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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三)
26.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 1870年4月9日于伦敦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样,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注:指1869年9月6—11日国际工人协会在巴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讨论大会议程的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及普及教育问题时的发言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8—656页)被保存了下来。——589。)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注: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89年爱尔兰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瑙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瑙尔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后就完全中止了这种鼓动工作。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然而他们却力图使这个协会对英国各统治阶级采取妥协的政策。——587、589。)(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没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注:手稿上是:“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机密◎第589页◎通告(注: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编者注)(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尽可能便宜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注: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590。)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6 000-10 000英镑,也应当计◎第590页◎算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就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第591页◎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通告通过这几个要点同时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注:《国际报》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1873年时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592。)(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亚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注: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6-462页。——编者注)。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指责了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马赛曲报》(注:《马赛曲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592、599。)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70-700页。——编者注)由此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第592页◎(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27.马克思致保·拉法格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洛朗(注:保·拉法格的笔名。——编者注):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提出您为候选人。(注:保·拉法格在1870年4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拉法格认为,他自己不作为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而作为伦敦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较为适宜。他请求马克思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权的问题。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授予拉法格代表权。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是1870年4月18日在瓦尔兰主持下召开的第一国际巴黎各支部全体成员大会上成立的。出席大会的有一千二三百人。会上通过了联合会章程。但是,1870年4月底法国境内开始了警察迫害,并且借口举行全民投票而逮捕国际的会员,这样,实质上就使联合会的活动中断了。——593。) 同时请你们注意,巴枯宁的代理人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注: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注: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未能掌握国际的领导,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平等报》(见注448)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早在1869年11月6日第42号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关于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例的第二、三条。11月13日《平等报》在第43号发表了第二篇社论,建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1月27日报纸又发表文章鼓吹放弃政治,并在12月11日的一篇题为《思考》的社论中,激烈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年12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于1870年1月1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分发给国际各支部。——593。))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第593页◎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被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警觉起来。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注:(指1868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议,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几次发言,他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关于退出和平同盟的声明,都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14—15号上。——594。)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594。)(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伯尔尼(注:此处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语调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451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善于张扬,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注:海涅《吕太斯》第1 部分。——编者注)。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族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这个团体的纲领(注: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这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594。)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第594页◎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注:在19世纪20年代末传布和发展圣西门学说的一批圣西门信徒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1830年根据巴扎尔的讲稿,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反映圣西门主义者对继承权的看法的书,即《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简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595。),江湖骗子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话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对地产和资本的所有权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一心一意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应景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第595页◎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古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货色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老贝克尔愚蠢到如此程度,竟听任巴枯宁把他当作主角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研究拟定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编者注)寄给你们。)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中央局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全部责任!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一种欺骗。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坚持下,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1869年4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596。)。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第596页◎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在巴枯宁的专断下活动。而巴枯宁作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注: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注: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1869年夏在总委员会里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月3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4—416页)。马克思的报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由埃卡留斯宣读。——597。)。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以便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且又正派的年轻人)。这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耍弄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派出代理人等等,这暂时还是一个谜。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过一文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私人通报——《进步报》(注:《进步报》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用法文在勒洛克勒出版,主编是吉约姆。——597。)(勒洛克勒)和《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进步报》是由他的喽啰,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注: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编者注)。(瓦尔兰有这个文件的副本。)但是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第597页◎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回泰辛。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的巴枯宁,忽然在法国的和其他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保卫者(注:巴枯宁在1870年3月2日和3日《马赛曲报》(见注446)第72和73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30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赫尔岑、奥格辽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年3月5日、12日和19日《进步报》(见注457)第10、11和12号上全文转载了追悼信。——598。)。为什么? 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注:《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598。)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注:指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梅季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梅季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格辽夫转交给涅恰也夫。1870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 马克思是从约·菲·贝克尔1870年3月13日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的。——598。)。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权”,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钱。他对死者的颂扬使他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入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注:马克思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他们是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年春季,他们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69年去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598。)。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熟悉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作为阴谋家他是很能干的)纯粹的个人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条是完全违反国际的原则的。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注:在《平等报》(见注448)编辑部改组后,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1870年4月4—6日于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族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多数票。在是否接受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实际上由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注452)实行领导的、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支部,以及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分裂发生了,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单独继续开会。马克思所提到的关于在拉绍德封发生分裂的报道,发表在1870年4月9日《平等报》第15号上。 同盟的支持者以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族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见注463)。1870年4月初,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同盟的支持者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总委员会于1870年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90页)。——598。)。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600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2 000人。吴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族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注:《团结报》是巴枯宁派的周报,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1870年4月至9月在纳沙泰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598。),由巴枯宁的喽啰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化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第598页◎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马赛曲报》(注:《马赛曲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592、599。)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巴黎各支部中制止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洛朗的来信(注: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8日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称劳拉为珞朗,因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是保尔·洛朗。——599。)。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又及。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注:《女王信使报》是英国保守派的政治文学周报,1869年1月至7月在伦敦出版。——599。)中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你们的 老尼克 1871年 28.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71年4月12 日于伦敦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第599页◎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瓦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小矮子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土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29.恩格斯致爱·恩格斯 1871年10月21日于伦敦亲爱的妈妈: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隆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第600页◎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按照普鲁士的样子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按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就大叫大嚷起来——因为其余一切全是谎言——,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4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靠《科隆日报》和《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注: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的秘密政治团体,于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唤起爱国热情,争取自己的国家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和建立立宪制度,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年,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继续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拿破仑失败后,该协会由于要求宪法而被迫害,很快就瓦解了。——601。)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注: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镇压这些人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这之后“蛊惑者”一词开始流行开来。——191、601。)、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同时对1871年的人们也会从好处着想。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 这一点不必多谈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沉寂下来,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第601页◎ 30.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得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现象。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注:互助主义派是19世纪60年代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称。他们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计划:用组织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会等)的办法来解放劳动者。——602。))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的团体。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第602页◎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团体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的谬论),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九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经过长期准备的打击。(注:指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列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地方支部、派别、团体及其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第二项决议第1、2、3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九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十六项决议)以及《关于瑞士罗曼语族区的分裂》(第十七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1—452、454—456、458—460页)。——603。) 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合法的武器来取消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清除出去……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第603页◎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1872年 31.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注:1871年12月4日卡·特尔察吉请求恩格斯从物质上支援他所办的《无产者报》(见注470)。1872年1月6日以后,恩格斯写完了给他的回信。但是,信刚要寄出,恩格斯从《玫瑰小报》(见注471)获知:特尔察吉支持汝拉联合会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因此,1月14—15日恩格斯重写了一封信,仅保留了原信的两段文字(略加修改)。其余的文字,部分写在原信删去的各行之间,部分写在一张白纸上。——604。) 1872年1月14[-15 ]日于伦敦亲爱的特尔察吉: 我没有早一些答复您12月4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第604页◎关心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605、609。)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 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某些政府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这些政府不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这些政府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 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150法郎,但这时那份登载着消息等等的《玫瑰小报》(注:《玫瑰小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 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报》在第360号上的《工人运动》这篇评论中报道说: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松维利耶通告的决定。——605、609。)来了。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所要求召开的代表大会啊!如果你们能够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告的回答,那就好了!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了指责者那一方面了,因此,我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你们已经理应收到了载有罗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注:《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的《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人等于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之流、杜朗之流或涅恰也夫之流,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像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第605页◎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或许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吧?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尔们、吉约姆们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式报告(1871年11月23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注:《社会革命报》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606、611。)),您将会看到,他们使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陷入了怎样的瓦解和软弱的境地。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第606页◎ 32.恩格斯致泰·库诺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注:指巴枯宁企图在1868年9月于伯尔尼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450)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他起草的鼓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等等的纲领。在同盟的大多数人拒绝了他的草案之后,他同少数人退出了和平同盟。并于同年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的上述纲领草案成了这个同盟的纲领的基础。——607。)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第607页◎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天生就是政治性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注:指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它们遭到巴枯宁派的攻击。——608。)见鬼去吧,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即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第608页◎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605、609。)、《玫瑰小报》(注:《玫瑰小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 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报》在第360号上的《工人运动》这篇评论中报道说: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松维利耶通告的决定。——605、609。)上面又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糟糕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枯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12月5 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注: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发表的攻击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1-513页。——编者注)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汝拉的几十个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共不到200人。其先头部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注:在伦敦。——编者注),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为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十分必须召开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找到了借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的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西,而且还由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也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第609页◎ (1)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 (2)200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40-50人(在日内瓦的流亡者)。 (3)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注:《自由报》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610。)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开拥护他们。 (4)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注: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上,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作了关于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1—474页)。获准的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会的一般权力提出异议。支部的答复经委员会讨论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写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99—504页)。以后支部便瓦解为几个小组。——610。)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是大约20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际的缘故)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的集中和严厉的组织的人,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结成联盟。 (5)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那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4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 (6)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蒂(注:现在称作:阿格里真托。——编者注)的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20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反正领导权几乎到处都操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群众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然是马志尼主义者。◎第610页◎ 但是,无论如何,意大利的现状是,巴枯宁派目前在那里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的。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那样的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入而且一点情况也不可能了解的支部,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对于其他像这样发表过声明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注:1871年11月12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松维利耶通告——《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知》。这个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用关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来对抗代表会议的决议,它还包含了对总委员会的活动的诽谤性攻击。在通告中巴枯宁派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和谴责总委员会。恩格斯对这一通告的评价,见他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6—522页)。——611。)要求的声明,都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页。——编者注)。如果您在通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么您就实现了我们的一切希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权威的方式对付他们的对手都灵工人联合会(注:都灵工人联合会于1871年秋在都灵成立,处于马志尼分子的影响之下。1872年1月联合会发生分裂,一批无产阶级分子退出了联合会,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1872年2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611。),开除那个根本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注:《多事人报》是意大利共和派的讽刺性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8年至1872年在都灵出版。——611。)的贝盖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 星期一(注:1月22日。——编者注)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注:《社会革命报》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606、611。)、一期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可惜,载有代表着比汝拉人多二十倍的工人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作的答复(注:《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的一期,我再也没有了)以及一期《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您从这期《人民国家◎第611页◎报》中可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来自60个地方的120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员会。(注:1872年1月6—7日在开姆尼茨召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50多个地方组织的120名代表,其中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政党对现有选举权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工会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还研究了对松维利耶通告以及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进行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的态度问题。代表大会一致支持总委员会,并赞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卜克内西于1872年1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告知代表大会的决定:“大会开得很好……在代表们的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在反巴枯宁派的斗争中支持你们,并委托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1872年1月23日马克思把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总委员会。——612。)比利时代表大会(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9 月)进行修改。(注:1871年12月24—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松维利耶通告时不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1871年12月31日《国际报》第155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612。)我们每天都从法国收到表示拥护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一切阴谋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行动自由的,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成的联合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一点违反章程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好是这样。在贝济耶,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有警务总长(注:阿·布斯凯。——编者注)给他们做通讯员!两个重要的巴枯宁分子——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朗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里昂工人绍耳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拥上王座,所以,他们是拿着波拿巴的钱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报纸,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612、619。)唱着同一的调子。俄国警察是怎样插手这件事情的,我暂且不作结论,但是巴枯宁是彻头彻尾地卷进涅恰也夫事件中去了。(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俄文的原本报告书,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的。)(注:1869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之后,在俄国许多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企图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由于涅恰也夫组织被破获,他使用的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涅恰也夫逃到国外,口头和通过报刊散布谣言说:他被捕了,但在流放的途中逃了出来,还说有要杀害他的秘密命令。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的涅恰也夫密谋无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0页)。——612。)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活动;此外在巴枯宁的那些俄◎第612页◎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 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写信给您,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一切;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说来要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在秘密状态下也能做出许多事情来,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扣下了,我现在另给您寄上一张,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其中一张用来促使马克思小姐给您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 再一次提醒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纯系资产阶级偏见,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事业必须始终加以蔑视。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是秘密的学说。 请您即刻写信给我。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第613页◎ 1873年 33.恩格斯致马克思(注: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1873年开始写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构思。这封信寄到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莱马作的边注。——614。) 1873年5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注:卡·肖莱马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编者注) 1.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作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么◎第614页◎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注:卡·肖莱马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 (b)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表面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c)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就此穷尽。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 2.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不同的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3.化学。过去,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在那些从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身上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注: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 4.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注: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我也不谈。卡·肖·”。——编者注)◎第615页◎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34.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么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像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竞争的地位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总还得附带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被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被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特别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第616页◎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起码就不会同样强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就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不和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正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团结叫喊得最响。这些团结狂,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以更加尖锐的对立形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嚷团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是设法使国际纯净清白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第617页◎牙破灭了(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误以为可以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的失望者,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干出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背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这一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10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的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的那篇文章(注:恩格斯《在国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6—520页。——编者注))。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会逐渐地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第618页◎ 顺便提一句,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注: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编者注)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例如说,《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报纸,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612、619。)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么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是狂热的,而由于这种狂热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鲜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一般地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热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1874年 3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74年9月12[—17]日于伦敦 ……在你退出以后(注:左尔格于1874年8月12日退出总委员会。他在1874年8月14日把此事告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1874年9月25日。——619。),旧国际总归是完全地结束并终止了。这也是件好事。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第619页◎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够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吵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忌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0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第620页◎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1875年 36.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 1875年11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注:1875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德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1875年11月住到1877年3月。恩格斯同妻子在1875年11月6日返回伦敦。——621。),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注: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发表在1875年9月15日《前进!》第17号上,没有署名。——621。)。现在寄上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是用德文写的,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注:这封信中下面的基本内容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为生活的斗争》(见本卷第371—373页)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621。) (1)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接受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反过来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研究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又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句空话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第621页◎ (2) 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中,看来只有赫尔瓦尔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杂志上发表。(注:罗·比尔(罗·拜尔的笔名)的小说《三次》刊载在1875年10月至11月《海陆漫游》周刊第4—8期上。——622。)那里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 (3)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作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比较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并不合适,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将采取下述方式: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wn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1669年阿姆斯特丹版第79页。——372、622。)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像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合理的,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已经证明了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研究家◎第622页◎和哲学家。 (4)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进一步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第623页◎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研究家称心如意的。 (5)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辞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 “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 11月17日 我再次被打断了,今天又拿起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内容,倒不如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我希望您会认为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的。这是我仓促写成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紊乱难读。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第624页◎ 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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