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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一）
*（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恩格斯于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1章、第3编的第1章和第2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由保·拉法格译为法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起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上，同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根据法文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波兰文本；于1883年在贝内万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这一著作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是1882年）；紧接着于同年也在该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这部著作的俄文译本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于1882年12月发表在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上；1884年“劳动解放社”又在日内瓦出版了单行本，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恩格斯生前，这一著作就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生前这一著作的最后一个德文本（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著作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687。） 马克思写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写于1880年5月4-5日左右，在这篇前言上署名的是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保·拉法格。手稿中有马克思给保·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保·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687。） 这第一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早先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注：《社会主义评论》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贝·马隆创办的月刊。起初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后来是工团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刊物。1880年起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1885-1914年在巴黎出版。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687。）上的三篇文章，它们译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注：指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687。）（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版本中，此处有如下补充：“文章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329、661、687。）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 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注：《北极星报》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1843-1850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1846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687。）。◎第687页◎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注：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329、688。），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1847年1月3日创刊，每周出两次，于1848年2月27日停刊。起初，该报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报方针，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产生了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主持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330、688、777。）。应正义者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注：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329、688。）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注：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688。）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的日报，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是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它起了教育人民群众，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的重要作用。报纸为表明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而发表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普鲁士政府和科隆地方当局政治上的揭露，使其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遭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越发变本加厉了。 尽管如此，《新莱茵报》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英勇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新莱茵报》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30、688、777。）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的，于1849年6月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而被查禁。（注：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688。）（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注：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1849年5月被迫停刊后，沿用旧有的刊名于同年12月创办的一份新的评论性杂志，同时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性刊物。该杂志从1850年3月6日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同时也约请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331、688。）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第688页◎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版，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版）。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131、321、343、689。）和《前进报》（注：《前进报》是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689、696。）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注：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308、333、689、777。）总委员会； 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 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写于1880年5月4-5日前后 载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9-263页◎第689页◎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 后面这篇论文是由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刚刚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690。）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出现许多外来语这一点可能引起疑虑。但是拉萨尔在他的演说和宣传性文章中已经根本不避讳使用外来语，而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提出抱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那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我没有加上◎第690页◎所谓解释性的翻译。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用语，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它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相反，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么实际上我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冯·艾内恩先生、枢密顾问亨利希·冯·济贝耳先生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唐·吉诃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乔·潘萨去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注：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编者注）。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第691页◎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5-347页◎第692页◎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注：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4版写的。该版于1891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这部著作在1880年首先用法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德文第1版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于1883年3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扉页上标的日期是1882年）。德文第2版和第3版仍由该报社于1883年出版。第4版是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所有这四个德文版本，都以附录形式刊载了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页）。——693。）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0 000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有点过于简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注：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反杜林论〉材料》部分（第696-710页）。——69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第693页◎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4-245页◎第694页◎ 1892年英文版导言（注：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写的。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他在1882年写的《马尔克》一文作为附录收在这一版中。 恩格斯在1892年6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年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并在按语中指出，这几段文字的内容在德国是尽人皆知的，不会引起德国读者的兴趣。 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日、11日和25日，1893年1月1日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和120号。——695。）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教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注：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的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93、695。），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很快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第695页◎著（注：指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696。），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注：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696。），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注：《前进报》是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689、696。）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lzung der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第696页◎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注：扎德鲁加(Zadruga)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 克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分割（注：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和《原始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697。）。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注：《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于1887年出版。——697。）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第697页◎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注意一下英国“体面人物”（注：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的偏见，那么我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问过自己：’物质是不是不能思维’？ 为了实现这种奇迹，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也就是说，让神学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注：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该派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698。）。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注：在德译文中不是“经院哲学家”，而是“唯物主义者”。——编者注）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及其同素体（注：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698。），德谟克利特及其原子，是他常常引证的权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生机、紧张，或者用◎第698页◎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注：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而在德译文中此注被删去：’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编者注）［’痛苦’］。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诗意的诱惑力，以迷人的笑靥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充满着神学中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带有憎恨人类的倾向。它既然要战胜对手，即憎恨人类的、没有肉体的唯灵论，并且要在后者自身的范围内战胜，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坚决认为：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一些失去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名称甚至还可以冠以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以为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与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第699页◎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无限的’这个词，如果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就毫无意义了。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的，所以，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毫无所知了。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激情是一种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冲动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的基本原则：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铲除了还保护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一排神学篱笆。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注：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700。） 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光荣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哩。◎第700页◎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间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注：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701。） 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致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作“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注：“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立。该组织的活动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开始采用这个名称）。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开展广泛的宗教活动，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救世军的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实际上是企图使劳动群众脱离反对剥削者的斗争。——701。）。我时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200 年前已经比今天敢冲敢闯的后代子孙走得更远，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第701页◎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个最高存在物。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意思，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关于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注：指比·西·拉普拉斯《论天体力学》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编者注）为何只字不提造物主这个问题，曾骄傲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注：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到此时为止，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第702页◎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作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已知的为数很少的各个事物的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作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某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第703页◎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他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后面加有“用德语来说叫作庸人。”——编者注）不致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第704页◎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间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间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间阶级（注：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起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708 页），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 class”（“中间阶级”）、“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 ü rgerthum”； 后面，恩格斯又把这些用语译为“Bourgeoisie”，后两个德文用语都指的是资产阶级。——编者注）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在尽管发生各种内部战争的条件下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第705页◎ 此外，随着中间阶级的兴起，科学也迅速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间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率先振臂一呼，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搏斗。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终于引发了三次大决战。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注：指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对这两次战争作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706。）这两次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 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第706页◎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经营活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业渠道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发现，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难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已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发现加尔文教就是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间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可是农民这个阶级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反而免不了破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编者注）。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第707页◎历史上被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几次战斗，以自由党历史家誉为“光荣革命”（注：“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708。）的相当微末的事件而告结束了。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间阶级（注：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处，恩格斯将英文用语“middle class”（“中间阶级”）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变成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注：蔷薇战争指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年），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即约克家族和郎卡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约克家族的纹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家族的纹章上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家族的是北部诸郡的封建家族。这次战争使古老的封建家族几乎完全灭绝，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专制政体。——708。）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第708页◎同工商业中间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注：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加有“无神论的”。——编者注）学说，不仅震撼了中间阶级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所感到尽善尽美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注：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一书序言，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写成，1647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709。），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 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间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间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第709页◎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注：笛卡儿学派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学说的继承者，他们从笛卡儿的哲学中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710。）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注：指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宣布自由、财产等是每个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791年的法国宪法包括了这篇宣言。1793年的雅各宾派《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是根据1789年这篇宣言起草的；1793年这篇宣言被作为导言放在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第一个共和宪法之前。——710。）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注：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制订的五部法典之一，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参看注285）。——710。） 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国的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第710页◎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正是英国的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间阶级，他们同情革命（注：指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这些人是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主要是联合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的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曾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曾遭到英国寡头政治执政者的迫害。——711。），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信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间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第711页◎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第一次通过了改革法案（注：指选举法的改革法案。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由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712。），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注：1824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通过了一项法令，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有关规定。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联的决定，但是却对工联的活动严加限制。例如，仅仅为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而进行鼓动就被认为是“强制”和“暴力”行为而以刑事罪论处。——712。）。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注：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712。），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维护英国大地主的利益自1815年起实施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争得了谷物法的废除，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712。）。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第712页◎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 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 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注：乔纳森大哥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年）期间英国人给北美人起的绰号。——713。），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注：基督复活派是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18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国，流行于北美。它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团体来巩固并扩大基督教的影响。——713。），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参与统治那个王国，更多的部分，则因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第713页◎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间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开演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间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注：民族沙文主义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业上，也是会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尊严的，当他们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英国，使他们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还引以自傲。他们根本没有觉察，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40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10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便询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们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间阶级教育◎第714页◎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间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注：指1867年德比-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12英镑；在城市，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10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715。）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间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注：在德译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中的文字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注：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于1872年实行。——715。） 这一切措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间阶级曾经◎第715页◎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间阶级。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己，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注：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派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135、716。） 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间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从崇礼派（注：崇礼派是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因其创始人之一是牛津大学神学家皮由兹，故更流行的名称为皮由兹教派。它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当时的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属于各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该教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716。）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l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第716页◎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200 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泥于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注：指路·布伦坦诺关于英国工联的论著。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取代工人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也成为多余的了。 恩格斯在《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一文中揭露了这种观点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7-213页）。——717。）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的那些没有技术◎第717页◎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丢失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如果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400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间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 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并由作者译成德文摘要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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