场计算观念，带给我们莫大福音，之一，感谢老天，至少不必每部片子都被迫驱入一场毫无选择的赌博中--在台北地区首映的一翻两瞪眼掀牌之后，三天以内立刻定生死。而不论是短命的三天一周，长命的两星期，或成龙超长命的三星期，片子演完就完了。短线进出，便是台湾一般片商经营电影的惟一方式，根深蒂固，箍制了多少想象力与发展。 现在，新的市场策略，使得国片在台湾上映也将有革命性的变化，好比采用西片发行方式，意指上片时的戏院数目较少，映期更长，票价较高，寻找精英观众为诉求。它使得更多种少数人看的电影成为可能，电影的类型更加多元，不再那么集权。它使得电影寿命是可以因着对品质的要求而获得延长，其长期持续性的各种权益回收，是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后仍然在进账。卖电影像卖书。詹宏志说，我谈的是生意，不是文化。 此迥异于国片向来的运作系统，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以往我们并没有足够条件进入这个系统。而今国片有产品能以其数年来影展累积的成果，转为商业上的实质收益的时候，就当充分发挥产品其不可被取代的特殊性，去开发这个市场的无比潜力。 于是作为我们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的场景，不一样了。以全世界的卖埠为对象，以五年十年作单位来营运，想想，我们可以做出多么不一样的事情来。 让朱延平做的归朱延平，让星马市场的归星马，让美加华埠的归华埠，让侯孝贤拍他要拍的。拜托他不要梦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托他也别以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诸如《金色的池塘》或《日瓦戈医生》。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实践的话，他才有机会变成"只此一家，别无仅有"，而这个，就成为他的商业。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卖了，对不起，那绝对是一个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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